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勇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09期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5)03—0076—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3.006
为了系统整理和出版郭沫若生前的著作，在1978年郭沫若去世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周扬任主任。自198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起，到2002年10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0卷止。历时近20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38卷本《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历史编》和《考古编》的编辑出版工作。虽然耗时较长，但“这套《郭沫若全集》非但不是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反而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全的作家全集”①。先不说这套全集究竟遗漏了多少具体篇目，仅从类别划分的角度来看这一套全集就有较多遗漏，比如书信、日记和翻译等。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借助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契机，申请了《郭沫若全集补编》的创新项目。按照目前项目规划，《郭沫若全集补编》主要包括《翻译编》、《书信编》和《集外编》共计26卷，其中《翻译编》14卷，《书信编》4卷，《集外编》8卷，自2014年该项目正式开始运作启动。笔者有幸参与到了《翻译卷》的编辑工作之中，现将一年来编辑该编的心得体会，特别是对版本的甄选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札记形式记录整理下来。
一、编辑《郭沫若全集补编·翻译编》②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郭沫若被誉为中国现代著名翻译家，可是自1960年来只有《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新时代》、《生命之科学》和《鲁拜集》③再版发行过，而仅仅只有这么几部作品则很难将郭沫若与翻译家的称号联系起来。特别是随着8卷本《鲁迅译文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和11卷本《周作人译文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现代作家翻译作品集的陆续出版发行，读者对现代作家的翻译作品有了整体性的认知，学界对这些作家的创作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相对于鲁迅和周作人来讲，读者近年来能够在书店中购买到的郭沫若译作却寥寥无几，这更令他们对郭沫若作为著名翻译家的称谓有所质疑。
其实，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的50多年间，郭沫若翻译出版了以《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为代表的译著共计500多万字，有多达289种译作问世。翻译活动贯穿了郭沫若文化活动的全过程。就其翻译作品原作者的国籍来讲，涉及欧洲、北美洲、亚洲等9个国家，作品以德国、英国、美国、俄国等欧美国家为主，同时还包括波斯、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共98位作者的作品；就其翻译作品所涉及的种类来讲，既有文学类作品(含诗歌、戏剧、小说)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又有艺术史类的著作如《美术考古一世纪》等，还有科学史著作如《生命之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不仅如此，郭沫若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活动，还提出了诸如“译文应同样是一件艺术品”等翻译思想和观点。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郭沫若都无愧于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翻译家的称号。
对中外优秀作品的海量阅读，使郭沫若的文化视野纵深而且宽广，再加之他本身所具备的思想艺术的敏感性及其对中国文化进程的深度把握，又使他在选择翻译内容时显示了前瞻性和独特性。郭沫若众多的翻译作品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一扇窗口，成为20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催化剂。另外，郭沫若在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极为注重摄取世界各国的文化养分，善于与中国传统文化借鉴交融，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艺术风格，阐发前人未能破解的古代史与古文字研究中的奥秘，形成影响后世的学术体系。
