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百年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却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歧视、敌对、包围和挑衅。面对国内外各种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并向世界人民和周边国家传递新中国爱好和平、真诚合作的良好愿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外交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紧密团结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亚非拉国家，冲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各种经济封锁和武力挑衅，逐步打通了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道路。
确立三大方针
以昂然的姿态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实际情况，初步确定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人民政府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不急于谋求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而是先审查和处理好旧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协定，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彻底清除干净，待时机成熟后在平等、互利以及相互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基础上再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两项方针保证了新中国不受过去屈辱外交的束缚，掌握了开展新外交的主动权，同时彻底摧毁了一些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以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因为经济等困难会向它们妥协、祈求的迷梦。因为此前美国就曾认为中国“最终会卑躬屈节地”“敲山姆大叔的门要求援助”。“一边倒”，即完全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首先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支持。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出于中苏革命情谊、共同意识形态和尽快获得苏联信任与援助以打破西方国家封锁的现实选择，充分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
在这三大外交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在建国后的头三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初步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上面临的首要重任，就是废除旧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特权，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和影响，这也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区别于一切旧政权、旧政府的根本不同之处。新中国首先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拥有的海关管制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成立，从而结束了中国海关由外国人长期控制的局面。同时，一切外国在中国的驻军，包括各种军事势力，均被清除出去，一切外国兵营地产和地面建筑均被征收。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香港问题采取了“暂时不动香港”的方针。这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基于国内和国际形势作出的战略考虑，将香港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的特殊“国际通道”，从而对消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中共中央将“暂时不动香港”的方针进一步概括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性方针。
尽可能地争取与更多国家建立平等、正常的外交关系，是新中国整个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从实际出发，首先与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获得了它们的有力支持。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决定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宣布同前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3日，苏联与新中国正式建交，互派大使。随后，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1月，新中国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等10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为了加强与苏联的同盟及合作关系，1949年12月，一生从未出过国的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受到了苏方的隆重欢迎和接待。毛泽东访苏期间，重点与斯大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等问题。经过深入细致的沟通与商量，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双方还签订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这些条约和文件为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加强两国的合作提供了重要保证。
新中国还积极与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1950年4月至1951年5月，新中国与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芬兰和巴基斯坦等7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时，英国、荷兰、挪威、锡兰、阿富汗、尼泊尔和以色列虽然因各种原因未与新中国及时建交，但都较早地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通过以上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打开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以独立自主为原则的新中国外交姿态，不仅向世界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向世界和周边国家传递了新中国爱好和平、睦邻友好的良好愿望。
以不屈的精神抗美援朝，捍卫正义与和平
正当中国人民准备着手建设新中国时，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内战。美国为了谋求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作出了出兵朝鲜半岛、扶持南韩政权的决定。随即，杜鲁门的美国政府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军、空军部队支持南韩军队作战，并派遣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以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国的行径不仅粗暴地干涉了朝鲜半岛的内部事务，具有明显的侵略性质，而且威胁到新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安全。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外长都对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行径提出了警告，号召全体人民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声明：“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但美国一意孤行，派出了地面部队直接从朝鲜半岛南部入境参战。同时，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安理会在7月上旬授权美国组建“联合国军”司令部。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7.5万人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登陆，入朝作战。美国侵略军从仁川登陆后，致使已推进到朝鲜半岛南部的朝鲜人民军被切断退路，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面对朝鲜半岛局势的逆转以及美国的侵略战争有扩大到中国境内的危险，毛泽东等领导人为了避免直接出兵，扩大战争，再次采取外交方式警告美国的侵略行径。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委员会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再次严重警告美国：“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对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美国对中国的警告依然置若罔闻。10月1日，美军越过三八线，随后侵占平壤，并多次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乡地带，炮轰在公海航行的中国商船，把侵略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同日，朝鲜正式向中国提出紧急出兵的请求。是日深夜，毛泽东连夜在中南海召集中央主要领导人开会，商讨对策，会议一直开到天亮。
