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行走，常常会因为她的精致幽雅而叹为观止，一株老藤，一段曲廊，写尽了烟雨“天堂”的灵秀和聪慧。因此，江南留给我的是“文化后院”般的含蓄和温和。然而，当我走过无锡时，却寻找到了一种更强烈、更坦诚的东西。无锡在江南的绮丽中有一点特别，她没有金陵古城彪悍、堂皇、权力的霸气，也没有水乡小镇精致的园林和幽深的街道。她决不仅仅是个归隐或逃避喧嚷人生的地方，这扇“窗口”透射出的是一种与传统江南气质不同的大气与宽容。浩淼的太湖、宽阔的大运河，在幽静中更多了一份豪情。无锡所代表的，更有独立于历史、名胜之外的一种精巧温润的美学思想、人生哲学，一种高于个人荣辱沉浮的人文志向和理想。
痛伤国运的净域
江南自古以来似乎是给失意的官员和怀才不遇的文人们准备的一座“文化后院”，他们按着自己的心情建了一座座园林，于是，那些园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写满了主人归隐的心情留言。无锡也曾被认为是这样一个没有野心的城市，幽静地沉淀着自己的梦想。可是，人们的印象过于简单了。对于一个个性极强的城市来说，是很难抑制她被掩盖了的纯真的；随着历史的风云起伏，无锡也渐渐地显露出了她的个性，不再甘于平淡了。
在无锡有一家著名的东林书院。正门的石牌坊额上“东林旧迹”、“后学津梁”八个字，彰显着她高标独立的学术地位。这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革职还乡的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与同邑高攀龙等人，在当时讲学遗址上创建的。同样是失意文人们建造的亭台楼阁、轩榭馆堂，然而，这里主人诉说的却不是“高山流水、知音难遇”。
沿着肃静的青砖甬道向前，透过依庸堂灰暗斑驳的砖砌老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副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副对联的作者是世称“东林先生”的顾宪成。诚如对联所表述的，他将“天下为己任”作为毕生的最高追求，面对明末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他立志革新朝政，挽救风雨飘摇的王朝政权。但不阿权贵、敢言直谏的秉性，又注定其仕途生涯曲折坎坷。被革职为民后，不愿悠闲逸居的他，开始了扶持正论的讲学生涯。
顾宪成写下了这样的“檄文”：“官辇毅，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道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他一直奉行的“会不厌多贵其真，友不厌少贵其精”的治学为人之道，为书院讲学确立了总体原则与接纳学人的思想宗旨。
史称“东林八君子”的中的顾允成、安希范、钱一本、刘元珍、叶茂才、薛敷教也相继主持讲学，指陈时弊、裁量人物、锐意图新，谈得豪爽、痛快，笑得欢畅、彻底。他们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呼吁朝廷要惠商恤民。这种讽议朝政，臧否人物的教育活动颇受有识之士的欢迎。江南士绅弟子及各地学人仰慕东林学风，都闻风向附，联翩来集，部分在朝官员也遥相应和，一时东林名声大振，逐渐由学术派别和舆论中心，扩大和形成为要求改良社会的政治派别，被称为“东林党”。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特别到明神宗统治后期，宦官弄权，边患频仍，名饷加派，人民负担沉重，政治日益腐败。东林人士在反对矿监税使掠夺民财之争中，与阉党势力水火不容。高攀龙是无锡历史上的一位名儒与耿直之臣，他不顾安危，连续上奏弹劾魏忠贤的恶行。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要求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集团的强烈妒嫉和反对。天启六年(1626)，阉党再兴冤狱，魏忠贤假传圣旨，向罢官回籍的东林党人举起了屠刀，大批缇骑四出捕人。高攀龙预感自身难免，写下了《遗表》和《别友柬》之后，便在自家后园投湖以终。他在《遗表》中称效屈原之志，以身殉国。
时代永远是大舞台，比较起来，个人只是其中具体而细微的角色。东林书院虽一席片壤，但东林学子为官清廉、讲学风、讲正气、躬行实践、锐意图新及热忱的爱国思想以及其倡导的“实学以救世”和“天下为己任”的东林精神延绵流传四百余年而不衰。东林士子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做一个文人最不可缺少的尊严。
大象无形的家族
自从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周文王的长子泰伯从关中平原来到江南，定居无锡后，钟灵毓秀的山水和古老昌盛的文化，滋养了一代代锦心绣口的文化名人和艺术巨匠。其中，有晋代画家顾恺之、唐代诗人李绅、元代画家倪瓒、明代旅游家徐霞客，近代有外交家、思想家薛福成，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现代有科学家周培源、钱伟长、顾毓秀、王选，语言学家刘半农，民族资本家荣毅仁，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美术大师徐悲鸿……