郭沫若的翻译研究与他的翻译活动和译著出版并不同步，直到1978年后才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现。到目前为止，有关郭沫若翻译研究的论文大约有200多篇。这些成果多集中在对郭沫若翻译情况的介绍、翻译方法和技巧阐释、翻译思想和观念论析等方面，研究的方法基本上采取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式，按照语种和国别的分类方式，主要分为郭沫若与德国文学翻译、郭沫若与英国文学翻译、郭沫若与苏俄文学翻译、郭沫若与东方文学翻译等几个研究方向。虽然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来讲比较丰富，但是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许多研究成果仅仅只是停留在对郭沫若译作进行简单对比研究的层面上。另外，现有郭沫若翻译研究成果多是停留在对郭沫若某部译作或译作某一方面的研究，还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梳理。
造成目前郭沫若翻译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郭沫若译作资料的匮乏。目前既没有一套完整的《郭沫若译文全集》问世，也没有系统的《郭沫若译作版本资料汇编》等作为研究者研究的基础。其实，郭沫若每部译作出版和再版的次数差异较大，如《屠场》、《查拉图司屈拉钞》等仅仅出版了两次，但是如《少年维特之烦恼》、《鲁拜集》、《沫若译诗集》等很多作品都是多家出版社多次出版发行。即使是同一部译作，再一次出版时，无论是排版、序跋等方面都有明显变化，这样就造成了各个版本的不同。而每一次译作再版时郭沫若也大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通过这些版本的变化可以捕捉到郭沫若翻译思想演变的规律。显然，对于郭沫若译文版本演变的梳理和研究将是对其翻译方法、翻译思想和比较研究等方面研究的基础。因此，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讲，如果能够在郭沫若所出版过的译作版本梳理的基础上出版一套《郭沫若译作全集》，无论是对翻译文学的研究，还是对郭沫若研究都具有巨大的学理价值。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来讲，它对于普通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郭沫若译作的全貌和风采，进一步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语言文学发展的程度和状况，也具有开创性的应用价值。
二、郭沫若未再版的译作数量惊人
郭沫若译作的绝大多数都是在1950年前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的，此后还有一些译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但是到了1960年以后，他的译作几乎都销声匿迹了。下面，试从1950年前和1950-1960年这两个时间段详述郭沫若译作出版的情况。
(一)郭沫若译作在1950年前出版的情况
1.《查拉图司屈拉钞》初版本为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
2.《德意志意识形态》初版本为言行出版社1938年版，最后一版为群益出版社1949年版。
3.《法网》初版本为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最后一版为现代书局1933年版。
4.《煤油》初版本为光华书局1930年版，最后一版为国民书店1939年版。
5.《日本短篇小说集》(上、中、下)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6.《石炭王》初版本为上海乐群书店1929年版，最后一版为群益书社1947年版。
7.《屠场》初版本为南强书局1929年版，最后一版为译文社1946年版。
8.《异端》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最后一版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9.《银匣》初版本为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最后一版为现代书局1933年版。
10.《约翰沁孤戏曲集》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11.《争斗》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12.《茵梦湖》初版本为创造社初版部1927年版，最后一版为上海群海社1946年版。
13.《浮士德百三十图》初版本为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
14.《战争与和平》(第一分册)初版本为上海文艺书局出版社1931年版，最后一版为骆驼书店1948年版。
15.另外，如《德国诗选》初版本为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最后一版为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新俄诗选》初版本为光华书局1929年版；《雪莱诗选》初版本为泰东图书局1926年版。这3部译诗集都经改动后被收入了《沫若译诗集》中，3部单行本译诗集在1950年后均未曾单独出版过。
这些1950年后未再版译作的数量，基本上是郭沫若全部翻译作品的三分之二左右。其中有小说、诗歌、戏剧、哲学社会科学、艺术理论等多个种类。这么多未再版的郭沫若译作，我们今天只能从图书馆的民国书库或古旧书店中才能见到。可以说，如果不是专门从事翻译研究或郭沫若研究的学者，一般很少有人会去借阅它们，而作为普通的读者就更没有机会知晓这些作品的内容。
(二)1950-1960年郭沫若译作出版的情形
1.《赫曼与窦绿苔》初版本为文林出版社1942年版，最后一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华伦斯坦》初版本为生活书店1936年版，最后一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3.《美术考古一世纪》初版本为上海乐群书店1929年版(当时书名为《美术考古发现史》)，最后一版为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
