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米，大多颜色纯白，颗粒饱满，除了形状略有区别之外，肉眼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有一种大米，生来就有毒，它的镉成分严重超标，有人将其简称为“镉米”。
据媒体披露，中国10%的市售大米镉超标。它们种植在受到污染的土壤上，长期食用这种“镉米”的当地居民出现一些怪病，除此之外，还有部分“镉米”进入市场流通。这件事直接牵扯出土壤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它的恶果已经渐渐显现。[详细]
吃大米也会让人中毒？
“思的村”出现怪病：脚和小腿酸疼难忍
广西思的村的李文骧老人今年84岁，身体还算硬朗，但已经20余年没法好好走路了。只要走上不超过100米，脚和小腿就会酸疼难忍。医生无法确切诊断，老人干脆自己命名——软脚病。他告诉记者，在其生活的广西阳朔县兴坪镇思的村，另外十几位老人也有类似症状。从1982年退休回村算起，李文骧吃本村产大米已有28年。多位学者的研究论文证实，该村耕地土壤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就已被重金属镉所污染；相应的，所产稻米中镉含量亦严重超标。[详细]
镉中毒有此症状，“思的村”怪病疑似“痛痛病”
医学文献已经证明，镉进入人体，多年后可引起骨痛等症，严重时导致可怕的“痛痛病”。所谓“痛痛病”，又称骨痛病，患者骨头有针扎般剧痛，口中常喊“痛啊痛啊”，故得此名。这种病的症状与李文骧老人所说的软脚病非常相似。多位学者也直指，思的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类似案例不只出现在广西思的村。实际上，多个地方均有人群尿镉等严重超标和相应症状。[详细]
开矿过程管理不当，镉通过污水流入土壤被水稻吸收
镉主要与锌矿、铅锌矿、铜铅锌矿等共生。在焙烧上述矿石及湿法取矿时，镉被释放到废水废渣中。如开矿过程及尾矿管理不当，镉就会主要通过水源进入土壤和农田。美国农业部专家研究表明，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无论农业部门近年的抽查，还是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中国约10％的稻米存在镉超标问题。对于65％以上人口以水稻为主食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现实。[详细]
土壤中毒情况已经很严重
8000万亩左右土地被镉污染
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遍地开花的开矿等行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重金属释放到自然界。这些有害重金属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如果陈同斌的估计属实，以中国18亿亩耕地推算，被镉、砷等污染的土地近1.8亿亩，仅镉污染的土地也许就达到8000万亩左右。[详细]
受污染地区以南方为主
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则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除了之前提到的思的村之外，还有：四川德阳地区、贵州铜仁万山特区、广西阳朔兴坪镇、广东大宝山矿区、湘西凤凰铅锌矿区、湖南株洲马家河镇新马村、辽宁李石开发区、浙江遂昌、江西大余钨矿区等。污染土地上产出的污染稻米，绝大部分可以畅通无阻地自由上市流通。[详细]
农民无法放弃受污染土地
一位村民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有命扛”。这位村民道出的一个南方农村现实是：每人只有几分田，土地仅够产出口粮。假如卖污染米再买净米，其间较大的差价也会推高他们的生活成本。多位学者指出，中国现行的土地承包到户制度，以及农民口粮基本自给等现实国情，成倍放大了稻米的重金属污染问题。无法放弃土地的农民，明知土地有毒，却只能继续种植水稻，“镉米”生长出来，有的被农民吃了，有的被卖到市场中。[详细]
给土壤解毒困难重重
受害者自生自灭
给土壤解毒，首先得给那些已经中毒的农民解毒。但已经受到危害的当地农民，如何证明自己受到了污染时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在记者的采访中，发现在中国，没有找到一例确诊的“痛痛病”。记者找到“思的村”，的确发现数名有不明骨痛的村民。但他们说，医院不能诊断清楚他们的病，他们只好自称“软脚病”。村民还说，当地政府从未就他们常年食用含镉大米一事有明确说法，更未专门组织体检。没有医院愿意确诊，只要没有人承认这是重金属污染，也就没有人需要负责。[详细]
土壤污染情况不明
土壤重金属污染受到关注，往往只是一些个别案例。无论在政府还是学界，对此并没有准确、详细的现状研究。近几年，有一个关于中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的数字反复被学者和各级政府引用，即中国有五分之一耕地被污染，总面积2000万公顷。还有一个数据也被广泛使用，即中国受镉污染的耕地面积近1.33万公顷，共涉及11个省的25个地区。经陈同斌考证，两项数据均无确凿依据。前者明显被夸大了，后者明显又太少了。数据打架，凸显学界和国家相关部门对土壤污染不摸底的现实。
修复土壤花费巨大
现在，世界上采用的土壤修复方法，主要有工程措施、物理化学修复、生物修复和农业生态修复等。但不论哪一种措施，都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曾进行过土壤修复，耗费了大量钱财物资。据日本环境省官员介绍，现在修复1公顷土地的费用，大约是2000万到5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相当于几百万元)。在《神通川流域污染农地复原表》中，记录了过去40年的土壤修复费用，共约42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将近30亿。而这还不是终点，由于土壤修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将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连续投入。[详细]
政府的决心是关键
有学者提出，由于污染主要是前任政府造成，各地现任政府更愿意选择逃避责任，而不愿直面问题。导致问题堆积，伤害继续，以及新的污染仍在形成。反观中国土壤污染在过去数十年的形成过程，即与各地政府“紧密相关”。相当数量污染工矿曾是各地国有企业；还有很多非国有企业，至少也一度被地方政府认为是环保的。地方政府更关心的是GDP和升迁，而不是前任留下来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情景是，到处都在拆迁建设，却很少有地方在进行环境治理。前者的成果立竿见影，后者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成果。很显然，官员更喜欢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