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非洲关系发展新时期 - 范文中心

中国与非洲关系发展新时期

09/27

作者:汪勤梅

和平与发展 1998年10期

  中国与非洲国家有着长期的传统友谊。90年代前后,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仍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继续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从而推动中非关系进入发展新时期。

  进入90年代,中国政府继续贯彻6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及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认真执行1983年初中国政府提出的同非洲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坚持将加强同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友好合作做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并结合新时期、新情况、新特点,对非洲的政策和措施进行了必要调整,拓展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领域。

  一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经受了严峻考验,中非友好合作继续进一步朝着纵深方向发展。

  (一)非洲国家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对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政治风波的立场。

  非洲许多国家的政府认为中国发生的风波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加纳谴责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毛里塔尼亚外长会见中国大使时说,支持中国为维护党的领导、安全、团结所采取的措施,中国的稳定对世界的稳定有重要作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阿扎尼亚泛非大会主席等人分别会见中国使节,表示支持中国的立场,希望中国保持稳定。

  正当西方大国对中国实行制裁,不同中国进行高层往来之时,非洲国家顶住西方国家的压力,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交往络驿不绝,继续保持和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1989年以后,第一个访华的外国外交部长是非洲国家的外长。第一个访华的外国国家领导人是非洲的国家元首。仅1990年一年,就有埃及、赞比亚等6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还有许多非洲国家的副总统、议长、外交部长等高级领导人连接访华。1990年至1997年,有42个非洲国家的43位总统、14位总理以及其他领导人和政治活动家频频访华。世界格局的变化,使中国成为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优先出国访问的国家之一,他们支持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正义斗争,赞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各领域特别是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表示愿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

  (二)巩固和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形势下,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尊重非洲国家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情况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反对别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非洲国家,坚决支持非洲国家维护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中国真诚希望非洲国家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

  中国政府尊重非洲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改头换面的新殖民主义和为老殖民主义张目,反对外来势力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新的形势下,达成了新的共识基础,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仅非洲国家许多高层领导人访华,中国各级领导人也频频访问非洲国家,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重视。中国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友好相处的国际关系准则和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中的显著特色,得到了广大非洲国家的高度评价。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至1997年,先后有中国高级领导人约130人次,访问非洲40多个国家,足迹遍及非洲各地,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盛情友好的接待。

  1995年,朱镕基、钱其琛、李岚清三位中国副总理相继访问了18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促进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三位副总理遍访西非、中非和东南非,深入了解非洲的新情况;寻求中非友好合作的新途经;并为江泽民主席访问非洲,深入扩大和发展中非友好关系做了大量的准备。

  (三)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共同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

  冷战结束后,发达的工业国将西方的价值观、民主观强加于非洲国家,以各种手段迫使非洲国家实行多党制,将多党制与援助挂钩,对不实行多党制的非洲国家停止援助。美国甚至干涉尼日处亚、肯尼亚等国的内政,公开支持这些国家反对派制造动乱,遭到众多非洲国家强烈反对。肯尼亚总统莫伊抗议美国干涉内政,表示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并说西方对非洲国家人权现状指责无根据。坦桑尼亚外长说,坦桑尼亚不接受外部强加的民主观念。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表示,非洲需要改革,也要和平与稳定,应视各自国情发展自己的民主制度。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非洲国家反对强权政治的斗争,认为非洲国家实行一党制或多党制,是每一个非洲国家的内政,由各国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真诚希望非洲国家在社会变革中实现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由于广大非洲国家同西方大国的顽强斗争,西方国家从维护各自在非洲利益的考虑纷纷被迫作出了一定让步,并调整了对非洲的政策,不再强调经援必须与多党制挂钩。