在无锡还有一座大名鼎鼎的“钱家大院”，近一个世纪来，接连走出了一个个文化巨匠，高悬在中国百年文化发展史的浩瀚星空中。
有位外国学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国外的学人把钱钟书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认为《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还是最伟大的小说”。在他们看来，“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钱钟书把这种人生情境加以形象提炼概括，所描绘的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围城》之所以被称作是“小说中的宋诗”，是由于钱钟书的文学作品较之思想著作而言，更能贴近普通人。虽然承袭着传统国学的教育，但他一直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他的作品既符合世界文学的潮流，又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喜爱也为外国人喜爱。而事实上，奠定钱钟书文坛地位的却不仅仅是那部红极一时的小说，更是缘于他的开阔的人文情怀。
钱钟书是世家望族的长子，他的父亲钱基博是位著名国学家和教育家，他深谙言语招祸之理，所以根据汉人杨雄“默默者存”的语句，替钟书取字“默存”。果如父亲所期望的，钱钟书没有辜负这个名字。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他在其淹博宏通的巨著《管锥编》中，将一生饱学之识汇于一册，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像是一座匠心别具的文化园林，将世间文化精华移天缩地，巧妙陈置，打造成立体的风景，让人流连其中，惊异忘返。
曾旅居海外的钱钟书从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既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深刻地指出了其历史的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既批评了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作为一个哲人，钱钟书的思想经常超前于时代，他曾经说：“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联系，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不同的科学。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从中可以看出，钱钟书在他跨越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诸人文学科的学术实践中，显然是以“通人”而非“专家”为其学术目标的。其学术的“综合性”，是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人文传统的再现，也有一种古希腊学风之神韵。钱钟书以一名古希腊哲人式的“爱智”理想，成为了当代学人中，最不可思议的大家，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人格的榜样。
在无锡的钱氏门庭中，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同样不容忽视，他就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的钱穆。最早对钱穆的了解，是从《毛泽东选集》那篇关于“美国政府白皮书”的著名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开始的，“钱穆、傅斯年之流，杜鲁门、艾奇逊、司徒雷登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寄于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中可以看出，一向与民主人士交往甚密的毛泽东对钱穆的不齿。他提到的这三个人中，当时胡适不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始终坚决站在对立面，因此上了战犯的名单；傅斯年当时也乐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可为什么要把钱穆这样一个学者也划到对立面呢?
