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赫赫的托尔斯泰却“危机”四伏
托尔斯泰在50岁时，写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级经典，正当庄园财富一派兴旺之时，他迎来的不是踌躇满志，而是“无法继续活下去”的精神危机：
“那么好吧，你在萨马拉省拥有6000俄亩土地，300匹马，那又怎么样呢？”
“好吧，你的声誉比果戈里、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呢？”
“我似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之后，走到了深渊的边缘，并且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忏悔录》，1881年）
如何化解精神危机
这个时期托尔斯泰涉猎了东西方大量思想典籍，他研究基督教的种种经典，结果是认定俄罗斯东正教义和全部神学都是荒谬的；他研究佛教经典，看到释迦牟尼“认定生命是最大的恶”，“在生活中找不到安慰”，只有“从根本上彻底地消灭生命”，这也绝然不符合托尔斯泰探索生命的心思：“读佛学。好极了……错误仅在于逃避生活，彻底逃避。”（1884年）“这是一种多麽奇异的学说！而它又被怎样地歪曲了！这麽一个抽象的学说，涅槃，而突然那里也出现了造神弄鬼，偶像崇拜，天堂地狱……完全是象基督教里的那一套迷信……”（1908年）
精神探索最终把托尔斯泰引到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跟前。肯定现世生活、主张天人合一、淡化神灵崇拜、崇尚道德修养的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才是托尔斯泰希望加以借鉴的。托尔斯泰最初谈论中国文化的文章《孔子的著作》（1884年）首先赞扬的就是中国人热爱和平、勤劳农耕的生活。
1877年，托尔斯泰就曾请求朋友H.H.斯特拉霍夫为自己从彼得堡设法收集一切能搞到的有关中国哲人思想的译作。不过，只是在1884年初，托尔斯泰的日记里，才出现连日研究中国古典哲人思想、一下子抄录下几十则“中国谚语”，其中包括老子、孔子的语录的记载。转抄几行，托尔斯泰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一见如故”、“一触即热”就可见一斑：
3月6日，我在翻译老子。（根据1841年巴黎版斯·朱利恩的《老子，道德经》）结果不如我意。
3月9日，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东西，……读老子。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
3月11日，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极了，同老子一样——履行自然的法则，这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生命。而履行这个法则，会是无声无息的。这个法则只有行于自然冲淡，毫无勉强做作之中，才是最强有力的。我不知道我做这些会有什么结果，不过它已经使我受益非浅。
在接着几天的日记中，托尔斯泰都如获至宝地谈论研读孔子和老子：
3月15日，我的良好的精神状态也要归功于阅读孔子，而主要是老子。应当为自己编排一个阅读范围，……人们在谈论癫僧，而我认为老子就是癫僧的哲学。
3月18日，孔子是对的。关键不是在于权力的力量，而是信念――艺术――教会的力量，是生活的仪式，是娱乐，是一定的道德，它们会轻易地被他们所服从。
3月21日，读勒格译的孔子英文本至深夜。几乎所有的话都是重要而且深刻。
3月29日，读孔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好。没有他和老子，《福音书》就不全了。而没有《福音书》，他却过得去。
3月31日，读孔子，睡下很晚。
4月9日，我开始阅读孟子的书，它十分重要和杰出。孟子教导人怎样恢复和找回失却的心。妙极了。
托尔斯泰随即就要去宣说了：“我汲取了很多对我来说十分有益而令人快乐的好东西。我真想和别人谈谈。”（3月4日）“我正在研读中国人的极高妙的智慧思想，我非常想把这些书使我精神上的受益告诉您和所有人。”（3月11日）果然，托尔斯泰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孔子的著作》，《大学》，《中国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经》。
中国文化的狂热追随者
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日常生活中，无论读书、撰文、通信、交流、讨论、日记，对中国诸子思想他总是耿耿在心、每每提及。或辨析阐述、或对照评判，或引经据典，或锲而不舍地组织翻译出版中国诸子，这成为后期托尔斯泰的一种常态。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地“例证”一下。
比如读了法国驻华大使西蒙的《中土之国》，托尔斯泰马上写信给比留科夫（当时是“媒介”出版社的编辑），劝他：“您一定要拿去读读。我读了很兴奋……这部书一定要给“媒介”出版社讲一讲。”在托尔斯泰积极推荐下，这部书以《中国人如何生活》之名在“媒介”出版社出版。