  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还以“人权法官”自居,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为审判发展中国家的“法庭”。它们每年都要提出一份所谓“人权报告”,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横加指责,干涉他国内政,引起许多非洲国家的不满。在1997年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斯威士兰代表谴责一些发达国家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和自决权。他认为,非洲国家有权选择适合各国国情和尊重人权的理想模式,即使用金钱收买,非洲国家也不能接受外国对它们内政的干涉。埃及代表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实现发展权应成为与贫穷作斗争和防止发生冲突的手段。安哥拉代表指出人权委员会应成为对话合作的论坛,而不应成为对抗的场所和一些国家审判另一些国家的法庭。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自1991年以来,每年都要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中国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共同努力,使西方国家的反华图谋连续七年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而告终。1997年在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代表支持中国的立场,会议最终对中国提出的动议进行了表决,结果以27票赞成17票反对的压倒多数,第七次挫败了西方国家利用人权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在这次赞成的27票中,非洲国家达14票之多。这是中国外交上的胜利,也是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又一成果。

  二

  为构筑21世纪的中非战略关系,江泽民主席于1996年5月访问非洲的肯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马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等6国。这是90年代中国领导人最重要的一次对非洲的访问。江泽民主席的非洲之行不仅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非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中国与非洲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全面和稳定的国家关系铺平了道路,把中非关系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和战略高度。

  江泽民主席在访问非洲期间,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对非洲的方针政策。江主席强调,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基本点就是,不断增强与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中国发展对非洲国家关系的准则是“平等相待,真诚友好,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把中非友好合作推向新的高度。新时期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其基本内容是:尊重非洲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主张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应该一律平等,相互尊重;支持非洲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干涉的正义斗争;促进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维护非洲国家的合法权益;继续提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在经贸关系中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同时,我们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中国愿意同非洲国家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尊重非洲的民族特点、习惯和传统,反对种族歧视。

  应非洲统一组织邀请,江主席在非洲统一组织的总部发表了题为《为中非友好创立新的历史丰碑》的重要演讲。江主席说,中国的发展,为中非之间友好合作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为此提出五点建议:(一)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二)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三)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四)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五)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江泽民主席对非洲政策的阐述和建议,反映了中国和非洲国家互有需要的共同愿望,因而得到广泛和积极的响应。

  继江泽民主席访非之后,李鹏总理又于1997年5月赴非洲7国访问。这是江主席访非的继续,对加强中非友好往来,增进互相了解,发展传统友谊,扩大互利合作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为构筑面向21世纪的长期友好全面合作的中非关系,谱写了新的一页。访问中,李鹏总理到处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热烈欢迎。李总理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就中非双方如何进一步发展传统友谊,扩大互利合作等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举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务实的会谈和会见,取得了广泛共识,与7国签署了20多个合作文件。这次访问受到了非洲各界的普遍重视和热情赞扬。

  三

  新时期的中非关系中,经济因素具有突出的地位,这也是新时期中非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为中非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1990年7月第26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确定,今后非洲国家工作重心由政治解放转向经济发展;1991年6月第27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在尼日利亚新首都阿布贾举行,与会各国签署了《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以努力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和实现经济一体化。这反映了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巨变给非洲带来的猛烈冲击逐步过去,非洲大多数国家日趋稳定,区域合作和联合自强的要求正在增长。许多非洲国家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非洲进入一个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和非洲国家都需要稳定与和平,都在为发展经济而不懈努力。同时,中国与非洲各国之间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日益需要进口非洲的石油、木材、铜、铬等初级产品和非洲的庞大市场。而非洲需要中国价廉物美的轻工、机电、农机和日用品,需要中国的技术和投资等,特别是需要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和各种经济技术友好合作。

  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与非洲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在新形势下,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经济交流,拓展经贸合作的新途径,符合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根本利益。现在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而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经济体制也在作重大调整,中非经济合作的方式必须适应新形势进行改革。中国进行力所能及的传统援助和真诚援助非洲国家的基本方针不变。中国还决定适当增加对非洲无偿援助的比例。同时,改变过去仅仅依靠政府间的合作,使中非合作的主体,从双方政府转为双方的企业,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和援外项目合资合作等方式,以利于扩大对非洲国家援助资金的来源,提高援助效益,使援助更符合受援国的实际需要。

