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晚，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栏目请来《塘约道路》一书的作者王宏甲来讲讲塘约道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王宏甲讲了很多很好的内容，但有两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塘约道路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组织起来，一条是党的领导。组织起来除了把原来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进一个村社合一的合作社，还要把农民的土地都要通过确权成为集体的土地，这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有一条党的领导，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任何社会结构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是基本统一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中国农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这个组织起来的经济基础在很多地方已经名存实亡，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家里遗留下留守子女、留守妻子和留守父母等诸多社会家庭问题。而大多数农村基层党组织，也没有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有些地方甚至被村霸所把持，成了坑害农民的恶狼。如果中国农村里，这样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中国农民的致富道路就是一片迷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会因为农村这一大块的短缺而不会取得彻底和完整的成功。
三农问题要解决，喊了这么多年，很少能找到一套相当有效的措施。分散的农民，怎么能帮助他们走上致富的道路？农村党组织的涣散，怎么能领导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这都是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命门。
现在塘约人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为全中国那些还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农民展示了一个方向，一个榜样。我们应该感谢塘约人民，感谢塘约的党支部书记左文学，感谢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在周建琨的建议下，在左文学的带头领导下，在塘约人民的努力与支持下，塘约道路对如何让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如何在中国农村建设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家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
多年来，如何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有不少人提出过不少的主意。其中有那么一些主意就是要支持资本走到农村去，用资本把农村土地支撑起来，农民要么去给资本打工，要么是把土地租给资本，自己收取那可怜的一点租金，而农民自己还要背井离乡去一二线城市打工。农民还要承受离开土地、离开家乡、离开家庭的痛苦，同时遗留下一大摊子社会与家庭问题。这是中国农民必须要走的路吗？塘约道路告诉我们，完全不应该是这样。
那种把土地交给资本的馊主意，完全可能是破坏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罪魁祸首。如果真的实行这么一套，别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了，中国农村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动荡的、混乱的、永远不能稳定的社会。这样一个状态会成为中国以及中国农民的一个巨大的恶梦。这样的情况绝对不能让它出现。它实在太可怕了。
有人会说，人家欧美不就是实行的农业资本主义吗？人家那边干得不是挺好的吗？或许吧，或许挺好。但那里不是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有如此之多的农民。即使在二百年前，欧美的农民数量也远不如中国农民的数量。欧美土地广阔，自然条件要好得多，农民人数也要比中国少得多。农业资本主义确实为欧美的农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成果。但是中国行吗？行得通吗？中国地少人多，这个结构性缺陷几乎是无法解决的。如果走西方农业资本主义的道路，少数人成了农场主，而那么多农民将何去何从？去往城市里住贫民窟吗？那中国就成了什么样子了？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个体化的农业生产几乎没有给中国的农业和中国的农民以任何有效的希望。左文学说得好，在中国个体农民根本就扛不住市场上的任何变化和冲击。他原来养了四五年的猪，赚了一些钱。但是有一年，猪肉价格大幅度下降，他把几年赚的钱都赔进去了。从这样的经历，他领悟到，中国农民单打独斗是不可能有任何出路的。中国农民必须要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如果不组织起来，听任资本的奴役和驱使，那么中国的农民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塘约道路》这本书一出版，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些省委的领导干部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地阅读，去了解塘约道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些党政机关也要求干部阅读这本书，让他们知道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未来前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看来，这样一股阅读《塘约道路》的清风还会在更多的地方和部门拂面而来。
中国现在仍然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但工业化的进程不是以牺牲农民和农业为代价的。曾经，中国的农业和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承担了很大的代价，但不能让农业和农民永远去承担这样的代价。这不仅不公平，而且是影响中国工业化的健康进程。中国的工业化需要伴之以农业的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二者本身也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中国的工业化就不完整、不健康。农业的现代化也在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市场、资源，也包括劳动力。
《中国正在说》节目的主持人郑若麟在节目的开头问王宏甲，这个塘约道路是继承还是创新？他有些话没有直说出来。所谓继承是不是指走当年毛主席所提倡的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王宏甲回答得也很明确。塘约道路既有继承，也有创新。毛泽东当年提倡的道路，其内在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合理的、有效的。而塘约道路的创新，可能是在包括土地确权在内的七权同确，不像当年合作化，在考虑农民个人利益方面过于粗糙而遗留了某种不同程度的伤害。
王宏甲和左文学在节目都说，农民其实对自己那一点物质利益不是看得特别重，他们最看重的是公平。如果原来村里的党员干部自己先占用了集体的土地和财产，农民看着不公平，也会去占用集体的土地和财产。在组织村社合一的合作社过程中，干部和党员先把自己不该占的集体土地与财产交了出来，那农民几乎都不用动员做工作，也都会把这些土地和财产交出来，而积极参加合作社。
左文学说得好，只有这样的合作社，才能把农民留在土地上，才能让农民把自己的家留在自己身边，让孩子和老人得到更加美好和谐的家庭生活。没有合作社，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如果全中国的农民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而且能够继续向前发展，不断致富，那中国绝对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而不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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