比如读托尔斯泰马斯－泰洛尔·米多乌斯的《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笔记》，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
“读米多乌斯。很好。中国的教育，如他所说，虽然在数量上少于我们，而在质量上则高于我们。那里的教育主要是教以伦理；而我们这儿根本没有伦理教育。”
比如总结自己80年代初参加莫斯科人口调查，他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得出一千年前中国人在他们的谚语中提出的不可避免的结论：‘一个人游手好闲，另一个人就得饿死。’”（《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1882）
1886年托尔斯泰改写的一个题为《苏拉特的咖啡馆》的故事，让“孔子的学生”（儒生）的言论，让中国儒家文化思想，驳倒其他所有其他教派的狭隘信仰，赫然成为超乎一切学说之上的真理。
日记里他还记下自己和一位新俄罗斯大学（敖德萨）教授H·格罗特的讨论。格罗特指责他“不知道亚里士多德”，而自己则生气地说他“就没看看孔子”。
1893年托尔斯泰的一大事情是和E·波波夫一起，根据斯·朱利恩的法译本和B·施特劳斯的德译本，着手把《老子》译成俄文。他和斯塔索夫一次次通信，谈论对施特劳斯的一些观点的“辨析”；又提出许多新问题，请教老子许多专门用语的解释。而在给自己的同志切尔特科夫的来往信函中，托尔斯泰更是常常转述谈论老子，还建议“把英文版的中国书中墨子的关于爱的学说翻译出来”。
1893年5月，左拉在巴黎的一次大学生联盟举行的宴会上，和小仲马展开科学和信仰之争。托尔斯泰也不甘寂寞，借此为由，撰写了题为《无为》的文章：
“人们的一切灾难，按照老子的学说，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做需要做的事情，不如说是因为做了不需要去做的事情……而我想，他是完全正确的。”
1895年11月，当他听说东京大学教授小西在把《道德经》从中文译成俄文时，便延请小西来庄园一住：“为了俄国能有一个最好的译本，我愿意帮助您检查译文的准确性。”小西来住了四个月。托尔斯泰把他的译文和英文、法文、德文的译文进行比较，并帮助确定译文的章次。
1908年1月，在与一位来访的神父交谈中，不同意这位神父的基督教“真理”。他直言不讳地说：
“您坚信您知道的无可置疑的真理，这使您和我，也和中国人分道扬镳了……而我是和他们（中国人）联合在一起的。”
4月28日托尔斯泰在致一俄工程师Я·И·潘菲洛夫信中说：
“我从知道了中国人之时起，一直对他们愈来愈想了解，并且为在我们这个地球的生活中建立秩序的方面，我在他们身上寄予着很多期望。而且他们人口众多，更主要的是，虽然他们不承认基督教，但是这个民族的基督教精神却总是令我感动，令我神往。”
在亚斯纳亚·波良那的图书馆里，收藏着很多托尔斯泰作过笔记和标记的有关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书籍、报刊，证明着这位八旬老人晚年愈发关注着中国。关于中国人民勤劳、诚实、待人善良的论述，使他对中国心神向往。在饭桌上，他常常向大家讲述从报刊上读到的有关中国的情况，说，要是他还年轻，那他会去中国的。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投入研究中国的哲学、文学和民俗学。他分明看到“在俄国和中国这两个伟大民族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心灵上的联系”，他在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中看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把对人类前途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身上：“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的生活中正发生着伟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中发挥伟大的作用。”
1909年3月20日：“我们决定出版……五，中国概况和三教；六，佛教；七，儒教；八，道教……”
1910年，托尔斯泰去世前几个月，《托尔斯泰选译中国哲人老子名言集》、《孔子，他的生平和学说》、小册子《墨子，中国的哲学家》由“媒介”社出版。
从热忱地接触中国诸子的年代起，托尔斯泰或许受到启发，开创了一种新的语录体创作。他不顾人们一再的劝勉，不去创作大部头经典巨著，从1886年编撰出第一部哲人名言集《1887年名谚年历》开始，之后年复一年编撰了各种语录体作品，如《哲人之思，每日必读》、《阅读园地》，直至生命最后一年编撰的同样包含中国诸子名言的遗嘱性语录体的著作《生之道》。
托尔斯泰临终前三天，病倒在铁路小站阿斯塔波沃。他不想接见赶来的妻子，却接见了“媒介”出版社负责人格尔布诺夫，因为他带去《生之道》的校样：“他用奄奄一息的声音对我说：‘我不行了……这由您自己来做吧’，他为再不能投入这一工作而伤心。”可以说，托尔斯泰是在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执著探索和学习中，离开人世的。
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热忱，恐怕就是国人称他倾心“皈依”诸子思想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