钱穆虽然出生旧式家庭，但却不是一位纯粹埋首书斋的学究。他的治学范围广及史学与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及文化史、政治学与制度史等，可称是传统国学中的“通儒之学”，他的作品中有种很明显的精神，就是对传统文化、中国历史有深厚的感情。钱穆所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学术之路，虽然他始终反对胡适的西化主张，但在坚守民族文化立场的同时，也突破了传统国学的治学范式，学术眼界明显超越了“五四”时期单纯固守本土文化的“国粹派”的视线。
但钱穆为什么会背负上“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称号”呢?这可能是和他在北京大学执教的经历有关，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顾颉刚回到江苏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从此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而他似乎并不领情，在思想和学术上却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最后几年里，他也没有顺应潮流，参加到抗议政府的行列里，甚至还对闻一多的激烈反政府言论有所批评……钱穆当时的这种做法为后来的时势所不容，可能是他背负“罪名”的直接缘故。
但同时又应该看到，钱穆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和以天下为使命的责任感。在闻一多遭到特务暗杀之后，他是少数有胆量出席闻一多追悼会的人之一。晚年虽卜居台北，但他心系两岸，主张和平统一，反对“台独”……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这样一番经历的，只有钱穆。
1928年，在无锡钱姓家族中，又诞生了一位大家。作为钱家的晚辈，钱绍武是这个名门望族中唯一的艺术家。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他自幼拜家乡的名画家秦古柳先生学画，更使其对中国的艺术传统笔追神摹、心领神会。父母皆为一流英语教授以及六年出洋留学的个人经历，使他通晓英、法、俄等多种外语，因而对西方艺术有着通畅而透彻的了解和领悟……
五十七年前，仅仅上过四年小学的钱绍武，拿着他自己画的一个初中毕业证书来报考北平国立美专，当时的校长徐悲鸿破格收下了这位数理化都考零分的学生。
钱绍武作为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艺术家，一个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大悲欢的艺术家，一个兼具诗人与学者双重气质的艺术家，其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艺术生涯的曲折演进，无疑都对其艺术风格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大学时代曾是一位热血沸腾的学生领袖，22岁的他声讨辩论，宣传鼓动，因擅长演讲而被誉为“铁嘴”。在苏联学习时，他创作的作品《大路歌》一举成名，并获得了“艺术家”的称号。回国后，钱绍武担任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系主任，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红色专家”……
人生总是有遗憾的，对于钱绍武来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1959年留学归国之后不久，就随同国家与民族一起进入了那多灾多难的动荡年代。他曾说：“这一段经历对我的艺术却起了关键作用。其作用就是有了生离死别的切身体会。真正体会到了有时死比生容易。也只有经过真痛苦，才懂得了真欢乐，懂得了生命的价值。”1979年后，钱绍武的艺术观开始由西方向东方回归。当然这种回归并不是盲目的，而是钱绍武对东方和西方文化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和对比之后的一种自觉和自然而然的行为。随着对东西方雕塑艺术的学习和研究的逐步深入，他的一件件既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气韵，又有西方现代因素的作品不断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出现。这些雕塑作品是对他艺术理论的实践，也是他炽热情感的抒发。
