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扬骁
摘要：神话作为文明的源头，它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早期历史线索，更是一个民族与人民难以磨灭的信仰、价值乃至生活方式，因此神话的源流、发展以及文明的源流，一直以来倍受学者与民众的高度重视。如果与苏美尔、巴比伦相比较，中华远古神话本身演变轨迹、透露出来的意识、价值观，新旧石器时代中国各地彩陶体现的信仰、意识、汉字的演变所展现出来独特性，说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并非来自苏美尔、巴比伦文明。
自从上个世纪初叶西方学者提出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尤其是神话是欧洲文明乃至东方文明之中华文明的源头说以来，有一些学者试图从文字、神话、天文历等各种角度证明西亚文明与东方文明代表之间的联系，甚至言之凿凿地认为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之马家窑遗存与西亚、中亚的古文化有相似之处。然而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随着中国考古发掘的推进，特别是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历史遗存的研究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两大古老文明沿着自己的发展轨迹，产生出有较大差异的文明。叶舒宪等学者长年对中华文明神话的持续研究，使我们可以对两大文明及神话有更清晰的认识。可以说，从各自神话本身透露的意识、价值与文化土壤，从同一时期两大文明的主要成就彩陶、文字特征等多种角度说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并非来自苏美尔、巴比伦文明。
其实BBC纪录片《中国文明》有一句话值得让人深思：这块脚下的黄土高原，产生了独特的中华文明。可以说不同的土壤孕育出文明，不同的土壤产生不同的神话与历史是有科学道理的。
一、两大神话体系呈现巨大差异
在神话世界里，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创世说，这是远古人类对于这个世界最原始、朴素的情感与认识。
在古老的苏美尔神话中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其中之一是女神恩利尔的开天辟地，这位女神被称为万物初始的始祖。其次是安神、恩利尔、宁胡尔萨格力三位主神共同合作所创造的天地万物说。还有一种说法是以智慧之神恩基、母神纳穆等的协作之下缔造了天地万物。巴比伦神话是在苏美尔神话基础上，有所变化。无论是哪一种神话，苏美尔与巴比伦神话均原初的天与地从抱一状态中分离出来，女神恩利尔主神，恩基作为水神或智慧之神出现，有学者认为，神话既反映母系社会的某些特征，又反映了古苏美尔人与巴比伦人的集体意识，如对母系的尊重与对水资源的重视。苏美尔神话强调人是神造，人的生命与命运完全掌握在神手中，乐园神话也反映早期农耕文化时代人类对神灵的绝对尊敬与顺从。但在苏美尔与巴比伦神话中，神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神，谷物神、小神的反叛与恩基的乱伦，仿佛是人世真实世界的展现。
与苏美尔、巴比伦神话不同的是，尽管华夏文明的远古神话体系支离破碎，尚没有发现与苏美尔神话同时期的楔形泥板，但口口相传加上文字的传播，使神话流传了数千年之久，绵久陈香。
相比与苏美尔、巴比伦神话，古代华夏创世神话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之处，其中盘古开天地一节，作为开天辟地神的盘古并不是万能和永生的，在创立了天地秩序之后盘古牺牲自己，化作与山河星宿并存的形态。易经里明确讲，神也者，妙方物而为言者。阴阳不测为之一神，这样的创世神与众神，在苏美尔神话中是不曾有过的现象，这说明，在华夏文化创始开始，就没有独一无二的真神，天地间所有的神灵都值得尊重。袁柯教授称，中国人认同万物有灵，这也许就是中国人多元信仰的造始基础；中国神话所述的远古时代，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炎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因此便产生了诸多集英雄与神明于一体的救世传说，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的神话传奇，无不展现了中华文化中济世救民的博大之思想。在华夏神话中，伏羲、盘古、女娲神灵，均没有那种与子女乱伦这种现象（匈奴曾长期有此现象），也许在千万年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发展，已将文明之始的原生态婚姻进行了纯化，但无论如何，华夏文明民本为上、以和为贵、天神合一的思想，是华夏文明有别与苏美尔神话的重要区别。
二、从图腾看两大文明的差异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产生文明土壤的差异导致了各自的文明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各现精彩。