中朝两国在长期的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友好关系。面对邻邦遭受侵略，中国若不出手援助，朝鲜就有亡国的危险，中国的国防安全也将面临威胁。但是，中国一旦出兵，面临的对手是一个拥有现代化武器的强大美国。美国当时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中国一个军只有36门。而且，美军拥有优势的空军和海军。中国军队不仅要继续完成解放战争的任务，而且武器落后，没有自己的空军、海军。同时，中国国内也有许多不利的因素，如新中国刚刚成立，经济基础薄弱，财政状况困难；新区土地改革还未进行；肃清土匪的工作尚未结束；社会秩序不稳定；部分民众有厌战情绪；等等。对新中国的领导人而言，出不出兵真是一种艰难的抉择。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又在中南海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出兵与否的问题。会议初步形成意见，拟派部分志愿军赴朝援助朝鲜，但未形成最后决定。为了争取最后的一线希望，尽量避免出兵，10月3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由他向印度总理转达两点意思，并请印度政府转达美国国务院：一是，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二是，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当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10月3日至4日，毛泽东相继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出兵问题。同时，他和周恩来安排专机，接回正在西安的彭德怀到会参与讨论。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于援朝和自卫的双重考虑，同时着眼于中苏战后国际战略的需要，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在会议上作出以志愿军名义出兵朝鲜、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发出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日，毛泽东将中国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定转达给金日成。周恩来也受中共中央委托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等问题。
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志愿军入朝的时间定在10月15日，同时要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支援。但是，斯大林担心苏联空军的介入可能会导致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并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作战。苏联态度的突然变化，使志愿军入朝作战的风险骤增。毛泽东随即通知彭德怀等回京，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突变情况。10月13日，毛泽东电报在苏联的周恩来通报会议决定，认为出兵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同时要求周恩来同苏联领导人继续商谈，争取支援。苏联答应给中国提供所需武器装备，并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但不准备派空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在这复杂多变的情况下，10月18日，中共中央依然决定出兵朝鲜。10月19日，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以6个军18个师的阵容隐蔽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
从1950年10月25日到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相继发起五次大规模战役，共歼灭敌军23万余人，英勇地扭转了朝鲜半岛的局势。前两次战役（10月25日至12月24日）先后打破“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吹嘘的于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部朝鲜和于“圣诞节”（12月25日）前结束战争的计划，迫使“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扭转了朝鲜的战局。第四次战役后（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4月1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由“细菌将军”李奇微接任。此后，朝鲜战争开始进入边谈边打的复杂局面。美国先后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绞杀战”“细菌战”等，企图以军事讹诈迫使中朝方面接受其谈判条件。美国几乎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争。但是，中朝人民军队团结一致，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多次的攻势，并于1952年4月迫使李奇微下台，由美军上将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再次经过两年多的较量，美国终于认识到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1953年7月27日，中朝代表和美国代表终于在板门店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朝鲜战争结束。对于朝鲜停战的结果，克拉克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不久进行的一次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大规模外出军事行动。中国人民志愿军以绝对劣势的装备战胜了拥有现代化武装的美帝国主义，沉重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势力。
抗美援朝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抗美援朝的胜利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典范，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所言：“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世界和平担当大国责任
由于朝鲜战争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1953年9月28日，苏联政府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议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1954年2月18日，苏、法、英、美四国外长会议决定，于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和讨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届时邀请中国等相关国家参加。由于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五大国的地位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并做了充分的准备，希望借此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促进国际和平。4月2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起程，25日，中国代表团到达日内瓦机场后，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中国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一样，热烈地期待着会议的成功。28日，周恩来外长在大会发言中全面阐释了中国政府对亚洲问题的立场，指出美国在亚洲的侵略行动应该被制止，亚洲各国的主权和独立应该得到尊重。周恩来还揭露了美国操纵联合国，干预和试图控制朝鲜半岛的霸权野心，指责美国假借联合国监管朝鲜是“无理之至”。尽管会议在美国的破坏之下，没有就政治解决朝鲜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努力赢得了多数国家的尊重。会议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时，中国代表团充分利用美、法、英之间的矛盾，以及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愿望，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推动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
