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学檬
江海学刊 2014年02期
江南造船与航行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隋唐江南所造船只可分为河船、江船和海船三类。河船主要是航行在运河与黄、淮等河流上的平底船。在唐代，这类河船主要在扬州等地制造，扬州设有十个造船场。
江船主要航行在长江及部分支流、湖泊，特点是运载量大。《隋书》卷二《高祖下》载开皇十八年诏书云：“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隋唐小尺的长度为24.5～24.6厘米，大尺为29.5～29.6厘米。①3丈即30尺，以大尺计算，船长约为8.85～8.88米，估计载重量在1000～1500石(60～90吨)之间。
至唐代，江船的吨位(载重量)更大了。《唐语林》卷八载：“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八十余幅(折合6丈)。”俞大娘航船最大，“操驾之工数百”。有舵楼。江南富商的江船一般都较大，估计载重量在2000～3000石(120～180吨)。这类船需借风力航行，“自白沙(南昌东北)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信风’”。为什么?因西行可借力东北风。李频《鄂州头陀寺上方》一诗即有“西江帆挂东风急，夏口城衔楚塞遥”②之句，就是描述江船西进上水航行需借东风。
关于江船，有个问题需要解释。就是为什么要造这样大?江船的用途一是作战，二是运输。从唐代资料看，主要是运输粮食、瓷器和木材等物资、商品，所以需要吨位大的船。其次，吨位大的稳定性比较好，有助于降低运输风险。这两个原因使江船越造越大。
如果以上解释属实的话，江船的造船地主要在长江沿岸的江南西道的各港口。江西的木材、粮食等商品与造船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江南江船的技术进步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船型扩大，载重量翻番。如开皇十八年吴越江船的载重量在1000～1500石(60～90吨)之间，到了中唐，江南富商江船的载重量已达2000～3000石(120～180吨)。船体大，制造技术、航行技术的要求自必提高。
第二是橹的使用。橹在战国秦汉就出现了，但指的是楼橹、栅橹、楯橹，是一种木制的防御工具。三国以后，橹成为安装在船尾的连续拨水的驱动工具。有两条史料可解释其技术先进性。一条是《晋书》卷九四《夏统传》的记载。夏统是会稽人，太尉贾充问他能否作“水戏”?统答曰：“统操舵正橹，折旋中流。”舵是把握船的航向的，橹是驱动船前进的，正橹就是把橹，以使船在中流亦无倾覆之虞。另一条资料是《新唐书》卷一三四《韦坚传》，记载天宝时，韦坚开广运潭，江南各地绫罗锦绣、瓷器、铜器，乃至南海玳瑁、象齿、沉香连绵而至。“关中人不识连樯夹橹，观者骇异。”这里说到船的帆桅和橹，并指出关中人多不识多桅船和橹。《旧唐书·韦坚传》所记基本相同，但“关中人不识连樯夹橹，观者骇异”这一句，“旧书”改为“京城百姓多不识驿马船樯竿，人人骇视”。可见《旧唐书》编者并不了解橹的重要性，只记“驿马船樯竿”。“驿马船”似即纲船，其作用如递送人员、公文的驿站的马匹；“樯竿”应指桅杆。
橹是利用杠杆原理和流体力学原理③，在摇摆时使水流产生压力差，从而产生推力，并且连续不断，比用桨划水功效高得多。所以有人说橹的发明“可能是中国发明中最科学的发明”④。根据“一橹三桨”的实践经验，中唐时的俞大娘航船“操驾之工数百”，其中必有很多操驾工是橹手，亦可证明俞大娘航船既有尾橹，又有更多的舷橹，因为尾橹不能多装，一般是一橹或双橹。
第三是帆的使用。请看本人和徐东升同志的《唐宋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一书之《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与唐代的航海技术》篇。我认为，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成功，因为使用了“奇帆侧舵”技术，故能以侧帆承接东北风，沿偏东南45°方向于冲绳登陆，并继续利用侧帆北上。这实际上是后来的调戗技术，即逆风行船技术，就是调整船头方向，把当头逆风转变成侧斜风，这样它就能推动船只呈之字形前进，其中关键是帆和舵的控制。
