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英
当代经济研究 2003年03期
中图分类号：F2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3)01-48-06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直到1995年前后，广大美国雇佣劳动者遭遇了实际工资持续下降的困境。工资挤压不仅折磨处于不利地位的工人，而且也折磨大多数的美国家庭。过去许多美国人都盼望将来收入能够稳定地上升，而现在对于他们来讲，能勉强保持原来的水平已经不容易了。
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主要媒体如商业周刊、纽约时报和其他期刊先后发表文章详细叙述了美国工人实际收入的下降和生活标准的侵蚀。到1995年底，这一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了。商业周刊在1995年7月刊登一篇题为“工资挤压”的封面文章。其中写到：“在复苏阶段的4年中，利润率达到45年来的最高点，失业率保持相对较低水平，贬值的美元已将国外的竞争者置于守势。美国公司持续降低成本就象经济还处在旋尾降落状态。许多措施正在破坏现有的支付系统和工作结构，代替它们的是新的低工资率、削减的增长和将工作分包给较低费用的供贷商。”（注：Aaron bemstein,"The Wage Squeeze,"Business Week,July 17,1995,p.55.）
1995年夏天纽纽时报经济学记者路易斯·尤奇泰尔写到：“虽然（猛然跌落的工资）问题已经折磨美国人很多年，只是现在才上升到主要问题。”（注：Louis Uchitelle,"Flat Wages Seen as Issue in'96 Vote,"New York Times,August 13,1995,p.26.）经济专栏作家威廉姆·格雷德在1995年11月写到，“不管是从新闻摘要中，还是从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现在几乎每个人都了解对大多数美国家庭的持续工资收入侵蚀。”（注：William Greider,"Middle-Class Funk,"Rolling Stone,November 2,1995,p.35.）
可见，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工资挤压问题已成为公众关注的集点之一。
二、企业界与正统经济学界的态度与辩护
对于广大工人工资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企业家们主要从商业利益的角度出发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并不担心广大工人的工资挤压问题，反倒认为这种现象有助于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他们从未对工薪家庭的生活状况感到忧虑，认为工资下降可以提高公司的利润，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保持美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保护小企业免受倒闭的厄运。当媒体报道每月工人收入的数据时，他们也是对工资的停滞或下降持肯定态度，并未考虑到它对依靠劳动收入的广大劳动人口带来的后果。
关于美国工人实际报酬下降的问题，正统经济学界或采取回避的态度，或寻找各种借口，对工资挤压问题进行辩护，甚至否认工资下降的趋势存在。
否认工人实际报酬下降的学者主要存在三种说法：
(1)福利抵消说。许多人认为，在近几十年，包括保健、保险等的雇员福利有了显著的增长。如果雇员福利被准确计量的话，会发现福利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工资的下降。结果是，雇员报酬——工资和雇员福利的合计在近几十年实际是增长了。工人现在的情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
(2)通货膨胀率夸大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劳动统计局(BLS)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通货膨胀的估计夸大了生活成本的实际增长。伯斯金(Boskin)委员会的报告坚定地持有这一观点（伯斯金等1998）。如果通货膨胀率被高估，通货膨胀对工人工资的侵蚀作用也就相应地被夸大了。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当用一个正确的生活成本指数来缩小名义工资时，会发现雇员现在的实际工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3)人员范围说。此观点是将工人的范围扩大，不仅包括生产和非监督雇员，而且包括监督雇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例如，纽约时报记者希尔维亚·纳萨尔在1994年末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工资变动显示出一种转变，即大部分新产生的工作的工资高于平均工资。“结果是，经过通货膨胀调整，所有雇员的平均小时工资，正在缓慢上升。”（注：Sylvia Nasar,"Statistics Reveal Bulk of New Jobs Pay Over Everage,"New York Times,October 17,1994,p.A1.）纳萨尔得出结论所用的数据，既包含生产和非监督工人，也包含那些处于收入结构的顶端的雇员，例如总收入持续上升的首席执行官。长期反对工资挤压观点的人从没有忽视过处于企业职员上层10～20%的人群的收入比其他任何人都增长得更快。