4.《沫若译诗集》初版本为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最后一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5.《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最后一版为商务印书馆1952年版。
6.《隋唐燕乐调研究》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最后一版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7.《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初版本为质文社1936年版，最后一版为群益出版社1950年版(该译作后更名为《艺术的真实》)。
8.《政治经济学批判》初版本为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最后一版为群益出版社1951年版。
通过以上的列举我们会发现，解放后郭沫若的译作可以1960年为界。此后，这些译作也没有再次出版。
综合以上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出，郭沫若至少有25本译作在1960年以后就再没有以单行本或者以结集的方式出版过，绝大多数读者也就没有办法去了解郭沫若译作的丰富世界。这25部译作除了《查拉图司屈拉钞》、《日本短篇小说集》、《约翰沁孤戏曲集》、《争斗》、《浮士德百三十图》等5部译作只出版过一次外，剩余的20部作品都出版过多种版次的单行本，有些甚至成为当时社会的畅销书。从这个角度来看，郭沫若无论是从译作的数量还是译作所涉及的语言和体裁来看，都无愧于著名翻译家的称号。
三、“全”与“真”：《郭沫若全集补编·翻译编》版本的选择
既然是要编辑成系统的全集形式出版，就要尽可能把郭沫若生前所译的作品都收集在一起。这就随之出现一个问题：是不是只要署名为“郭沫若译”的作品都必须收入其中呢？当然不是，因为“全”必须要以“真”作为前提和基础。译作版本的真实性是编辑此套全集的最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我们所收入《全集》的必须真正是郭沫若翻译的作品。因此，我们编辑《郭沫若全集补编·翻译编》首先要完成的工作便是对入选的篇目和版本真实性进行甄别。这也就需要对郭沫若译作现有版本进行重新考订。在对郭沫若译作版本进行考订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便是郭沫若译作中所存在的伪书问题。
所谓伪书，就是假书。要么作者有假，要么内容有假。郭沫若译文在当时是颇受读者欢迎，正是因为郭沫若译文作品的畅销，所以就有很多不太出名的出版社将别人翻译的作品假托郭沫若之名出售，以此达到吸引读者购买，增加销量的商业目的。这就造成了郭沫若译作“伪书”现象的出现。如上海新文艺书店在1932年出版过一本署名为郭沫若译的小说《黄金似的童年》。那么，这本译作究竟是不是郭沫若翻译的呢？对此，肖斌如曾认为：“《黄金似的童年》，一九三二年四月上海新文艺书店出版，苏联爱伦堡等著，题郭沫若译，但经与曹靖华同志译的《烟袋》一核对，全书章节内容完全相同，显系改换书名伪托郭沫若译。”④肖斌如发现并指出了《黄金似的童年》是假托郭沫若译的伪书，但这仅仅只是提出了一个结论，而只靠与曹靖华的《烟袋》一书相同，就判定该书为假托郭沫若所译的伪书，还略显简单。
之所以断定这本译作不是郭沫若翻译的，是本伪书，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现存的郭沫若自己的回忆文章如《沫若自传》等传记类作品，没有提到过任何有关《黄金似的童年》译作的信息。郭沫若自己的回忆文章虽然有些地方与其他人的回忆有出入，但这仍是我们了解郭沫若生平最好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有关创作方面，我们现在对他的著译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基本上都是以《沫若自传》作为底本，然后再去查阅相关的史料进行论证。从这个角度来看，译者自己没有提到《黄金似的童年》为他所做。
2.从《黄金似的童年》出版的时间来看，这本书的《译者》中注明该书翻译的时间是1932年4月2日，而郭沫若在《五十年简谱》中是这么记载他1932年4月份所做的事情：“一月初旬第四子志鸿生。‘一二八’上海事变爆发，《生命之科学》及歌德自传稿存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焚。三月十五日母在故乡病殁，未能奔丧。”⑤虽然记述非常简短，但是郭沫若依然提到了他最重要的一部译作《生命之科学》。考虑到《五十年简谱》写于1941年9月，郭沫若对不到十年前自己创作情况的回忆应该是清晰的。参阅龚继民、方仁念所编写的《郭沫若年谱》，我们同样会发现郭沫若在1932年4月份大部分时间基本上都用在了《金文丛考》这本书的修订、出版上，而在1932年4月前后的时间，郭沫若所做的大多数事情也多与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写信索要资料、谈论历史等，对于译文的事情根本无暇顾及，更没有提及过《黄金似的童年》这本译作。从译作产生的时间角度来看，郭沫若的确在1932年4月没有翻译《黄金似的童年》的精力和空闲。
3.从《黄金似的童年》的内容上来看，这本上海新文艺书店在1932年出版、署名为郭沫若译的小说，的确与曹靖华译的《烟袋》一文内容完全相同。曹靖华的《烟袋》译作最早于1928年由未名社出版发行，而曹靖华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这个时间段，无论是从创作的名气还是社会影响力都无法与郭沫若相提并论。如果再考虑到上海新文艺书店在1932年也曾经将朝花社编印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中的内容，假托为鲁迅译，并改名为《一个秋夜》出版的情况⑥，出版方把曹靖华的《烟袋》改名为《黄金似的童年》，并假托为郭沫若译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这样做无非因为鲁迅和郭沫若当时都是文坛赫赫有名的人物，假借他们之名来发行译作应该会有好的销路，以此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从出版该书出版社的角度来看，这本《黄金似的童年》也很有可能是假托郭沫若译的。