  中国为加大巩固和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的力度,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首先,国务院成立对非洲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非洲工作的领导,规划和协调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对非洲工作;调整了对非洲的政策和方针;在非洲建立十个投资贸易中心,扩大中国向非洲出口,同时做好从非洲国家进口的工作;将援外与投资、贸易、互利合作结合起来,推动中国企业同受援国企业长期进行合作,集中力量,在非洲有选择地启动一些大型项目,实行共同发展。这既给非洲有关国家的经济以较大的推动,又能帮助中国得到一些必要的原料。为支持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举办合资企业,中国将提供由政府贴息的优惠贷款,以部分解决这些合资企业所需的启动资金。

  为落实国家对非洲工作的政策、方针和措施,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多次召开全国性的对非洲工作会议,并作了具体部署,使中非经贸关系有了较大发展。1990年中非贸易总额为17.2亿美元,1996年达到49.5亿美元,1997年突破50亿美元大关。中非经济合作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结构逐步调整,规模也较大。如中国在1997年向埃及出口合同金额达1.45亿美元年产130万吨和60万吨水泥的成套设备。中国与苏丹的公司合作承建金额为2.15亿美元的石油管道工程。中国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与尼日利亚铁路修复改造工程项目承包商中土集团公司签订全境铁路信号改造工程合同,工程总金额5.28亿美元。

  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发展深入的另一个特点是科技含量不断提高。如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与阿尔及利亚的有关单位签署了阿中核能合作会谈纪要。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合作,先从板车开始到汽车、卡车,之后发展到飞机出口、技术培训,现已向一些非洲国家出口约3000多架各种型号的飞机。1997年4月,埃及总理访华,国家科委与埃及农业发展部签署了中国“星火计划”与埃及“曙光计划”合作协议,两国共同在埃及合作实施科技兴农计划。另外,中国与埃及等非洲国家合作建设经济特区,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关系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可带动两国经贸关系向更全面和多方位的方向发展。

  四

  中国与南非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90年代中非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南非综合国力强,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中南建交之后,必将为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各个领域开展全面的友好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中非友好合作加强,并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

  在经济方面,两国的互补性很强,中国可以向南非提供粮食、机电产品、技术、纺织、家电、化工产品等,中国出口的日用品可以满足南非广大低收入消费者的需要。中国成熟的工业机械设备和技术对南非现有工业结构是巨大的补充。南非可以向中国提供铁矿砂、铬矿石、锰矿砂等初级产品,同时南非的采矿设备和技术、钻石、宝石、纸浆、羊毛产品也很适合中国市场需要。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较快,贸易额从1991年的1,465万美元增至1996年的13.5亿美元,1997年可达19亿美元左右。劳务合作方面,中国已有30多家公司同南非签订了140多个合同,互利合作金额约10亿美元。中国在南非的投资发展也较快,已建立各类企业、机构47个,双向投资金额为232亿美元。

  五

  台湾当局继续在非洲推行“弹性外交”,但遭受重大打击。自1990年以来,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坚持对中国友好,支持中国统一祖国大业,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立场,维护了中国与非洲的团结与合作。但是,莱索托、几内亚比绍、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塞内加尔、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尼日尔、乍得先后与台湾当局“恢复外交关系”或“建交”,中国政府决定中止同它们的外交关系,并停止执行政府间的一切协议。之后,莱索托、尼日尔、几内亚比绍又与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1996年11月27日,南非总统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南非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非将于1997年12月31日与台湾断交”。1998年1月1日,南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与台湾当局断交。这对台湾当局的所谓“弹性务实外交”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少数国家中,南非是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南非政府的正确选择已经并正在引起连锁反响。1998年1月30日,中非共和国宣布同台湾当局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必将日益发展,向着21世纪广阔的美好前景迈进。

作者介绍:汪勤梅 外交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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