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05 , 12:25 am
超过88%的内科医生不想在仅有医疗维持的情况下继续活着，那为什么当病人说“不许抢救”时，他们就不听话还是坚持抢救病人呢？
如果我(原文作者，下同)要走了，我希望平静地逝去。
当我处于疾病晚期时，当健康或者说有质量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接下来的治疗只是为了多活几天的话，我希望停止治疗。虽然我希望这个计划还有很久很久才会被执行，但我丈夫和其他爱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希望用英雄式的方式来延长我的寿命，我宁愿选择平静地逝去而非漫长的死亡。
还有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想法。PLOS One杂志上的一篇最新研究称许多像我一样的医生都是这么想的。该研究调查了超过一千名医生，超过88%的医生希望在自己临终提前设立一个“不许抢救”的指令。要是我，我也会这么回答。
这个结果一点也不让我吃惊。
在医学的道路上一路走来，亲眼目睹了那些病人在临终前接受的治疗仅仅只是维持他们的存在，并不是维持他们的生命。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每个医学生都经历过，患者的这些治疗仅仅是维持器官的功能而已，病人拥有的只是痛苦地数着自己所剩无几的日子。
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调查结果中医生的个人选择和他们对待病人的态度如此大相径庭？为什么我们把己所不欲强施于患者？
George Dvorsky提到一个讽刺的可能性，也许医生们是为了赚临终治疗的钱才这么干的。曾获普利策奖的书籍Wit中的主角就是一名受到临终干预来延长寿命的人，因为她的医生更关心的是他们的医学研究。我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要发生，事实上我的同事们对患者的关心胜于其他任何事物。但想要真的实行“不许抢救”，实在是太傻太天真。遗憾的是，即使是我最好的朋友的母亲，我也是给她进行了复苏。
然而，我不相信大多数医生是因为这些“利益”原因为病人采取延长治疗的。我猜测，我们大多数人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更复杂的原因。
首先，延长患者的寿命，为他们的健康提供支持是治疗病患的首要原因。除了少数专门的临终关怀机构，医生的首要责任是要努力让患者康复，让他们能够摆脱我们的护理与治疗，更好的情况是让他们能够恢复基本的生活质量(虽然有时候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要摆脱这种“天职”思维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不能让人变好，那我们到底在干嘛？
其次，医生害怕受到“为什么没有采取抢救措施”的指责，我们给病人越多的治疗，我们“尽可能给予他们最好的关怀”的意愿就会表达越清晰。除了临终时期的“全场紧逼”，还有什么能够更好地防御法律起诉的威胁呢？虽然这是一个很难量化的因素，但我相信这个原因强化了许多激进的临终治疗。
回头看看2009年萨拉·佩林关于“死亡评审团”的政治演讲，平价医疗法案将授予官员们拔掉祖母呼吸机的权利。虽然这项议题最终在这位前任阿拉斯加州长的反对下未能生效，它本可以让医生在倾听患者临终需求时得到相应的报酬。现在倾听患者临终需求的医生是不会因此而获得报酬的。
但确实，这种谈话对医生来说是很艰难的。我们不擅长讨论“即使我们倾尽所能也无法挽救病人”和“人终有一死”这类事实。
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我很少需要开展这类临终谈话。我的病人几乎都是健康的。但即使我遇到了一些慢性病患者发出了“不许抢救”的指令，并且出现了将死的征兆，我仍然会确保告诉他的母亲，还有一些治疗可供选择。
看着病人死去而不作任何尝试，这不仅与我们的修复天职相违背，还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医疗决策。我非常能够理解我的同僚们在做决定时的艰难处境。
但我们仍需做得更好。如果病人跟我们对自己的决定一样，不希望临终前做那些无谓的治疗，我们就不应该实施。我希望我的爱人能够在我临终时坚持我的选择。请记住，在我们职业生涯中，垂死的人是最脆弱的，而我们为他们减少痛苦的职责是神圣的。
[MegaMega via thedailybe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