评论家J.沃顿泊格也提出，许多人强调生产和非监督工人实际收入系列的工资挤压是错误的。他认为这一系列是一个“不准确的”的描述，因为它“只关心现金支付，而忽视了福利。”应跟踪包括福利的总报酬。他还进而指出，应考察所有雇员小时报酬指数，追踪所有雇员，包括那些在顶层和在底层生活的人。这样，“那条线呈明显的向上趋势……”（注：Ben J.Wattenbrg,Values Matter Most:How Republicans or Democrats or a Third Party Can Win and Renew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New York:Ther Free Press,1995,p.78.）
三、关于工人实际收入衡量指标的讨论
对美国工人可支配收入的统计计量是一个带有政治性的问题。二战以来，随着大萧条的结束和工会运动的蓬勃发展，美国劳动统计局一直采用公布的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来跟踪美国工人的平均生活标准。这个系统衡量工人平均每周税后工资的实际价值。但在1981年里根政府以统计困难为借口中断了这个指数，政府再没有使用任何其他指标，这使人们不能得到衡量工人收入有效购买力的任何官方统计资料。但左派经济学者为了连续追踪生产和非监督工人的实际经济状况，则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反映工人实际报酬和购买力的更准确的计算方法。
1.美国劳动统计局：周可支配收入
美国劳动统计局在1930～1982年期间用来反映美国工人购买力趋势的统计是“有三口人依赖的工人的实际周可支配收入”。为衡量社会保障和联邦收入税的扣除对典型工厂工人税后实得收入的影响，自1937年美国实行社会保障法后，于1939年开始计算可支配收入系列。周可支配收入每月由劳动统计局公布，它的目的是通过考虑消费者物价变化和对联邦收入税和社会保障贡献的扣除，跟踪工厂工人的购买力。在60年代早期，这一系列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私营非农业部门生产和非监督工人。
根据劳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工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在1948年到60年代中期快速增长，并在以后的10年中呈较弱的和不稳定的增长趋势，最终在70年代后期开始下降。到这一数据公布的最后一年即1981年，平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已经下降到50年代后期的最低水平。20世纪80年代早期工人平均的生活状况比50年代晚期糟糕的结果，使许多正统经济学家感到迷惑。就工人的购买力来说，其他官方统计指标（例如实际人均可支配个人收入，或25岁以上男性全职工人的毛周收入）说明没有停滞，更不用说下降了。
在70年代早期正统经济学家就开始对周可支配收入系列提出一系列的批评，认为它不能真实地反映工人实际的购买力。他们指出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力组成的变化。认为自60年代中期，美国劳动力组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年轻工人和妇女的加入，使临时工作增加，从而使平均收入下降。(2)联邦所得税的处理。劳动统计局计算由“典型”工人交付的联邦所得税已经不合适了。典型工人已经不再是三口人依赖的家庭的唯一就业人员，许多其他工人也支付所得税，但他们实际支付的所得税与劳动统计局计算可支配收入时扣除的所得税有差异。(3)州和地方所得税的补贴。劳动统计局没有考虑由工人支付的州和地方所得税的补贴，从毛收入中扣除的只是对联邦收入税和社会保障贡献的估计。(4)劳动统计局使用的用于城市工薪工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W)，不能正确反映通货膨胀对工人购买力的影响，因为其对住房成本的处理不当。(5)可支配收入的整体概念不完全。还应包括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和退休福利、社会保障福利甚至由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等。
