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与公共领域

　　【摘要】20世纪30年代，《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以《自由谈》为阵地,关注社会事件,开展社会批评,拓展世界眼光,研究社会问题,倾注人文关怀，建构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 　　【关键词】《申报》 黎烈文 自由谈 公共领域 　　 　　一、何为“公共领域”？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曾作出这样的界定：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① 　　公共领域是由各种自发的或有组织的公众聚会场所和机构的总称。这些场所与机构包括：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基于各种目的和兴趣而组成的阅读小组、私人社团、学术协会、宗教团体以及为娱乐和对话提供公共活动空间的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咖啡馆、沙龙、茶室等。 　　 　　二、黎烈文时期的《自由谈》与公共领域 　　 　　《申报》副刊《自由谈》创办于1911年。1932年12月，在《申报》创刊60周年的时候，《自由谈》进行改革，史量才更换主编，延请刚从德国留学回国的文学青年黎烈文主持工作。黎烈文与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胡愈之、夏丐尊、巴金、老舍、李辉英、张天翼、唐锼、徐懋庸、王任叔等一大批进步作家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作家都踊跃的在《自由谈》上发表进步的文章，使得《自由谈》成为进步舆论的公共领域。 　　改革后的《自由谈》一方面延续了以往《自由谈》的传统，在争取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的同时，也通过批评时政而对政府的高压政策进行抗争。改革的第二天所刊登的《投稿简章》则在保留原来以“意味深长之幽默文字”的风格的基础上，对投稿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突出了《自由谈》对社会的关注，主要内容包括“内容充实而有艺术价值之短篇创作小说”，“讨论妇女、家庭、儿童、青年等问题之文字”，“科学家轶闻，发明故事，及浅近有趣之科学介绍”“关于世界各国风土人情等之记述”。改革后的征稿说明与以前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通过这种倡导对某种社会现象、问题的关注程度，在于对诸如“妇女、家庭、儿童、青年等问题”的讨论，具有关注社会现实、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自觉的社会使命意识。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自由谈》从一个新的角度为知识分子及其市民社会开拓了新的“公共领域”，并以最大化的话语空间使处于边缘状态的知识分子获得了话语权利。 　　1、对时事的关注 　　《自由谈》在向人们传播信息和知识的同时也传播当时先进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1933年的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是中国社会内外交困的一年，日军开始侵华，东北三省沦陷，大学生纷纷逃难，为了保护古物而进行搬迁等，这些在《自由谈》上都有反映。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很快沦陷，平津危急，但北平大学生不再像以前一样上街请愿游行，直接面对刺刀和枪柄，而是纷纷逃难，“大家走散，各自回家”，鲁迅的《“逃”的合理化》（刊登于1933年1月30日）就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对这些逃难的学生予以恶骂；致立的《谈皇帝》是针对溥仪登基称帝这一历史事件所进行的评论，指出溥仪出任傀儡皇帝的真相；榆关失守、汤玉麟弃守热河、北平古物南迁，鲁迅讥讽国民政府不能组织抗日，却只能出将北平古物南迁的下策，他套用崔颢的《黄鹤楼》诗以讽刺其事,诗曰:“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1934年，世界经济恐慌，失业人口增加，任白戈的《关于青年的就业问题》关注这一重大的时事，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指出：“在全世界都闹着失业恐慌的不景气中，自然青年的就业是很成问题的”；1935年，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经济大面积滑坡，尤其在农村，老百姓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臧克家的《愁来碰人》表达出农民孩子的心声：“现在我的乡村破产的不成个样子，整日里听不见别的，只听得这家卖宅，那家当地，因为连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人民衣食不足。”③ 　　2、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自由谈》改革之初，对妇女和儿童问题就十分关注。在1932年12月份这一个月中，发表的关于妇女的文章就有十多篇，如《最近日本妇女的爱国运动》(12月2日)，《我所看到的法国女子》(12月3日)，《现在德国妇女的地位》(12月4日)，《恋爱是无条件的吗?》(12月13日)，《我理想中的爱人》(12月14日)等。编者不仅仅关注中国妇女问题，同时将这些问题放到了世界妇女解放的大背景下来观察和思考，既有国外妇女解放的知识介绍，又有外国妇女参与国家事务的活动的介绍。此间发表的关于儿童问题的作品有：《儿童的王国》(12月4日)，《苏俄的托儿所》(12月6日)，《苏俄的幼稚园》(12月7日)，《给小朋友们》(12月8日)。④此外，《自由谈》还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农村、青年人、自杀、教育、就业等社会热点问题，并进行了激烈的探索。 　　