在会议内外，美、法挑拨印度支那三国与中国的关系，煽动老挝和柬埔寨的代表反对中国政府的提案。周恩来等中国代表团耐心地与越南、老挝、柬埔寨代表团沟通，阐释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主张。在中国代表团的多次努力下，会议成功化解了美国干预和插手印度支那的野心，最终促成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妥善解决。7月21日，日内瓦会议达成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等。尽管美国没有在《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只是声明将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妨碍协议的实施，但是，长达八年的印度支那战争停止，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彻底结束，印度支那三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内和平 ，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首次亮相，是中国通过大型国际会议争取和平协商解决重大国际争端的首次尝试和运用多边外交的开端。中国受邀参加会议，并用实际行动促使会议取得了成功，这足以证明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新中国充分利用这次会议，冲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孤立政策，妥善处理好了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为国内经济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遗留问题，它们对新中国抱有一定的成见。如何妥善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就必须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原则。中国在处理与印度、缅甸的关系过程中，提出了对国际交往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和印度是毗邻的两个亚洲大国，有过共同遭受西方殖民侵略的历史。但中印在西藏、边界、宗教等问题上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1951年6月，周恩来向印度驻华大使提出，中印应重新协商在西藏问题上的关系。1953年9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就西藏问题举行谈判。同年12月至次年4月，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就西藏问题举行会谈。周恩来在谈判第一天就提出，中国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就是坚持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入该文件的序言，成为解决两国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准则。
1954年6月25至29日，周恩来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时利用休会期间，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访问期间，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阐释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终，中印两国总理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是将“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联合声明还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一般的国际关系之中”，这就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了基本的准则和保障。中缅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也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很快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的支持。它不仅为新中国突破西方的外交封锁，走向国际大舞台创造了条件，而且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相处的基本原则，对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今天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原则。
二战结束后，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许多国家纷纷独立。但是，亚非国家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经济水平等存在着较大差异，加上一些西方国家在其中挑拨离间，亚非国家深感需要加强彼此的合作与交流，增进相互支持和友好发展。1954年3月，印度尼西亚总理率先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得到了南亚等一些国家的响应。6月，周恩来、毛泽东都明确表示赞同召开亚非会议，并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但是，美国非常害怕亚非国家的觉醒和团结，极力贬低亚非会议的意义，散布会议不可能成功的论调。同时，美国还用经济援助等手段拉拢、分化亚非国家，策划成立东南亚组织条约，制造台海紧张局势，制造中国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的谣言以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参加亚非会议，认真准备，藉此希望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加强和改善同一些亚非国家的关系。1955年4月7日，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离京，准备出席亚非会议。但是，美蒋特务组织准备趁机谋害周恩来以及代表团成员，以此恫吓和阻挠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他们精心策划，买通香港机场的个别地勤人员，在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秘密放置了定时炸弹，并于4月11日12时15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中国、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随行记者11人全部遇难。周恩来、陈毅等人因临时访问缅甸才逃过了空难。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加剧了亚非会议前的紧张气氛。中国是否依然派代表团出席会议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周恩来拒绝了一些领导人的劝阻，依然带领中国代表团于4月17日到达亚非会议地点印度尼西亚万隆，受到万隆各界人士和亚非会议代表的热烈欢迎。
1955年4月18至24日，亚非29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会议。在29个国家中，与中国建交的只有6个，接受美国援助的有21个，且只有中国和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会议的第一阶段，与会者的讨论主要围绕促进世界和平、经济合作和谴责殖民主义等主题进行。但是，在美国的破坏和干扰下，一些亚非国家对中国心存疑惧。少部分国家在发言中偏离会议主旨，提出“亚非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并影射、攻击中国的宗教信仰、民族等问题。19日上午，周恩来随机应变，临时将原定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给与会各国代表团。在中午短暂的休息期间，周恩来临时起草了补充发言。在下午的会议上，周恩来在聆听各国代表主要发言之后，适时而又从容地走上讲坛，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的方针。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我们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遭受过西方的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相互了解和尊重、相互同情和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相互排斥和对立。他还指出，亚非国家中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中国“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周恩来情真意切的发言和“求同存异”的方针，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赞同和热烈欢迎，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经过仔细挑选的措辞简单说明了中国对这次会议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他的发言是中国以和解的态度与会的绝好说明。他的发言是前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周恩来的发言驱散了两天来在会议上集合起来的乌云。在随后几天的讨论中，周恩来又提出以和平合作为基础，来解决目前讨论的问题，并提出中国代表团草拟的“和平宣言”议案。在中国及与会各国代表的努力下，亚非会议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了指导国际关系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10项原则。这10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亚非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独自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一支新生的重要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国际舞台。会议及其文件中所体现出的和平、独立、合作、团结、协商、求同精神，成为著名的“万隆精神”。参加亚非会议，是新中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提出的“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等思想成为“万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和作用日益扩大，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由此掀开新的篇章。
（责编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