由于以上原因，正统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周可支配收入系列的下降趋势并不能正确反映工人购买力的实际变动。例如，布鲁金斯学院的乔治·柏瑞在1972年就把周可支配收入系列称为“最大的误导”，断言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根本不存在。1979年，国家就业和失业统计协会报告说，这一系列“……是误导的，因为它不是与有三口人依赖的已婚男性相关的收入数据；它只是做了联邦收入税负债和通货膨胀调整的社会保障扣除的所有工人收入的平均数。这一混合的数字不能衡量它打算计量的东西。”乔弗瑞·默尔(Geoffrey Moore)，劳动统计局前委员在1980年说：“这些统计已经成为由联邦政府公布的最严重的误导系列。它们存在严重的向下倾向。”美国劳动统计局劳动研究部主任保尔·弗雷姆(Paul O.Flaim)提出，周可支配收入系列存在严重问题，可以认为它的有效性已经完结。（注：Paul O.Flaim 1982.The spendable earning series:has it outlived its usefulness?Monthly Labor Review Jan 82:3-9.）
2.激进学派：小时可支配收入
1982年，美国劳动统计局宣布终止使用曾长期被用来反映美国工人购买力趋势的指标“有三口人依赖的工人的周实际可支配收入”统计系列。至此，官方中断了对美国工人购买力趋势的统计。然而，激进派为了澄清这一问题，坚持发展更为合理的反映美国工人购买力趋势的统计方法。
为显示美国工人的购买力趋势，1980年代中期，戴维·戈登(David M.Gordon)、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托马斯E.韦斯科普夫(Thomas E.Weisskopf)发展了一个新的年时间序列，用以衡量非农业私营部门生产和非监督雇员的平均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他们提出了一个可支配收入指数的替换版本，建议使用一个更简单的小时收入指数，小时收入指数针对传统指标存在的每个特殊问题进行了修改。他们将建议的替换指标叫做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
韦斯科普夫在1984年提出了新的年时间系列平均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的计算方法：首先用基本的年系列将BLS系列中所有私营非农业部门生产和非监督工人平均毛小时收入，扣除城市工薪工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得到相应的平均毛小时实际收入系列，然后将这一实际收入系列乘以〔1-TRSS（社会保障税率）-TRFI（联邦收入税率）-TRSI（州和地方收入税率）〕，即得到实际小时可支配收入系列。
新系列相对于周收入系列有了部分改进。(1)它不存在周收入系列由于劳动力组成的变化进而引起平均工作时间的变化而形成的压低倾向，因为它衡量的是小时收入。(2)它避免了劳动统计局计算州收入税时面临对典型家庭使用联邦收入税公式的问题，即只能对一定收入水平阶层的所得税进行简单的估计。(3)虽然是粗略的，但它考虑了州和地方所得税的补贴。(4)基本的系列用城市工薪工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减除，同时为了比较的目的，还提供了用固定比重个人消费花费(PCE)减数形成的另一个可支配收入系列。
年时间系列平均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系列同样反映出美国私营非农业部门生产和非监督工人实际可支配收入的明显下降。劳动统计局宣称周收入系列里下降趋势是由于计算方法不当而造成的论断被证明是错误的。小时可支配收入系列说明了美国工人的经济状况在70年代以后确实开始恶化。
韦斯科普夫的文章发表在劳动统计局的期刊上。但是，里根政府忽视了这一建议，仍然坚持不提供任何工人税后实得收入趋势的官方统计。
左派提出的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指数提供了对平均税后实得收入的简单计量。从人员范围看，它包括所有的“生产和非监督”雇员，占所有雇员的82%。他们代表劳动力中最明确地依赖工资收入的部分。他们包括蓝领和白领工人，无技能和技能工人。他们不仅覆盖粗工和机械技师，而且包括秘书、程序员和教师。这一指标至少部分地避免了高级管理人员工资巨大增长的数据带来的扭曲。
但这一指标的计算方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韦斯科普夫本人指出，新的系列在一些方面能够改进。第一，象旧的周可支配收入一样，最好以月序列而不是年序列为基础。第二，新的程序要依靠公布的联邦收入税数据来估计联邦收入税率和州和地方收入税率，存在时滞问题。第三，在使用工人平均年收入的有效的联邦收入税率计算TRFI时有一些问题，例如工资以外的非工资收入税不被考虑。第四，使用的州和地方收入税的估计方法是十分粗糙的。第五，城市工薪工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否是反映实际购买力的适当的收入减数值得探讨，特别是对于评估在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率较高的阶段尤为重要。
3.激进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实际小时报酬
前面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登、鲍尔斯、韦斯科普夫提出用小时可支配收入代替周可支配收入，这是衡量工人购买力指标的重大改进。90年代中期，戈登对小时可支配收入进行了更长时期的详细计算，同样得出工人实际小时可支配收入在1970年以后下降的结论。