综合以上因素，基本可以判断该书应为假托郭沫若译的伪书。
类似于《黄金似的童年》这样的伪书，在郭沫若译作中并不是单一的现象，其他如上海丽华书店，将上海真善美书店出版的崔万秋译的《草枕》改为郭沫若译进行出版，也造成了《草枕》伪书的事实。因此，在编辑《郭沫若全集补编·翻译编》时，对署名为郭沫若的译作应该进行详细的考订、辨析，剔除伪作，保留真品，不能盲目为了追求“全”而忽略了“真”。
四、郭沫若译文版本流变现象的阐释
郭沫若译文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以单行本形式问世的。特别是在1950年前，出版郭沫若译作单行本的出版机构数量非常多。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至少有泰东图书局、创造社出版部、群益出版社、言行出版社、上海联合书店、上海现代书局、东南出版社、复兴书店、中亚书店、上海己午社、重庆文林出版社、上海生活书店、光华书局、上海国民书店、上海乐群书店、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建文书店、上海文艺印书局、商务印书馆、天下书店、嘉陵书店、上海海燕出版社、译文社、南强书局、质文社、群海社、五十年代出版社、骆驼书店、中华书局、神州国光社等30家出版机构，都曾经出版发行过郭沫若的译作。这些出版机构既有像商务印书馆、群益书社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型出版机构，也有一些我们可能从未听闻过的小书局，如群海社、建文书店等。这就造成了郭沫若译作因各个出版社的不同而造成不同版本存在的现象，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译作被一版再版，更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郭沫若译文价值也不言自明了。但在热闹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郭沫若与民国出版市场之间关系的问题。
(一)郭沫若与现代出版：一个亟需解决的课题
每当郭沫若回忆自己文学创作之初和创造社成立时情形的时候，念念不忘的就是出版机构如何退稿、刁难的窘境。他的译作出版也有着同样的遭遇，特别是刚刚开始进行翻译的时候，译稿多次被出版社退回更是常有之事。郭沫若在《太戈尔来华的我见》中就描述了他最初翻译太戈尔诗歌时的情形：“在孩子将生之前，我为面包问题所迫，也曾向我精神上的先生太戈尔求过点物质的帮助。我把他的《新月集》、《园丁集》、《曷檀伽里》三部诗集来选了一部《太戈尔诗选》，想寄回上海来卖点钱。但是那时的太戈尔在我们中国还不吃香，我写信问商务印书馆，商务不要。我又写信去问中华书局，中华也不要”。⑦
随后1918年，郭沫若翻译了《海涅诗选》，并向上海书店求售，但因郭沫若当时尚未出名，结果也是与《太戈尔诗选》一样被拒的命运。
即便是有书局愿意出版郭沫若的译作，但是书商们唯利是图的经营方式，也对他的译作出版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郭沫若对此也是忿忿不平。《少年维特之烦恼》在1922年4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作为“世界名家小说第二种”出版发行后，引起了读者的疯狂抢购，泰东图书局不得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出版了四版。⑧但是，就是这样一本畅销书，郭沫若也依然不买账。他在之后再版时的序言中称泰东图书局所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印刷错得一塌糊涂，装潢格式等等均俗得不堪忍耐”，以至于“自己的心血译出了一部名著出来，却供了无赖的书贾抽大烟，养小老婆的资助，这却是件最痛心的事体”。⑨
即使是同仁所创办的出版社，也一样遭到郭沫若的诟病。郭沫若在1929年完成了《美术考古一世纪》的翻译工作，并把他交由张资平创办的上海乐群书店出版。但是，张资平却没有进行校对就出版了。这也引起了郭沫若“感觉着惶恐”，并表示“对于初版本的购买者实在是应该谢罪的”⑩。1931年上海湖风书局再版时，郭沫若用德文原文进行了校对后才出版，并“把这书的第一版停止了印行”(11)。
对于郭沫若与出版商交恶的事情不胜枚举，以上所举的例子仅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其实在当时社会中，绝不仅是郭沫若一人与出版商交恶，鲁迅也曾为了稿酬的事情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有过争执，沈从文也经常为自己的作品得不到出版而忿忿不平。出版商与作者本应是相互支持，共同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和发展，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新文学肇始之时。
现代出版市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影响甚至引领了文学的创作体裁、创作方向、译作选择等多个方面。在这其中，郭沫若与现代文化市场更是一个亟需关注的重要课题。如果仔细梳理一下郭沫若创作的轨迹，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他创作的背后总是或隐或现地出现出版市场的身影。有时，郭沫若不惜牺牲自己作品的出版而奋起抗争出版商的层层盘剥；但有时，他也为了自身需求不得不容忍出版商的无理要求。仅以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版本为例，无论郭沫若对泰东图书局初版《少年维特之烦恼》怎样不满，直到1930年泰东图书局仍然还在出版这本译作，并且在版权页中明确表明这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重排订正一九三○年四月十四版”，而且印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一九○○一——二二○○○”(12)。而在泰东图书局在1930年出版此译作的同时，上海联合书店也同样在出版该译作，并且也是“1926.7.1增订初版，1930.5.1七版”(13)。因此在1926年至1931年间，泰东图书局和联合书局都在不止一次地同时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这两家书局是否已经获得了郭沫若同意出版的授权？或许有一家获得了；或许两家都没有获得；或许两家都获得了。无论是哪种答案，可以肯定，当时的出版市场是非常无序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底中国现代出版市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还需要我们认真地考察和思考。
