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朱迪斯・巴特勒和伊芙・塞吉维克等为代表的酷儿理论家挑战传统的性别机制、试图解构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两分结构和性别两分法。酷儿理论因对性别、身份等文化现象的关注而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并为文学作品的解读提供全新的视角。作为酷儿理论的重要代表之一,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的文学批评实践从性别视角出发,为重新解读和阐释文学经典提供了新的范式。 关键词:酷儿理论;文学批评;朱迪斯・巴特勒;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 一 酷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性理论。文化研究的兴起使性别研究成为其异常重要的一个重要分支。性别研究除了女性研究以外,还包括性取向研究,如男同性恋研究(gay studies)和女同性恋研究(lesbian studies)。进入90年代,男女同性恋研究逐渐合流,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这就是酷儿理论(queer theory)。 酷儿是英文单词“queer”的音译,为“异常的,行为古怪的”之意,长期以来既被用作贬损同性恋者的形容词,也常被用作名词用以指称同性恋。“酷儿”主要包括以下人群: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易装者、虐恋者,以及认同并践行酷儿理论的异性恋者。概括地说,酷儿系指那些在性、性别或性取向方面与传统的主流文化不一致,无法归类或不想被归类的所有生命个体。而“酷儿理论”作为一个术语,指代的就是这种非常态的表达方式。“酷儿理论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它来自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1](P23) 酷儿理论首先是由加州大学桑塔・克鲁斯分校的教授罗丽蒂斯提出。她在1991年的《差异》杂志上组织了“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的性”专号的讨论。罗丽蒂斯是在批评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她认为,用“酷儿理论”取代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提法存在不足,即掩盖了二者的区别,也就违背了她提出的强调男女同性恋各自特殊性的初衷。她还担心妇女问题特别是女同性恋问题会遭到被强制性边缘化的命运[2]。 美国学者W.B.特纳在《酷儿理论系谱学》中也对酷儿理论作了考察。他认为酷儿理论源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某种观念断裂。在他看来,“酷儿”反映了适应性身份类别的失败,而且表明适应性别身份类别的失败。酷儿理论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不仅是对普遍流行的性身份定义的抵抗,而且是对普遍流行的性别身份定义的抵抗。所以,特纳认为,酷儿理论一开始就怀疑20世纪晚期在西方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和学术活动模式不能为酷儿们的需要与兴趣提供合理的解释,而且显然人们也无法强令这些模式做到这点[3]。 二 众所周知,酷儿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挑战传统的性别机制,试图解构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两分结构和性别两分法,从而向社会的“常态”挑战。在传统的认知中,男人和女人的性别划分是因为他们的生理性别为男为女,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性别,即外在表现的性别。从伦理上说,传统性规范认为性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即为繁衍后代而生生不息。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中,异性恋机制的最强有力的基础在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就决定了他的社会性别特征和异性恋的欲望。因此异性恋代表着社会的常态。酷儿理论的目的就是解构这种常态,即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也包括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 作为20世纪的重要思想家之一,福柯被认为是颠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第一人。他认为性别的结构与权力结构共存,生理性别,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是随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的,是话语的产物,是异性恋霸权的产物,是在性实践和性别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福柯的性思想对酷儿理论家们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包括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对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分类的挑战中,巴特勒提出了“表演”理论。她认为人们的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行为并非缘自某种固定的身份,而是像演员一样,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在巴特勒看来,没有一种社会性别是“真正的”社会性别,而是其他的表演性的重复行为的真实基础。社会性别也不是一种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现,只不过是一种重复的表现,而且缺乏连续性,一个人的性别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发生变化,性别表现背后不存在性别本质。所谓的“性别本质”只不过是性别的不断重复表现给人造成的假象而已。异性恋是被人为地“天生化”、“自然化”的,用以当作人类性行为的基础。性身份的两分模式(彼或此,异性恋或同性恋)从遗传上就是不稳定的,这种截然的两分是循环定义的结果,每一方都必须以另一方为参照系。同性恋就是“非”异性恋,异性恋就是“非”同性恋。由于对“表演”理论的强调,巴特勒的思想被人称作激进的福柯主义,它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哲学行为论,其中没有实存(being),只有行为(doing) [1](P25)。 