3、对世界的关注 　　改革后的《自由谈》在第一期上就刊登了“当代世界十大伟人”征搞的启事：“应征人可于当代世界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等著名人物中选出十人（已死者不算），每人附以一百字左右之简单说明。”启事刊发，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共收到征文534件，当选的10人中包含了甘地、斯大林、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高尔基、萧伯纳、罗素等，《自由谈》无疑更进一步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引导人们放眼世界。 　　黎烈文时期，《自由谈》还发表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进一步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同时，还刊登了大量介绍世界各地风俗、趣闻、知识等短文。 　　4、开展广泛的社会批评 　　改革后的《自由谈》立足于文艺的“进步与现代化”，“不违背时代潮流与大众化为原则”，团结了一大批左翼作家，刊载了大量针砭时弊、具有进步性和战斗性的杂文，使《自由谈》成为当时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这一时期的《自由谈》对当时的政治、时事、文化都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出现了大量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言论，引导了当时社会舆论的潮流。 　　一是揭露国民党的政治权力本质。鲁迅的《现代史》借民间艺人的杂耍戏法不断向观众收钱，暗喻中国现代史就像变戏法一样，是一部不断盘剥老百姓的历史。抗击国民党的法律制度也是为其权力统治服务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抗日被捕的学生，却被北平市党部说成是非法团体，郁达夫在《非法与非非法》一文中愤慨中国根本就没有公正合理的司法，而只是在法律女神的称盘之上“加上些枪杆子或用金子打成的祛码之类”。曹聚仁的《素食》借民间的素食奉佛来揭示国民党政治肉食的本质。⑤ 　　二是指责国民党的施政行为。徐愚庸的《希特勒与雍正帝》讽刺两位暴君软硬兼施的行为，指出希特勒采取温和主义使艺术家们投降，而雍正帝释放反清人士是别有用心，以这两位暴君来影射国民党软硬兼施的做法。揭露种种愚民政策的真面目。鲁迅《推背图》引用某报纸上几则要闻，如“共党联日”等，揭露国民党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本质和政权的虚伪性。国民党玩出种种如航空救国、跳舞救国、电影救国、国术救国、娱乐救国等花样，以转移人们坚持抗战的视线，混淆视听。茅盾《关于“救国”》，批判“国难”在即，不许武装抗日，只准航空救国、游艺救国、跳舞和美容救国，所谓“共赴国难”其实只是一句废话。 　　三是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甚至批评官场要人，言词激烈。茅盾在《哀汤玉麟》中指出，热河失守，主席汤玉麟弃城潜逃，而被革职查办是张少帅，这是不抵抗政策的变相表现，文章表面上哀汤玉麟不懂“抵抗的策略”，实际借用反语讽刺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5、开展深刻的文化批评 　　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工业化政策，并且片面移植西方的殖民经济，上海在高度发展、向着现代化都市迈进的过程中，滋生出一种新的都市文化，这种文化融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于一体。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杂文，不仅延续了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传统，而且透过都市喧闹与繁荣的表象，深刻揭示了畸形的都市商业文化对人所造成的影响，压迫、扭曲着人性，批判了现代西方殖民文化。鲁迅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杂文对此展开了集中的批评。国民党政府为了更好的实行自己的专制统治，重新奉儒家思想为正典，提倡尊孔、复古、读经、崇儒，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来规范人们日常生活的行径，鲁迅的《正是时候》将矛头指向在都市生活中出现的封建旧文化的变异，讽刺国民党的做法。⑥ 　　《自由谈》作为一个舆论阵地，开展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批评，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当时的知识分子以文化精英的姿态引导民众关注社会事件，探讨社会问题，培育世界眼光，灌输科学精神，倾注人文关怀，开创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自由谈这个“公共领域”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①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1 　　②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2） 　　③李荣庆，《〈申报・自由谈〉与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以1932-1935年间的〈自由谈〉为中心》，《盐学院报》 　　④唐小兵，《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以1930年代前期〈大公报〉〈申报〉为例的考察》，《浙江学刊》 　　⑤袁省达，《申报〈自由谈〉源流》，《新闻学史料》，1978（1） 　　⑥李春雨，《〈申报・自由谈〉与鲁迅杂文意识的成熟》，《鲁迅研究月刊》 　　（作者：均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