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关于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也叫“第三国际”，是由列宁在1919年亲手创立的。它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机构。
此前，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创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
共产国际存在了近25年。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关键阶段，为了消除同盟国首脑丘吉尔、罗斯福等人的政治疑虑，经斯大林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1943年5月13日的特别会议上作出了一个当时使世界为之一惊的重大决策：解散共产国际。并随即向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中共中央很快收到了这份电文，并立即作出了反应――5月26日，毛泽东召集了有关领导人开会讨论，决定从“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从此，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共产国际及其派出代表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的历史，真正走上了在毛泽东领导下根据自己的国情、依靠自己的经验和判断进行革命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始终都承认，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岁月里，共产国际尽了它一切可能的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很大的援助，特别是来华代表冒着生命危险，亲临第一线和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也不否认，共产国际和其派出代表，又常常脱离中国的实际，颐指气使，包揽中国共产党的事务，给中国革命造成过严重的损失。
这里，笔者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中择其几位加以追述。我想，对于这些人无论其是功大还是过大，我们都不应忘记他们。
维经斯基：共产国际第一位驻华代表
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第一个“钦差大臣”。他的到来，标志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开始。
维经斯基1920年3月来华后，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首先访问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发祥地北京大学，会见了在中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先行者李大钊，向许多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散发革命书籍。后来，李大钊又很快介绍他去上海同陈独秀见面，商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之大计。在上海，维经斯基同陈独秀、李汉俊等广泛接触，深入交谈，取得了共识，还具体帮助做了一些建党筹备工作，为后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组织指导中共“一大”的召开奠定了基础。这期间，维经斯基还接触过孙中山及汪精卫、冯玉祥、蒋介石等当时中国的风云人物。
1921年初，维经斯基因另有任务调回国内。不久他又第二次到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维经斯基回到苏联。1927年到1929年，他担任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1931年至1934年，担任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1934年后，完全改做研究和教育工作。在科研上，维经斯基颇有建树，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远东问题的理论与历史著作。1953年，维经斯基在莫斯科病逝。
马林：惟一见证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外国人
马林是在1921年6月到达上海的。一到中国，他就立即着手帮助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先后同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交换了意见，研究确定了召开“一大”的有关事宜，并设法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取得了联系。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马林出席了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据史料记载，他是惟一目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共产国际代表。会议中途，当担负望风放哨的王会悟报告会场外有暗探的紧急情况时，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马林建议宣布休会，并嘱尽快转移人员，寻找新的会议地址。由于他的正确建议，使会议避免了敌人的破坏，与会人员未受到任何损失。这次大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向全世界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在与中共紧密接触的同时，马林也同时与在上海的国民党总部进行联系。1921年10月，他会见了国民党人张继。张邀请他在1921年12月去桂林同孙中山见面。马林接受了邀请，按约定的时间在广西桂林拜会了孙中山。
通过半年多对国共两党的了解和对中国革命的考察，马林觉得，在中国应该建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合作开展革命。他把这个想法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斯内夫利特战略”，并立即报告给了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很快得到了批准。
然而，陈独秀断然反对他的建议，亲自写信给首任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请他出面干预，阻止马林计划的实施。不用说，魏经斯基是支持马林的。后来，陈独秀又想通过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1922年8月召开了杭州西湖中央特别会议。尽管有不少人对马林的想法提出异议，但在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要求下，西湖会议最终同意了马林的“斯内夫利特战略”。
马林在中国呆了不满3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等关系越来越僵，矛盾愈来愈深，已无法继续开展工作，于1924年初奉调回莫斯科。4月，辞职回到自己的祖国荷兰。1926年夏，斯大林开展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马林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1927年马林退出了荷兰共产党，建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1942年4月，马林被法西斯处决。
鲍罗廷：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
鲍罗廷既是共产国际派往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担任其政治总顾问；又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指导中共内部事务。他还掌握着苏联政府援华物资的分配大权。由于他具有这样特殊的身份，因此地位显赫，权力和影响很大。
他一到上海，就会见了陈独秀，就有关重大问题进行磋商。随即乘船南下，于1923年10月到达广州。孙中山亲自主持欢迎宴会，一些党政要人纷纷出席，为他接风洗尘。
鲍罗廷的到来，表明苏联实际援助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的开始，同时揭开了国民党改组序幕。由于鲍罗廷斗争策略灵活，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孙中山多次向国民党要人交代，“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要听鲍罗廷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就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后来，鲍罗廷在指导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发生过严重失误，已经无法完成新的任务，共产国际不得不另外择人来接替他的工作。
鲍罗廷返回苏联后，便被停止在共产国际中的工作。而且共产国际成立特别委员会审查他的错误。上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后，他主要从事外文出版工作。1949年苏联政府错误地指控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为“间谍”，并将她驱逐出境。这一事件株连了她的友人鲍罗廷，接着鲍被监禁，1951年死于狱中。斯大林去世后，鲍罗廷才被恢复名誉。
罗易：雄心勃勃给中国革命“把脉开方”
罗易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威胁日益严重、大革命处在紧急关头的时候来到中国。他是受斯大林之托，雄心勃勃来给中国革命“把脉开处方”的。
然而，罗易代表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把脉”把得不准，开的“处方”也并非灵丹妙药。因为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革命性。而此时，在国民党内，右派势力占了上风，反革命的本质暴露得越来越充分。面对这么一个党派，还把中国革命成功的赌注下到国民党身上，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后来，罗易到了汉口。十分凑巧，同一天，武汉既迎来了罗易，也迎来了从上海赶来的汪精卫。这时，蒋介石正加紧做叛变前的准备。由于罗易一意孤行，不同意在军事上打蒋，使蒋介石的气焰更加嚣张，终于在1927年4月12日于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政变的第二天，上海的街头到处可见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尸首。天真幼稚的罗易仍抱有幻想，致电蒋介石，希望他回心转意。这时的蒋介石根本不予理会，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三千，不愿放走一个”。紧接着，广州、武汉、宜昌、长沙等地也相继发生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惨案，革命遭到了重大损失。