海船有来自国外者，以狮子国最大。江西、福建、广东也都能造海船。贞观时，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福建省图藏《西山杂志》(抄本)载唐时泉州可造4000石(240吨)海船。广东造海船见阿拉伯人伊本·巴图塔《游记》和《岭表录异》等书记载。江南、岭南的航海业发达促进了海船制造业的发展。
海船制造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横隔仓和水密分仓的发明，美国人12世纪才知道这项技术是从中国传到法国的⑤；船舷采用巨木作为强力构件，确保船体牢固，抗风浪。其他在船板榫接、板缝填充材料(油灰)等方面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⑥当时船体为杉木板，铁钉紧固。⑦帆的使用已和风向联系，但并不熟练，其调节技术已在实践之中。
江船、海船制造技术及航行技术的进步，推动运输业的繁荣，促进了江南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举其大者有：
第一，粮食运输和南粮北调。裴耀卿是改革漕运旧例、转运南粮的重要人物，其事迹见两唐书《食货志》所记。他着力解决了长江、运河、汴河、黄河的运路各段水情不一的问题，置仓储粮，水通则运，开元二十二到二十四年“凡三年，运七百万石”。开元二十五年达到100万石。⑧至刘晏主持漕运，“岁运米数百万石”，而《新唐书·食货志》则云“岁转运粟百一十万石”⑨。元和六年卢坦奏：“每年江淮运米四十万石到渭桥。”贞元、元和间因运费困难，故加强和籴，减少漕运，因为籴本比运本便宜。私商贸易，亦以米为大宗，如江淮大旱，米价日长，宣州缺米，米价升至一斗二百文，“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⑩。南粮北运既接济了唐中央的粮食，又加速了江南开发，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
第二，南瓷北运。唐代越窑瓷器的胎质细腻，釉层均匀，“如冰似玉”。越窑制瓷工艺技术先进，产品精美，受到唐代文士、贵胄们的青睐。唐代越瓷官窑生产贡瓷，数量不多，但属珍品。唐亡后，钱镠的吴越国和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保持着臣属关系，瓷器也就成了钱氏向中原诸国进贡的主要贡物之一。关于越窑对北方地区青瓷生产的影响，古陶瓷学界的一种意见认为，北方地区的青瓷生产，耀州窑在承袭唐、五代越窑的基础上，有了很大进步。长沙窑产品、洪州窑产品北运，景德镇窑产品北运或南运，也体现了船运的优势。北方各省市博物馆收藏的越州窑、长沙窑、洪州窑、景德镇窑产品数量众多，如果没有船运业，这些瓷器的北运和传播很难想象。
第三，北客南游和信息交流。因为有了船，水路畅通，江南的美景、美食，赋诗饮酒，人尽其才，兴学重教，讲论佛道，比较自由而清新的社会氛围为文人雅士所陶醉，故安史乱起，“多士奔吴为人海”(11)；吴县(苏州属县)，安史乱后，“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经主政者卢公治理，“内宽外明”，社会和谐(12)；昆山，大历九年王纲为县令，大兴县学，“于是遐迩学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13)；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婺州兰溪县，也是池隍馆宇之多，旗亭阛阓之喧，途道往来之众，令人目不暇接；奥壤半天下，商旅交于关市(14)，繁荣而活跃的经济令北人瞠目。当时出现了北上考试、南游为宦的风尚。即使官员也愿外放江南,柳宗元之父柳镇“求为县令江南”(15)。白居易更是求为江南一官，后授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白居易是一个敞开心扉的文豪，他说：“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人有心匠，得物而后开。