郭沫若译作的出版和版本的演变过程同样是研究现代出版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有待研究者们去细究和梳理。
(二)郭沫若译作出版版次的不均衡性
现在所收集到的郭沫若译作单行本的版本，给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直观的现象就是：各个译作版本出版的不均衡性。有些译作仅仅只出版了一次，就再也没有出版过；而有些版本，竟然出版了50多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像《查拉图拉斯屈拉》、《日本短篇小说集》等一些译作，仅仅只出版了一次，至今为止没有再版过；而《少年维特之烦恼》，“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民国期间，该小说共印行不下五十版”(14)。从这些译作出版次数的情况，我们多少可以窥探出郭沫若译作的价值取向，甚至可以了解民国出版市场的状况。我们面对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同为郭沫若翻译的译作，出版的次数差别为何如此之大？
过去，人们在回答这样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归结为出版机构的原因。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读者喜欢读的书肯定是书商们愿意出版的，因为他们毕竟以经济利益作为出书的主要目的。对于此点，不再冗叙。此外，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些译作出版次数的情况，来探究郭沫若对译作的基本价值判断和文艺审美取向呢？
首先来看，郭沫若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时候的情形。对于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介活动，郑伯奇曾经回忆：“他编好了他的诗集《女神》，校定了他翻译的小说《茵梦湖》，便开始翻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住定以后，也就着手翻译古尔孟的《鲁森堡之一夜》。夏天，上海的弄房堂子本来很热，泰东的编辑所实际上又兼着宿舍和堆栈，我们初到那里更谈不上什么工作的设备。每天，我们两个人在会客，吃饭兼打包的厅房里面，对坐在一张饭桌，冒着炎暑，做着绞脑浆的工作。我遇到心思烦乱的时候，就跑出去游玩或看朋友，沫若却除了看报和吃饭以外从来不大休息。他翻译得很迅速却又非常仔细，往往为一个单字或一个熟语，会花费很多的时间。每日译好一段以后，他还是反复地诵读几遍，三番五次地加以推敲，然后才肯罢手。他的细心和耐性使我佩服，他的精力更使我惊叹，看见他的工作态度，自己常常惭愧，觉得像自己这样羸弱而又缺乏耐心的人真不配作一个文艺工作者。”(15)在郭沫若所有翻译作品中，如《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样花费如此大气力的，绝无仅有。
不仅仅初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时候如此用功，就是在出版后，郭沫若也不断地进行修订完善。他在此后出版的版本的序言中写道：“愈受读者欢迎，同时我愈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印刷和装潢无论如何不能不把他改良，初译本由于自己的草率而发生的错误，尤不能不即早负责改正。所以《维特》自出版以后，我始终都存着一个改印和改译的心事。”(16)即使是在出版20年后郭沫若还“依然感觉着它的新鲜”，并且还“为使人们大家更年青些，我决心重印这部青春颂”(17)。
正是由于郭沫若对这本译作如此的看重，才有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中国的盛行。难怪蔡元培在《三十五年中国之新文化》中曾说到：“最近几年，译本的数量激增，其中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工人绥惠略夫》《沙宁》等，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18)
再来看看仅仅只出版过一次的《查拉图斯屈拉钞》的情况。这本译作是一部典型的叫好不叫座的作品，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本译作的重要性，但是真正能够读下来的却很少。《创造周报》自1923年5月13日至1924年2月13日登载了郭沫若所译该书的第一部全部二十二节和第二部第四节。1928年6月15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了第一部的二十二节，书名为《查拉图司屈拉钞》，并且列入《世界文库》。但是，郭沫若在翻译的中途便放弃了。不仅郭沫若这样，鲁迅翻译该书也是译到中途便放弃了。(19)
虽然郭沫若自己对放弃《查拉图斯屈拉钞》有过这样客套的解释：“我在《周报》上译《如是说》，起初每礼拜一篇，译的相当有趣，而反响却是寂寥。偶尔在朋友间扣问，都说难懂。因此便把译的勇气渐渐失掉了。早晓得还有良才夫人那样表着同情的人，我真是不应该把那项工作中止了。”(20)但是，实际上最终的原因却是他自己“读《查拉图司屈拉》旧译，有好些地方连自己也不甚明了。着想和措辞的确有很巧妙的地方，但是尼采的思想根本是资本主义的产儿，他的所谓超人哲学结局是夸大了的个人主义，啤酒肚子”(21)。另外，“《查拉图司屈拉》结果没有译下去，我事实上是‘拒绝’了它。中国革命运动逐步高涨，把我向上的眼睛拉到向下看，使我和尼采发生了很大的距离。鲁迅曾译此书的序言而没有译出全书，恐怕也是出于同一理由。”(22)