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罗易，他终于放弃了最后一丝幻想。作为回答，罗易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危胁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愤怒地宣布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屠杀工农的凶手和民族的叛徒”。
因为在中国指导革命失误，并牵涉到斯大林“五月紧急指示”泄密事件，罗易被戴罪召回莫斯科。这时的罗易对共产国际“六大”一系列决议持反对态度，并在刊物上发表反共产国际的文章，1929年1月被清除出共产国际。1930年12月，罗易秘密返回印度，从事民族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易蜕变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大肆攻击曾经信奉并为之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1954年1月25日深夜，罗易在自己的寓所里病死。
罗明纳兹：帮助重建中共领导机构
罗明纳兹与斯大林是同乡，他是斯大林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发动最后攻击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之一。因此，深得斯大林的青睐和重用。
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他来华主要是贯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的决议》，帮助中共召开“八七”会议，重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1927年的“八七”会议，是一次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会议。这次会议，罗明纳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初步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正式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选举了瞿秋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于过分强调加强工人成份，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层。会上，罗明纳兹还亲自提名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至此，罗明纳兹完成了重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任务，最后实现了由“鲍罗廷陈独秀”领导体制向“罗明纳兹瞿秋白”领导体制的转变。
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回到湖南领导秋收暴动。暴动受挫后，毛泽东放弃了攻打长沙的既定方案，率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一举措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十分正确的。但罗明纳兹认为毛泽东不听他的招呼，极为恼火，于是在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上，又亲自提出撤销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亲自提名任命又亲自提出撤销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中，恐怕也只有罗明纳兹这样做了。历史就是这样滑稽和无情。
由于罗明纳兹的影响，“左”倾盲动错误影响和统治了全党，同样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损失。
罗明纳兹后来被取消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资格，不久便回到了他的故乡苏联。1930年12月他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被解除了党内一切职务。从此，他在政坛上永远消失了。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该事件发生后不久，罗明纳兹自杀身亡。1935年1月被开除出党，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恢复名誉。
米夫：亲手把王明扶上台
米夫做的两件事，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是他26岁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邓小平、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蒋经国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二是他走到共产国际关注中国革命的前台，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的身份来到中国，操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亲手将王明扶上台，使“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共达4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前，米夫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未经任何形式，不与任何人商量，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名义拟定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同时，自作主张圈定出席会议的代表。在到会的37人中，王明等非中央委员15人，占代表总数的40%。并且规定，这些人不仅有发言权，表决权，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的这一行径虽然遭到绝大多数与会者反对，但他却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裁定，最后硬是将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拉进了中央政治局，使王明一步登天。他的这一行径，在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当时的向忠发虽名为总书记，但实权却逐步转移到王明等人的手里。
1931年6月，向忠发被国民党捕杀后，王明代理党的总书记。王明眼看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盘算再三，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在同年11月故作姿态，辞去代理总书记职务，把中共领导权交给入党才6年、年仅24岁的博古，自己携妻离开革命大本营躲到莫斯科去了，在那里当上了太上皇，通过无线电遥控中共中央。
不久，米夫回到莫斯科。回国后他并不走运。处于逆境时，自己曾亲自培养并被看成是“得意门生”的王明不仅不安慰他，反而数落他，甚至给他出难题。1937年苏联“肃反”运动时，米夫受到严重打击，1938年被斯大林下令枪决。斯大林去世后被恢复了名誉。
李德：最后一位在华的共产国际代表
李德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的。1933年，由于恶劣的环境，李德扮成一个外国旅游者和考古学家，历经艰难，几番周折，于9月到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李德名义上担任苏维埃政府顾问，实际上直接参与了军事指挥。不少战斗失利，李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致使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之初，同样是李德的错误指挥使红军屡吃败仗。到1934年底，中共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从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才不得不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李德对指挥大权旁落时有不满情绪，策动博古起来反对遵义会议的决议。由于博古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回到了正确路线上来，加之中央领导的坚强团结，李德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应当说，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能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朱德等一道，一步一个脚印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确实是不容易的。后来他还能与毛泽东等一起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更是难能可贵。就这些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不应忘记他的。
1939年秋，周恩来赴苏，李德随同乘坐同一架飞机到苏联。李德是最后一位，也是在华时间最长的一位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
苏德战争爆发后，李德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1949年返回自己的祖国德国，从事翻译工作，曾任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1964年，他陆续发表了一些反华文章，并对自己在华工作的错误进行辩解。1974年8月15日，李德去世。
责任编辑 钟海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