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巴特勒明确反对性别的两分结构。她跟随福柯的理论脉络,并向固定的女性身份提出质疑,探索一种批判各种身份分类的激进政治的可能性。在她看来,社会性别角色在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论述中,只是文化之中关于解剖学意义上的生理性别之生物假设的简单反映,即女人是女性就得体现女性气质或有女人味,而男人作为男性则应当充满男子汉气概或有男人味。根据这个异性恋的表达模式,那些具有其中一种解剖构造的身体必然欲求那些具有“相反”解剖构造的身体,而社交和语言也全都遵循这种表面上不可化约的“事实”[4]。在巴特勒看来,实证的文化无意识关于性别的种种假定使得人们将生物性别作为性别认同的原点。她分析了克里斯蒂娃、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的多部著作,并进一步将自己的论点推进到以性解剖学作为性别起源的生理决定因素的科学研究中去。巴特勒得出的结论是,生物与解剖科学在声称对确定的性差异进行描述的同时,也暴露出它们是在语言中得以建构,因而它们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酷儿理论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性文化,它是性的、性感的,又是颇具颠覆性的,它不仅要颠覆异性恋的霸权,而且要颠覆以往的同性恋正统观念。酷儿理论提供了一种表达欲望的方式,它将彻底粉碎性别身份和性身份,既包括异性恋身份,也包括同性恋身份。 三 酷儿理论主张把同性恋看作是一个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文学自然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对象。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策略一致,酷儿理论家们也试图从“酷儿”出发,以性别视角重读和重建经典文学作品。今年4月12日因患乳房癌不幸离世的杜克大学英语文学教授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是这一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学者。 塞吉维克认为,酷儿理论是学者细察文学文本的折射镜[5]。酷儿理论家承传了福柯的观点,认为性相基于差异而存在,有些人倾向于选择异性作性伴侣,而另一些人则喜欢双性恋。19世纪以前的性观念相对宽泛,此后才逐渐走向严格。正是这种严格的定义才导致了焦虑、恐慌及对同性恋的恐惧。对这些学者而言,文学中充斥着对同性恋的恐惧和忧虑。他们认为,如果透过酷儿理论这面折射镜来审视文学作品,学者将会得到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揭开文学的神秘面纱。 在其代表作《橱柜认识论》中,塞吉维克考察了赫尔曼・梅尔维尔、亨利・詹姆斯、马赛尔・普鲁斯特和奥斯卡・王尔德等一系列欧美作家的经典文本,并借此描绘出一个历史时段里性身份在人格区分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塞吉维克认为,文学史上的“知识”和“性”经常是难以割离的,《圣经》中的性禁果,乃来自“知识之树”,而不可说出口的那档性事,或许就是同性恋了。王尔德的同性恋,就是“不可以说出名字的爱”。借此塞吉维克提醒读者:围绕着性橱柜的缄默在实际运作层面上和语言一样具有针对性及操演性。塞吉维克的众多作品共同奠定了酷儿理论作为一个“知识学科”的学术地位。
塞吉维克对酷儿理论的研究始于1983年发表的一篇解读狄更斯的作品《我们共同的朋友》的论文。她认为,《我们共同的朋友》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三角恋爱关系:两个男性尤金和布莱德雷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丽芝,但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是两个互为对手的男人之间的冲突关系。她说,“这不是说一部同性恋小说或狄更斯本人是同性恋,而是只有在理解同性的人际关系后才能感悟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同性恋恐惧被唤起的方式。”关于这部小说,她说,“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两个男人之间的强烈的相互吸引并不会发展到发生性关系的程度但却会导致‘同性恋恐慌’”。塞吉维克将该论文整合成了《男人之间:英语文学和男性同性社交》一书,并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6年塞吉维克发表了她又一作《橱柜野兽》(The Beast in the Closet)。它探讨的是亨利・詹姆斯的《丛林猛兽》。传统观点认为该作品是一部关于马契的异性恋小说。塞吉维克的解读则完全不同。在她看来,马契是同性恋者却没有勇气承认,巴特拉发现了这一秘密并试图给他提供帮助。故事的最后几段描写当马契跪在巴特拉的坟前时,他抬头看见了一位陌生人,“他看来有点饥饿,”詹姆斯写道。马契想象着“精神伤害的情景”,詹姆斯接着写道,“这污染了空气:在醒悟、震惊的瞬间过后,他又立即追逐……”。根据塞吉维克的理解,这个不知姓名的陌生人正是马契寻找的同性恋对象,在《丛林猛兽》中充满了这种男人对于男人的渴望――以及对这一欲望的不断否定。 从塞吉维克对文学经典的重读可以发现,借助酷儿理论的相关知识对经典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可以得出与传统迥异的结论。酷儿理论的代表理论家们对传统性别机制的挑战与解构、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重构,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注入了新的血液,建构了文学阐释的新范式。 参考文献: [1]李银河,酷儿理论面面观[J].国外社会科学,2002,(3)。 [2] Heller, Dana. Cross Purposes: Lesbians, Feminists, and the Limits of Alliance[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6-37. [3]Turner, William. A Genealogy of Queer Theory[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9-11. [4]杨洁,酷儿理论探析[J]. 河北学刊,2007,(1), p253。 [5]Kaplan, Charles & Anderson, William. Criticism: Ma-jor Statements. Bedford Books, 2000, p776. 注: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文化批评视野中的亨利・詹姆斯小说研究》(编号:WX0717)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