艺术家的创作源自真正的印象，作品的表达也非常传神。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钱绍武一直奉行的是真诚对待一切。这个真诚就是要审查自己的灵魂。只有把自己的灵魂咀嚼透了，才能有好的作品出来。在钱绍武的刻刀下，阿炳凄惨的背影、曹雪芹欲哭无泪的双眼、李大钊宽阔的铁肩……都凝固成了永恒的瞬间。即使是那些紧闭钢唇的《孙中山》《曹雪芹》《伍子胥》《炎帝》《神农氏》，也都让人感到一种逼人的气势。面对雕塑，钱绍武似乎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每塑造一个人物，他都会跨越时空的距离去进入到人物的内心，去体察他们的人生，去咀嚼他们的灵魂。钱绍武之于雕塑，无论是个人的学艺经历还是其风格的演变过程，都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家群体中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因此，他的艺术道路，刚好是当代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作为一个融汇中西的文化艺术骁将，钱绍武在当今艺坛上巍然耸立，成为一个蔚为壮观的艺术存在。和前面说的几位钱姓大家一样，如果仅从雕塑家的单一角度去研究他，都只能是窥得冰山一角。钱绍武晚年醉心于书画，他的作品雄风浩荡、真气充沛、笔酣墨畅，不仅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而且还高悬于最高党政机关的会议大厅和最负盛名的名山大川……
无论是雕塑还是书画，钱绍武的作品都是形神兼备、意境深邃，往往体现出斯人独具的精神内涵。这绝对是缘于钱绍武对历史、作品、人生命运及其风格特征的深刻理解与切身感悟。
两千年前，老子说出了石破天惊的八个字：“大象无形”、“大音希声”，道尽了艺术的真谛。那是一种来自地心深处的声音，巨大、深沉，是老子所谓“听而不闻名曰希”的“天籁”。无锡的钱姓人家长久屹立在天地之间，但冷寂无声……
一个人的绝唱
无锡惠山下有一座不起眼的阿炳墓。墓前的阿炳雕像是钱绍武先生的作品。那被风扯起的衣襟，那内弯的手臂，那颤抖着、挣扎着的身躯，以及那破旧长衫上粗犷朴拙的刀痕和“遮颜”的破帽，就像《二泉映月》深沉哀怨的旋律，如泣如诉。阿炳佝偻着羸弱的身体，侧低着头，斜倾着肩，整个身体就像一棵在风中簌簌发抖的芦苇。他的两只手臂没有演奏家在乐声中的舒展与洒脱，而是如残疾一般，左臂卷曲向上，紧夹着琴杆，右臂艰难地向里“推”。虽然阿炳没有拉开二胡的弓弦，但他消瘦的身姿，却依然充满着音乐的流动与韵律。阿炳用他那种受尽折磨，在凄风苦雨中沿着大街小巷拉琴的姿态，发出对凄惨命运的控诉……
在无锡的名人当中，阿炳应当说是“不入流”的，甚至在他生活的时代里是低贱的。然而，令那些名门望族望尘莫及的是，被世俗偏见踩在生活最底层的阿炳就是凭着那个卑微的身份赢得了世人的景仰，成为无锡引以为傲的第一人。而那曲把情与怨编成无言的独白、用血泪与傲骨演绎生命绝响的人生咏叹《二泉映月》，不仅成为世界音乐的经典，也成就了一座城市的文化格调。
阿炳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但他并不是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在双目失明后，他虽然流落街头，却不吃嗟来之食，仍以卖艺为生。生活的潦倒并没有使他失去艺术家的尊严，他对艺术始终持一种严肃的态度。在一次卖艺时，阿炳坚决拒绝为敌伪军官伴舞演奏，尽管遭到侮辱和殴打，但却没有失去一个中国音乐人的气节。
常人需要幻想，而盲人则会有更多的幻想，阿炳一生贫困潦倒、颠沛流离，尝遍上苍赐予的苦难，历尽人间不平的磨砺，但厄运并没有使他丧失生活的勇气，却与琴瑟、清泉、月亮相知相伴、相依相随，他把痛苦生活的感受，用音乐倾泻了出来。
阿炳从未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即使在双目失明的不幸境遇里，他仍属于少数几名真正坚信并且最终看到了神圣的曙光的人。当他行走在那风雨飘摇的人生途中，他承受了一切人所可能承受的最离奇非凡的痛苦，这痛苦凝聚起来，最终成为灵魂世界里一种别人难以超越的境界，于是，死亡慢慢地成了他手指间的一段和弦，一个纯美之极的歌声……在颤抖着的琴弦上，阿炳用温柔、凄苦、文雅、愤恨、宁静、不安诸多情感相交织的宛如夜之皓月一般的乐曲，诉说着前世的沧桑和来世的苍茫。因此，《二泉映月》更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平静如水的心灵的独白，有微微的悲怨，但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刚直不阿、与命运抗争的倔强。他让人们透过那丝悲怨，看到前途的一抹光明。
《二泉映月》充满了素淡的人性，颤栗的深情和悲痛的力量。听《二泉映月》，里面有猿声啼白的枫岸，有月色沉淀的深潭，有波涛汹涌的嘶吼，有碧荷映雪的幽鸣，有血与泪的倾诉，有天与地的融合……阿炳把自己的生命锤炼成了东方的树荫下或广袤的荒漠中的一潭深水。而他心里的月光，是旁人无法想象的，圣洁眩目得可以化解人世间一切的哀伤。
音乐中的阿炳已经超越了生，他放弃了生命的嘈杂和欲念，尘世间的一切得失善恶、利益冲突都随光明世界的骤然退却而永久消逝了，剩下的则是一个无色无欲、永恒的黑夜。因而，在他的音符之中听不到过多的悲哀，总是充溢着对光明的向往。他依赖于这种清醒而孤寂的力量，坚如磐石地支撑着自己伤残的身躯在市井中活着，一年又一年地继续着一个流亡者灵魂泣血般的惊人吟唱。即使背负许多，承载许多，弯了腰，驼了背……
如同二泉的月亮一样，音乐也是有故乡的。好的音乐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底，永远也不会走失。这种坚韧也是无锡这座城市的内涵。
【责编 晓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