作者：娄孝钦
学术论坛 2010年05期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5-0181-05
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以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从财政、税收、金融等各个层面支持文化产业，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与此同时，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文化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在研究过程中还有一些缺失，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为了深入了解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我们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独秀知识库、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以及四川大学图书馆相关资源对2009年11月以前的期刊论文、重要课题、主要著作进行了检索，力求覆盖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成果，以总结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缺失。
一、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研究现状
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文化产业政策理论支撑，学界对此作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研究不断进步，形成了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理论认识。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理论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内涵的研究
学界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内涵有不同的认识，主要体现为：(1)文化产业政策体现为一种经济政策。一些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国家为指导和调节文化产业活动和经济利益所制定的规则和措施，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政府间接管理文化产业、促进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1]。(2)文化产业政策体现为一整套规范的政策系统。一些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国家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相关领域实行的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上的一整套规范，这种规范具有制度性和原则性，由此来指导和调节文化、艺术事业活动和经济利益[2]。从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内涵的分歧主要为：文化产业政策是一种经济政策，还是一整套规范的政策系统？两者的研究范畴不同，前者主要是经济政策范畴，而后者研究范畴更大。尽管学界尚未对此内涵达成共识，但是，学界充分肯定了文化产业政策指导、调节、规范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功能与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2009年，国务院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文化产业作为一项产业首次被正式纳入国务院的产业政策规划体系。学界充分肯定了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功能和作用，一些学者从三个层面对此进行了论证：(1)从微观层次来看，文化产业政策可以通过产业运行政策来调整文化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文化产业的运行创造一个既有公平竞争、又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充满技术改造、创新意识的良好环境；(2)从中观层次上看，文化产业政策可以通过产业关系政策来调整一国范围内同一地区或不同地区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一国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并建立国内合理的地区分工关系；(3)从宏观上看，文化产业政策又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来调整国际环境下各国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使文化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实现产业全球化目标，并促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最终实现产业的现代化[3]。从这三个层面来看，文化产业政策作为一种复杂的政策体系，覆盖了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调整、指导、优化了企业与企业、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产业关系，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三)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历程研究
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历程的研究，一些学者对从先秦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索，总结了我国从古至今文化政策的发展经验[4]，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历程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其演变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改革开放前的文化经济政策(1949-1978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对文化经济政策进行初步探索，为以后市场化、产业化阶段的文化政策制定积累了无比宝贵的经验。(2)文化市场酝酿期的文化经济政策(1978-1988年)。文革结束后，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党中央对文化政策进行了积极调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文化的经济属性也开始得到承认，我国文化事业出现了复苏和空前繁荣。(3)文化市场全面推进时期的文化经济政策(1988-2002年)。这一阶段，我国文化市场进入全面推进时期，文化产业初步觉醒并迈开了建构其合法性的步伐，文化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引导、培育、规范。(4)文化产业合法化发展时期的文化产业政策(2003-2008年)。这一阶段国家在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政策上更加开拓创新，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重心，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内外统筹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繁荣。这一时期，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鼓励、扶持。(5)文化产业纵深发展时期的文化产业政策(2009-)。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产业作为一项产业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国务院的产业规划体系，这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成为助推社会转型、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动力。在此背景下国家陆续出台《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措施，为全球金融危机中文化产业继续保持“逆势上扬”和我国文化产业应对新的时代发展机遇提供了政策保障[5]。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对我国文化经济政策的探索，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政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现状
学界的研究最终将应用于构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促进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因此，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从研究现状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建议