20世纪90年代末，对私营非农业部门生产和非监督雇员实际小时报酬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研究的学者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艾里克A.尼尔森(Eric A.Nilsson)。他在戈登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将实际小时福利细分并全面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各种可能的倾向性影响，提出了实际小时报酬的概念。
尼尔森的基本公式为：实际小时报酬＝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实际小时福利
尼尔森以计算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使用的基本方法为起点，针对其存在的弱点，进行了两个主要的改进。第一，在非工资福利方面考虑得更加全面。他几乎将所有的雇员非工资福利纳入计算，形成对小时薪资和小时报酬的估计。第二，对消费者物价指数做了更周到的处理。他既使用了公布的、也使用了调整多种倾向来源的用来形成实际小时薪资和实际小时报酬的生活成本指数。同时，还使用了其他会导致对工人薪资和报酬更准确估计的方法改进。
在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的计算中，考虑到带薪假期的增多，尼尔森使用了工作小时数代替戈登的支付小时数，这样得出的小时收入比戈登的要高。但这种计算更符合实际情况。在将名义价值转变为实际价值时，他与戈登一样使用的是采取租金等值法的所有城市消费者的消费物价指数(CPI-U-X1)。
尼尔森对实际小时福利的处理是非常周密的。他对戈登的方法做了两项改变。第一，选择更准确的数据代替戈登使用的国民收入和生产帐户(NIPA)中计算的福利数据。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国民收入和生产帐户福利数据低估了福利支付的价值，而且将福利视为一些工人实际上承担的税赋支付。尼尔森区分了福利的种类，与福利相关的税赋，以及工人福利的当前和递延收入（单独设立了一个系列，不包括社会保障福利的现值）。第二，戈登只是简单地使用采取租金等值法的所有城市消费者的消费物价指数来缩减保健福利的名义价值，而尼尔森则使用更恰当的保健物价指数。他认为，如果目的是确定雇主提供的保健福利成本，使用采取租金等值法的所有城市消费者的消费物价指数来减少名义保健福利是有意义的。但如果目的是确定对雇员的保健福利的实际价值，即雇主对健康保险计划购买的贡献是什么，则有必要使用增长更快的医疗保健价格指数。他的计算结果是，在1975-1995年期间，采取租金等值法的所有城市消费者的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了271%，而消费物价指数中医疗保健部分增长了481%。
通过实际小时收入和实际小时福利的计算，得出了实际小时报酬。如前所述，由于尼尔森区分了工人福利的当前和递延收入，所以他计算的实际小时税后报酬系列分为两种：第一种包括社会保障（实际小时报酬＋社会保障），而第二种不包括社会保障（实际小时报酬）。这是基于对实际雇员福利的两个不同估计值得出的。
针对正统学派对物价指数使用不当的批评，即第一，许多人认为采用租金等值法的所有城市消费者的消费物价指数是对生活成本有倾向性的衡量；第二，即使采用租金等值法的所有城市消费者的消费物价指数被进行了所有可能的倾向的调整，它仍然不是我们将名义收入转变为实际收入的合适指数；第三，通过一般方法形成的实际收入系列不能用于对生活在不同年份的工人的生活标准进行比较，等等。对这些问题，尼尔森也都分别做了研究，认为正统学派夸大了采用租金等值法的所有城市消费者的消费物价指数的向上倾向。它不会影响得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报酬呈下降趋势的结论。
四、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生产性雇员实际工资的变动趋势
如前所述，战后美国劳动统计局采用周可支配收入系列，衡量私营非农业部门生产和非监督工人的实际购买力；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指标呈下降趋势后，官方随即停止了这一指标的计算。在80年代初期，左派经济学家在周系列基础上加以改进，提出实际小时可支配收入系列，但这一系列同样呈下降趋势，说明劳动统计局把工人购买力指标下降解释为计算方法问题只是一种辩解。自90年代以来，左派经济学家对私营非农业部门生产和非监督雇员实际报酬的研究更前进了一步，最具代表性的是戈登。继他之后尼尔森在计算方法上进行了近乎完善的改进后，也相继得出了自1970年代以来私营非农业部门生产和非监督雇员实际报酬下降的结论。
戈登在他的《丰厚与卑微》一书的第一章，详细介绍了美国工人实际收入的长期下降。他将工人的收入趋势纳入经济周期进行考察，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早期，工人平均小时税后实际工资增长很快；然后增长放慢，而且有一些波动；在1972年达到战后的顶峰后，这一收入指标以日益严重的程度下降，在加速下降中也存在着周期波动。在1948-1966年期间，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2.1%；在1966-1973年期间，放慢为1.4%；然后在1973-1989年期间，以每年低于-1%的速度轻微下降。除1990-1991年从衰退到复苏阶段，1994年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比1990年经济周期谷底还低。尽管从衰退底部稳定增长了3年，但在1989-1994年期间以年平均-0.6%的速度从顶峰下降。事实上，到1994年，小时税后实际工资从1972年战后项蜂已经下降了10.4%，回落到低于1967年最后达到的水平。在近30年的增长中，1994年经济的实际人均毛产出比1967年高53%，但税后实际工资却较之低4%。