从这个角度来看，郭沫若对翻译《查拉图斯屈拉钞》的兴致不大，主观上并没有想继续这本著作的翻译，同时也看不到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时的热情和投入。
郭沫若对《日本短篇小说集》的翻译也是这种情况。他自己对这个译本是并不满意的：“这个集子所选的不能够说都是日本现代文坛的代表作。因为在这个集子上有字数的限制，选译者在这个严格的限制的范围内，想要多介绍几个作家，多介绍几篇作品，因此便不免要赶各个作家的短的作品选择，无形之中便又来了一个愈短愈好的限制。因而所选的不一定是各个作家的代表作。”(23)
因版本众多不能一一举例，仅从上述例证中便可明显看出，郭沫若译作版本之所以出现如此明显的不均衡性，一方面是出版社的商业选择，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郭沫若翻译的兴趣所在，这也可以从更深的层次上表明，郭沫若在内心深处还是本着文艺至上和审美优先的价值准则。一个政治家的郭沫若和一个文学家的郭沫若始终不断地交替出现，由此也更加凸显了郭沫若人格的复杂性。
郭沫若的译作版本众多。这众多的版本为我们解读翻译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出版市场提供了一个个活生生的标本，对这些标本的阐释对于相关学科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将尽可能在对这些译著版本进行考订甄别的前提下，尽早将《郭沫若译著全集》呈现给广大读者。
①魏建：《郭沫若佚作与〈郭沫若全集〉》，《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②因项目的名称为《郭沫若全集补编·翻译编》，所以在本篇论文暂以此为名。如果出版时更名，则以出版时所用的名称为准。
③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诗译稿》是郭沫若1969年翻译的作品，由郭庶英、郭平英整理后首次出版。这一部译作就没有算作再版的译作。
④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郭沫若研究专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1页。
⑤郭沫若：《五十年简谱》，《郭沫若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548—549页。
⑥鲁迅：《311013·致崔真吾》，《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76页。
⑦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70页。
⑧傅勇林：《郭沫若翻译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9年，第123页。
⑨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后序》，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6年，第2页。
⑩郭沫若：《美术考古一世纪·译者前言》，上海：群益出版社，1948年，第1—2页。
(11)郭沫若：《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译者序》，上海：上海湖风书局，1931年，第2页。
(12)[德]歌德著，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上海：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
(13)[德]歌德著，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
(14)傅勇林：《郭沫若翻译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9年，第123页。
(15)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饶鸿竞主编：《创造社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55页。
(16)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后序》，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6年，第2页。
(17)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重印感言》，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年，第1页。
(18)桂勒：《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56页。
(19)1918年鲁迅用文言文翻译了《查拉图斯忒拉的序言》一至三节，但译稿没有发表。1920年8月鲁迅署名“唐俟”用白话文翻译完成了《查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发表于1919年9月《新潮月刊》第二卷第五期。
(20)郭沫若：《沫若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62页。
(21)郭沫若：《沫若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74—275页。
(22)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75页。
(23)高汝鸿(郭沫若笔名)：《〈日本短篇小说集〉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页。
作者介绍：张勇(1976-)，男，山东枣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北京 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