很多学者提出了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建议。一些学者认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主要为：第一，将文化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之中，并逐步使之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以分类指导为原则，尽快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第三，正确认识文化的双重属性，出台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第四，制定文化产业主体培育政策，制定鼓励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具体政策；第五，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第六，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工程，将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第七，出台鼓励文化产业与工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第八，制定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政策；第九，文化市场培育和规范政策[6]。学界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提出了不少具有宝贵价值的建议，然而，一些政策建议人云亦云，没有落实到问题的实处，没有对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和总结，因而，造成一些政策建议不能迅速地、有效地落实到文化产业发展中。
(二)我国区域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
区域文化产业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一部分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1)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机制研究。有的学者提出，文化产业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从共性机理来看，长三角地区的文化产业政策蕴含着内在的区位文化特性，而且政策效能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偏差则阻碍其发展的步伐；从差异性机理来看，文化产业政策在政策倾向、政策出台的时序和政策实施机制层面存在问题。上述机理说明：长三角地区要实现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必须在文化产业政策上追求“求同存异”[7]。(2)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学界认为文化产业政策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上同样重要。有的学者在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的基础上，对城市层面的欧美文化产业政策，以及国内主要城市的文化产业政策进行了分析，研究比较全面[8]。(3)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是区域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些学者认为，影响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执行的相关要素为：第一，政策本身的因素；第二，政策资源的因素；第三，政策执行者的因素；第四，目标群体的因素。同时还提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执行需要注意以下方面：第一，提高文化产业政策的质量；第二，大力开发政策资源；第三，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素质；第四，提高目标群体对文化产业政策的认同度。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创新存在的问题为：第一，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体制性缺失；第二，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稳定性缺失；第三，文化产业政策的整体性缺失。对此，学界认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创新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正确认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实现民族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二，正确把握民族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规律，是实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关键；第三，完善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体制，是实现民族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体制保障；第四，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是实现民族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根本途径[9]。从学界的研究来看，区域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比较系统化，有利于指导、规范和推动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
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借鉴。(1)对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较多。由于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相对发达，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意义作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学界对此关注度较高。大多数学者对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政策进行了阐释，一部分学者对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政策模式进行了探究。例如，现代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政策有美国——市场主导型，西欧——政府主导型，日本——政府行政指导型，韩国——政府推动型[1]。(2)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学界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范围扩大到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例如，对阿根廷、巴西等国家文化产业的具体政策进行研究。(3)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进行归纳和总结。有的学者认为，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主要体现为：美国主要是放松管制与对外扩张并举；英国主要是多元整合，务实发展；日本主要是文化立国，推动动漫出口；韩国主要是“文化立国”政策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10]。
(四)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研究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很多观点。例如，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缺、弱、变、散、乱、粗”。“缺”，即部分政策的缺失；“弱”，即政策对产业的扶持力度不够，政策措施偏软；“变”，即政策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散”，即政策重点不突出，政策针对性不强；“乱”，即政策不协调；“粗”，即政策可操作性不强。具体而言体现在：第一，政策缺失、无法可依的现象仍然存在；第二，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保护、扶持力度偏弱；第三，政策多变，缺乏必要的稳定性；第四，产业政策针对性不强，重点不突出；第五，各部门政策缺乏统一协调性；第六，一些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11]。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缺失的原因主要为：第一，文化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的现实，决定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不成熟性；第二，对文化产业认识上的偏差；第三，文化产业政策体制的缺陷；第四，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程度不高[12]。