在此书的附录中，戈登还将生产和非监督雇员的福利包括进去进行计算，并得出几乎完全一样的结果。说明无论就工人工资而言，还是全部报酬，生产工人的工资挤压仍然是严重的。他认为，大部分美国工人实际小时工资在过去几十年中严重下降。实际工资的下降迫使许多家庭作出困难的选择：或接受较低的生活水平，或工作更多的小时数以维持他们已达到的生活水平。考察了近几十年的工资趋势后，戈登得出结论：将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这种趋势说成“工资挤压”是客气的陈述，将它说成“工资崩溃”可能更为合适。（注：David M.Gordon 1996.Fat and Mean.The Free Press.p.20）
尼尔森按照他更为完善的计算方法，进一步得出了以下重要数据和结论：(1)美国生产和非监督雇员（他称之为生产工人）实际交税后的实得工资在1978-1995年期间下降了12.5%，这一数据是使用了最适当的生活成本指数得出的。(2)名义福利的增长已经抵消了实际税后工资下降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由雇主提供的福利的实际价值比实际税后工资下降得更快。通过计算雇主提供的实际小时福利，说明在1978年达到最高水平$1.97（1994年美元），在1978-1995年间下降了21%。与在70年代到1995年期间“仅仅”有12.5%下降的实际税后工资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是，雇主提供的福利的下降加速了工人每劳动小时从他们的雇主得到的实际报酬价值的下降。(3)工人生活标准的重要决定因素实际税后小时报酬，在1978-1994年期间下降了13.7%。结果显示，1978-1995年期间实际小时报酬＋社会保障下降了11.6%，而实际小时报酬下降了13.7%。结论是，生产工人的实际小时报酬在1977年以后明显下降。（注：Eric A.Nilsson 1999.Trends in compensation for Production Workers:1948-1995.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1(4):133-163.）
尼尔森的发现是惊人的：戈登甚至低估了生产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戈登报告说在战后顶峰和1994年之间实际小时税后工资下降了10.4%，尼尔森发现在战后顶峰和1995年之间实际小时税后工资下降了12.5%。此外，尼尔森还发现福利的增长不能抵消工人实际税后工资的下降，因此雇主提供的福利的实际价值比实际税后工资下降得快。结果生产工人的实际小时报酬几乎下降了14%。
五、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的经济影响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经济繁荣，持续时间长达10年，突破了历史记录。高增长、低失业同时并存。许多经济学家或相关人士将此阶段冠之以“新经济”的美誉，把繁荣归因于新的产业部门的拉动、新的增长方式、新的经济特点等等。这些看法不无道理。在此我们无意对有关新经济的种种理论进行评判，也不打算全面讨论工人实际工资下降的经济后果，只想谈谈美国90年代的繁荣与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之间的联系，以及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对美国工人生活状况和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在经济增长中，投资的变化决定经济的波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投资增长率放慢，因此经济增长率是下降的。而90年代投资的空前增长，使美国经济重新繁荣。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当资本的当期利润率或预期利润率较高时，资本家就会扩大投资。90年代美国投资增长率的迅速提高，与美国经济中利润率的变动密切相关。战后美国经济中利润变动轨迹是：从1948年到1965年利润率趋于上升；1966年到80年代中期趋于下降；80年代中期后缓慢趋于上升；利润率的大幅度提高实际发生在90年代后半期。
