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和重要部署，鲜明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大论断，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全新历史起点。
让法治思维融通贯穿党的治国理政过程，从法治层面为国家政治秩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制度化方案，以法治途径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不仅需要国家和地方乃至基层治理实践的扎实探索，更需要对一系列相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深入学术分析。有鉴于此，《学术前沿》遴选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著名专家学者的新近重要研究成果，推出“全面依法治国精鉴”专题策划。这组策划分为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上篇：中国法治之源流。
对一个国家而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深刻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一贯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毋庸讳言，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着皇权、人治和专制思想等挥之不去的阴影和印记。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悠久绵长，以成文法律来治理国家也已历经两千五百多年，在长期实践中，积淀了深远而丰富的法律文化、法治思想传统，升平之世法治昌明、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衰乱之世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等重要治国理政思想，都值得我们汲取和借鉴。本期策划中，张晋藩、武树臣、叶自成、方朝晖、傅思明等专家学者撰文，对中国古代治吏之法成就与得失、中华法律文化精神的重要思想传统、商鞅法治思想和法治实践中的时代意蕴、传统礼教文明对法治中国的重要作用进行深刻评析，并进而对新中国法治建设的思想脉络、实践探索、艰辛历程作了历史观察和理论梳理，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视角出发，深入探问中国文化传统的法治源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兼备，历史思维和时代精神并重，如能丰富依法治国方略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传承，则为莫大之幸。
本刊2014年11月（下）将推出“全面依法治国精鉴”下篇：国家治理之变革，敬请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关注。
――《学术前沿》编者
依法治吏，就是把官吏的选拔、任用、职责、考核、升降、奖惩等一系列环节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使之规范化、制度化，而且要使这种法律与制度具有权威性。依法治吏的目的在于预防、惩戒官吏腐败，使得官吏奉公守法。在手段上，依法纠弹官邪分别处罚，将官吏的职掌权责纳入法定的规范内。
――张晋藩
礼治思想代表了中国文化需要从伦理道德角度来建设理想社会秩序的重要特点。如果法治代表的是用统一、一刀切的制度来管理这个社会的话，礼治代表的则是通过习俗、传统和规范的力量来管理。在中国文化中，当制度没有了礼的精神，就成为机械死板的框框;当社会没有了礼的统治，就变成没有灵魂的机器。
――方朝晖
商鞅法治思想的精华，是其后2300多年中中国法治思想的最高水平，也是我们今天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的宝贵的思想财富。今天的依法治国应该从商鞅的以法治国思想中吸取精华，在已经形成的包括10000多部法律的比较完备的法制体系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真正法治。
――叶自成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自然延续。在今日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堪称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几乎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模仿，只能更多地依靠实践的摸索和总结。改革自然需要大刀阔斧、勇敢创新，需要环视四海、取人所长，但同时也需要回首往事， 重温自己的法律文化传统，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
――武树臣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提速，是党探索治国理政规律的重要成果。在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新形势下的政法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法治中国”概念。法治中国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和目标的丰富与深化。
――傅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