(六)文化产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研究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危”和“机”并存，如何制定文化产业政策，把握时代机遇，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一些学者对我国文化产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文化产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当务之急：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以增强人们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决心和耐心；第二，标本兼顾：全面深化文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以扩大文化发展空间；第三，系统推进：贯彻科学发展观，制定并实施“文化振兴”国家战略；第四，非常作为：设立“国家文化发展促进院”，以健全政府管理机构；第五，保障有力：建立完善的国家财政支持体系，以优化文化发展环境；第六，惠及民生：推行“国民文化消费计划”，拉动国内文化市场消费；第七，战略支撑：新增部分重大文化产业园区项目，以助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第八，重点突破：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建设一批“特色文化产业群”，推动文化改革试验区建设；第九，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发展“涉农文化产业项目”，以开创农村发展新局面；第十，更上层楼：持续、有效推进中国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战略[13]。学界的研究在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决策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体现了政策研究的前瞻性。但在金融危机仍在蔓延的背景下，对如何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建立文化产业领域应对金融危机的长效机制的问题仍有待探索。
三、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中存在的缺失
学界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积极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有一些缺失，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研究思路上存在的缺失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较多的论文在框架处理上提出文化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后，就开始提出政策建议，而缺少对现有政策建议的分析，造成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甚至重复现有的政策思路。同时，一部分研究框架逻辑性不强。例如《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一书中，以文化产业与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之下的民族文化、文化产业在中国、中国媒体在变革、出版与影视、构建民族精神的基础——思想道德建设、狭路相逢——文化的冲击、立马横刀——应对入市挑战为研究内容。虽然以“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为研究主题，但是从研究内容来看，对文化产业政策论述不足，框架上存在逻辑不连贯的问题。
(二)研究内容上存在的缺失
从研究现状来看，深层次的理论研究较少，简单的经验总结式的文化产业政策建议较多，而且政策建议泛泛而谈，大多数是对国家文化产业政策框架的阐释，创新性研究匮乏。文化产业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较少，文化产业政策等同于文化产业发展思路、战略、文化产业管理等。同时，对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史研究、文化产业绩效评估、文化产业政策方法论的探讨不足。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和落实是文化产业政策的两大问题，然而大多数研究仅谈到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对文化产业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揭示不足。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方面，大多数研究描述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现状，成果仅限于编译，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逻辑、实施的情况、评估的机制等方面缺乏相关研究。同时，由于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文献资料的占有量较少，缺乏对文本的细度研究，造成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存在理解泛化的问题，没有揭示出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的曲折性，甚至一部分研究存在一些谬误。例如，国内普遍认为韩国已经成为五大文化创意产业强国之一。然而，2009年5月，韩国文化创意产业振兴院首任院长李在雄访华时表示：“今后将积极努力，为韩国成为世界文化创意产业五大强国竭尽全力。”[14]
(三)研究方法上存在的缺失
研究方法上的缺失有：(1)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不足。大部分研究成果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研究和建模分析。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研究模式，但尚未深入研究。(2)以文献研究为主，实地调研不够。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深入实地调研严重不够。虽然在研究中，出现了不少实证性的蓝皮书和研究报告，但是真正深入实地调查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存在一定的研究缺陷。(3)以外部研究为主，内部研究不足。大多数研究还是停留在外部研究层面上，没有深入到政策制定的内部，研究文化产业政策中的利益相关者构成、利益诉求以及所形成的利益建构现状、利益分配系统，未能解决政策中各相关者间的利益矛盾问题。(4)以宏观研究为主，微观研究不足。大多数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仅仅对文化产业政策泛泛而谈，缺少对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的细读，未能深入到微观层面，提出解决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具体问题的政策建议，造成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导致政策难以进入核心决策层。(5)以单学科研究为主，跨学科研究不足。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需要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大部分研究者较少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比较窄，即使少部分学者进行了跨学科研究的初步探索，也存在着简单套用某些理论的现象。
(四)研究成果形式上存在的缺失
研究成果形式上存在的缺失有：(1)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比重偏小，成果不多。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检索数据来看，截至2009年11月，以“文化产业”直接命名的论文数量为3662篇，然而，以“文化产业政策”直接命名的论文数量为96篇。两者对比而言，以“文化产业政策”直接命名的论文比重偏小。同时，从论文发表情况来看，只有杨吉华、解学芳对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杨吉华15篇，解学芳4篇，其他学者发表论文数量大多为1篇，分布广泛，研究不深入。可见，学界对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还比较有限，有待进一步提高。(2)发表论文层次普遍不高。从论文发表的情况来看，发表在CSSCI来源刊物上的文章较少，论文影响因子较小。同时，检索发现，以“文化产业政策”直接命名的期刊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仅转载了4篇，这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产业的研究阵地缺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水平不高。(3)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的著作较少。大部分研究内容来源于以“文化产业”为题名的著作，只是将文化产业政策作为一个章节进行探讨，直接以“文化产业政策”命名的著作相对较少。(4)文化产业政策相关课题较少。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课题、发改委课题、广电总局课题、文化部课题来看，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的项目相对较少，只有2个课题以“文化产业政策”为题名进行研究。
作者介绍：娄孝钦，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