境心相遇，固有时耶?盖是境也。”“乐山水，多高情。”(16)这一番富有哲理的话，告诉我们，人的信息交流，既有人与人的交流，又有人与自然的交流。后者表现为江南胜境，可以触发人的心境净化，这可解释江南佛道流行的思想因素。船—交通—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心境交融。社会的进步就是在这种信息交流的环境中完成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于2012年9月出版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其中一个观点是：历史上数次重大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讯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唐代江南尚无经济革命迹象，但已有许多新技术在孕育中，如本文所提及的造船、航运技术、信用证券(17)、改良后的炼银技术、雕版技术(江西、润州)等等，无疑都促进了信息交流，为江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动力和新气象。
第四，促进“南方丝路”的开拓。《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下所记通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的陆路和海路，被认为是“南方丝路”。其实不只丝织品出口，陶瓷也是重要出口商品。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的著作《海上陶瓷之路》，就收录了唐代瓷器出口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乃至埃及的邢窑、越窑、长沙窑、景德镇窑产品的残件、残片资料。我国学者也根据国外出土的中国瓷器，对外销瓷器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南方丝路”的另一功能是输入海外的象牙、珍珠、珊瑚、香料和棉花。关于棉花经海路传入中国的问题，研究者稀少。
印度、中亚棉花的传入，有北传和南传两种可能。北传见之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南传的资料有限，陈光良《海南经济史》指出：吉贝一词源自梵语karpasi和马来语kapas，海南汉语方言称棉花为gabua。“黎语和海南汉语方言对棉花这一植物的称呼，均同源于梵语和马来语”(18)。就是说，棉花从印度、马来半岛传入海南岛，再传入福建、江南。这一传播过程无疑离不开海上交通。
2013年6月13日，我在牛津大学的书店里买到一本论文集《南亚扩张的边界和世界历史》(19)，其中有F.戴尔写的《丝路、棉路：前欧洲时期的印中贸易》一文，他是这样论述印度、东南亚国家的棉织品运销中国的：“当棉布首先在南亚织造时，而印度继续生产若干品种的棉布，其市场是在中国。”“其线路是：从四川和中国腹地至缅甸、阿萨姆(Assam)、孟加拉和恒河乡村。”“缅甸的佛教徒——如中国的佛教徒也说要着棉布衣，因为他们都是佛教徒，信仰非暴力，被禁止养蚕，以免伤害生灵。”“在卡利卡特Calicut(Kozhikode)的喀拉拉(Kerala)港的转口贸易，表明在欧人东来前时期，中国继续购买印度上等棉花棉布。”由此可知，从唐以前开始直到宋元，印度、东南亚的棉布经陆路(缅甸—云南—四川)、海上(印度—缅甸—马来半岛或苏门答腊—越南—海南岛或广州)输入中国已是事实。(20)
在唐代，吐鲁番已传入印度的棉花、棉布，敦煌、吐鲁番文书多有记载。江南是否有棉布，还少有人论证。从海上贸易情况估计，应该已有棉花、棉布，当时称吉贝、劫贝。皮日休诗《孤园寺》有“小殿熏陆香，古经贝多纸”，“磬韵醒闲心，茶香凝皓齿。巾之劫贝布，馔以栴檀饵”。(21)他的另一首诗《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南阳博士三首》之一写到：“半日始斋青餸饭，移时空印白檀香”句(22)。孤园寺在太湖，说明晚唐太湖孤园寺已用棉布餐巾。茅山斋后坐禅，敬焚白檀香。那么这块“劫贝布”、白檀香哪里来的?一种可能是广州运来的印度或东南亚出产的棉布与白檀香。江南是新布料流行的地区之一，反映了社会进步及风尚的变迁。