在文明启始的轨迹中，图腾是远古文明最有张力的表现。
在苏美尔神话中常常出现以牛、羊、狮子、鸟、大麦、鹰嘴豆、小麦、枣、芜菁、洋葱为代表的特殊动植物形象和图腾，而在中国神话故事里，则更多出现鲤、豚、鸷鸟等一类远东文明多产的生物。在欧贝德神庙里，青铜浮雕上刻有一个狮头鸟身的动物神，用翅膀保护羚羊，在乌鲁克出土文物中发现石灰石雕塑的狮头女人身的母神，这反映出苏美尔、巴比伦地区早期文明的氏族图腾为狮子。埃及也有狮身人面像，反映出西亚与中亚苏美尔与埃及文明生存的土壤里，古人对狮子的尊重，并且作为了永久的图腾留世。
而华夏文明更推崇鱼、（蛇）龙、鸟（凤凰）这些动物，而不是凶猛的狮子等猛兽，演变下来，最后龙与凤成为中华文族的集体图腾。这种差异，是不同生存环境下形成的认知差异，也是不同区域人们对待自然界生物迥异的态度。在我国旧石器泥河湾遗址中，发现的动物有马、犀、象、马、骆驼、野牛、羊。在赤峰遗址中发现熊形蚌金饰，在公主岭动物群中有象、爪兽、鹿等，但没有看到狮子，可以说在华夏文明中缺乏对狮子广泛的认知。一些学者曾经认为，作为远古神话想象的虚构生物，龙自然有其神幻意象的来源和基础，不过在中国北部地区的考古学发现不断表明，龙确实来源于现实中的动物，这说明中国的龙图腾是在先民千百万年生存环境中产生出的精神意象。中华大地上，先民对狮子的失语，同样反映了脚下的土地、文明的生态对中华先祖氏族、民众的精神世界产生的影响。
苏美尔及巴比伦文明中以及后世的西方文明中，蛇是邪恶的代表，屠龙是他们文化中的一种价值取向，而荒野华夏大地，蛇（龙）、鸟（凤凰）这个缤纷的世界里动物，最后演变为吉祥的代名词，有飞龙、潜龙、居龙等等，在辽宁新乐遗址有公元前5000年的鸟形木雕，河姆渡也有森雕鱼、木雕蝶形器等，山海经不少处称，某种鸟、动物为吉祥物，史记甚至称，女登神龙而生炎帝，部族首领更是将自己当作龙的化身，这反映出华夏文明初创时期的特有地理与生态环境，更反映了中国人将恶化善的期许。当然，先人也有恐惧，所以山顶洞人在死后要在埋葬之地周围撒上赤铁矿红色粉末，以抵御各种野兽的侵略。
三、考古发现证明两大文明有自身发展的轨迹
过去一百年，一些学者试图从文字、器物、从神话各个方面论证华夏文明起源于苏美尔或巴比伦文明，其出发点最大的偏差根源是接受了苏美尔文明是全球最早有文字记载、有相对完整神话的文明。但根据众多的考古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起中国各地的文明遗址均体现了文明的独特性和传承性，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半坡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良渚文化、二里头夏文化、殷墟商文化为例，将一个系统、绵延不绝的华夏文明完整地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如果对苏美尔、巴比伦以及亚述不同时期代表性文物与华夏文明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
距今8000到7000年的文明遗存比较：耶莫有陶文化、哈逊纳文化VS滋山、老官陶文化。双方的文明同样拥有制造彩陶的早期技术，而老官陶的陶质多为三足圈底且显褐红，而耶莫陶器则是显现出浅黄、橘黄的筒形罐与圈足底。老官陶的陶纹为动物长角状的花纹，而哈逊纳文的陶纹为直线、网线为主。
距今7000-6000年的文明遗址：哈雷夫VS半坡。哈雷夫的陶器有陶衣，复彩绘、动物以牛为主，陶器的形体比较高大；而半坡遗址的彩陶主要为鱼类或者人物的纹路，而且常体现为绘人面而非全身的特点，而且人面多与鱼纹出现在一起，可见双方的风格不同。
距今5000-4000年的文明遗存：欧贝德VS庙底沟。欧贝德的彩陶主要为筒形杯、内外施彩的碗，饰纹动物有大角羊，鸟纹多为长颈短尾、直线造形。而庙底沟出产的陶器物较为折曲，饰纹以变体鸟纹、圆形、钩形居多，也存在鸟形短颈长尾平背的造型。
距今4000年文明遗存：纳马兹加2期VS石岭、马家窑。纳马兹彩陶复彩、单彩、鸟形，敞口的钵、碗，几何形纹，三角、直线，动物有山羊、兽角等。马家窑、石岭彩陶器形有瓶、盆、钵等，无高脚杯，动物有鲵鱼、獐、鸟，变体鱼纹，几何纹，这一时期的马家窑与石岭彩陶是从仰韶文化直接过而来的。
从相对应时期的考古文物彩陶相比较，中国与西亚的两大古文明可以说是沿着各自的轨道前进的，中国文明源于苏美尔、巴比伦说，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
四、结论
总之，神话只是寻找文明起源的一个方向，它不是文明的全部。在世界人类演进史上，不同文明呈现出某种相似性，如对大自然的敬畏，对宇宙的思索，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共性的东西，但不同地区的文明呈现出的差异性，乃在于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氏族发展历史，决定了一个文明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决定了对待自然、未知世界的不同态度。当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在他们繁盛时期是否与华夏文明有过接触、交流，有待更丰富、最新的考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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