自1970年以来私营非农业部门生产和非监督工人实际报酬的下降，而同时劳动生产率仍在提高，是导致美国经济中的利润率在80年代中期后的逐渐恢复和90年代中期后的急剧增长的部分直接原因。一方面，如前所述，自1970年以来私营非农业部门生产和非监督工人实际报酬趋于下降，从1978年到1995年已下降了12.5%；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80年代中期前后逐渐加速，并于9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提高。在工人实际报酬趋于下降的同时，1978到1995年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然是正数，年平均达到1.3%；90年代后半期，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迅速提高到2.5%，此时工人的实际工资虽已开始回升，但1995-1999年间平均增长不超过1.2%，生产率增长与实际工资增长之间的差距甚至进一步扩大了。把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与雇员实际工资的变动趋势加以比较，即可看出在收入分配上有利于资本的重大变化。这种生产率增长长期超过实际工资增长的趋势，其结果是国民收入中利润份额的扩大。
由于工人实际报酬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公司收入中利润份额迅速扩大，是促进公司利润率上升的主要因素。而公司利润额的上升刺激了资本投资的迅速扩大，导致了90年代的繁荣。
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是企业利润率提高的直接原因之一，导致美国经济在90年代保持繁荣。但同时它对美国工人状况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例如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教育质量下滑、犯罪率上升、毒品泛滥等，人群中充满愤怒、沮丧、暴力、不满情绪等。由于实际工资的下降，美国工人要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就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而且妇女参加工作的人数也在大幅提高。由于生活压力的加大，美国人比欧洲人的工作时间更长。90年代中期，美国雇员比欧洲雇员一年多工作200-400小时，即5-10周；美国人一年只有2周休假，而欧洲人一般有4-5周休假。此外，6%的美国人还兼有第二职业；18%的工人需要在家继续做与职业相关的工作；加班小时明显增加。更长的工作时间已经是美国工人为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它反映了美国工人生活质量的下降。
收入结构中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加强了社会中的敌对情绪。工人就业不稳定，社会道德受到侵害，使犯罪率上升，1995年150万美国男性被监禁，到2000年会有近3%的美国男性劳动力被监禁、假释或缓刑。犯罪率的上升，导致社会司法、监狱系统费用的增长。美国一年监禁一名罪犯的成本相当于培养一名哈佛大学生的费用。1995年加利福尼亚州用于监狱费用的预算比用于教育的费用还高。这种监狱费用比大学费用高的社会显然是一个“问题社会”。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也影响美国工人的家庭观念和家庭结构。家庭暴力时有发生。许多成年男性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家庭开支，形成许多单亲家庭。1960年单亲家庭占美国家庭总数的7.2%，到1993年达到29.3%，1960年单身母亲家庭占美国家庭总数的18.2%，到1993年达到29%。家庭结构的破裂，导致儿童教育等问题的产生。
可见，工人实际工资下降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波及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它虽然直接带来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但却是以牺牲广大生产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虽然也采取了多种宏观经济措施抑制工人工资的下降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但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为刺激国内需求，新一届布什政府在2001年通过了减税计划。该计划调低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并追溯到2001年1月1日起生效，从那时起按照原有税率多收的所得税将归还纳税人，这笔现金有助于扩大消费者支出。然而，“这个减税计划将使收入排在前40%即家庭收入在5万美元及以上的人口受益。”（注：詹姆斯·弗拉尼甘.布什减税计划前瞻[N].21世纪经济报道，2001-06-25.）也有学者明确提出，减税计划对工薪阶层不公平，“布什的减税计划完全没有照顾到位于收入排行榜最后的20%的家庭”（注：劳拉·泰森.对工薪阶层不公平[N].21世纪经济报道，2001-06-25.）。
收稿日期：2002-11-01
作者介绍：刘英，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天津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