江南金银铜冶与金银铜器制造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传统的采金技术比较简单，就是人工淘洗。白居易诗《赠友五首》：“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辛苦。披沙复凿石，乞乞无冬春。手足尽皴胝，爱利不爱身。畬田既慵斫，稻田亦懒耘。相携作游手，皆道求金银。”鄱溪就是鄱江，其下游又称饶河，在今江西鄱阳县。(23)
这是江南采金的一个例子。中国已查明的铜矿分布地中，其储量大的有江西德兴、西藏玉龙、甘肃金川、四川东川等。江西德兴矿为铜和金、银、锌等金属的共生矿，所以发源于赣、皖边界婺源县东北部海拔1496米的五龙山脉西南麓的鄱江南支流安乐江，流经婺源、德兴、乐平等地，所过地区，蕴藏着铜和金、银、锌等金属共生矿。故白居易诗所述可信。
张说的《奉和圣制赐诸州刺史应制以题坐右》诗就有“朝廷多秀士，熔炼比精金”句，即说明淘出来的金砂用坩埚“熔炼”，去其杂质，浇铸成金块。江南银和铜的产地往往在一起，因为它们往往是共生的。元稹也说“鄱阳有熔银、撷茗之利”(24)。除了上述鄱江流域外，还有宣州南陵(义安，今铜陵)，池州的秋浦、青阳有铜、银，应是铜银共生矿。《太平寰宇记》关于江南西道德兴县“有银山，出银及铜”，其场以邓公为名。证实白居易、元稹所描述的情况属实。
唐代江南银的提炼技术有进步。吹灰法冶炼贵金属始于东汉末年，其原理是将金、银和铅共生矿石粉碎后，倒入熔炉加热，金、银熔入铅中，变成铅坨，留在炉底，杂质矿渣则浮在表面。取出铅坨，再倒入熔炉中，并加入适量草木灰，冶炼时，铅氧化成“蜜坨僧”，或鼓风吹散，或渗入灰中，与黄金、白银分离，黄金、白银就炼成了。不过，将这实验方法用于冶银生产则盛兴于宋代。北宋苏颂记述说，将银铜矿石加铅煎炼，银随铅出(变为银铅合金)，然后开地作炉，炉内放木叶灰，叫做灰池。投入银铅合金再炼，铅则渗入灰池下面，留在灰上的就是银。(25)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对汉代从银矿中提炼白银之“吹灰法”的创新。这一创新可能始于唐代江南。(26)司空图的《诗品》“洗炼”有“犹矿出金，如铅出银”(27)句，即可推断晚唐江南已有成熟的“吹灰法”炼银技术，促成宣州、润州等地银器制造业的发展。齐东方也认为：“据研究，唐代已在炼银中广泛运用了吹灰技术。”(28)
江南银器作坊是唐代高端消费品生产部门，对经济发展和银文化繁荣所起的作用值得重视。陆九皋、韩伟编《唐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龚国强著《与日月同辉——中国古代金银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齐东方著《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江南银器制造诸问题，都作了分析，概括地说有下列几点：
1.陆九皋、韩伟的书据20处出土的金银器，认为第一期(初唐至高宗朝)的器物较少，第二期(武后、玄宗朝)、第三期(肃宗至宪宗朝)显著增加，第四期(穆宗至哀帝朝)无论形制和数量都超过前三期。南方的镇江甘露寺、丹徒丁卯桥、长兴下莘桥、临安四处出土金银器都属第四期，食、饮、药、容、杂各类器应有尽有。龚著“大唐盛世”这一节指出唐代金的产地主要是饶州、信州、潭州、永州，几乎都在南方；银的产地，南方有饶州、宣州、润州。“金银主要产地在南方。”(29)唐代晚期南方金银器崛起，私营作坊迅速发展。(30)齐著也指出，唐代官府开发和私人开发互为补充。(31)
2.龚著还立专节介绍“茶道用具”，说明银器不完全是观赏用的工艺品，也是饮茶、饮酒等生活用品，透视出银器生产的商品价值。齐著关于丁卯桥窖藏中有包银梳子的分析给我们以启发(32)，说明唐代银制产品除纯银制品外，还出现银木或银玉之饰品。银饰产品的出现，扩大了银制品的消费市场。苏州金银作的出现(33)，证明纯银制品、银饰产品已走向民间。这就是江南社会风尚变迁和进步的一个例子。
3.齐著视野广阔，所收录金银器多至千件。唐代金银器作坊，中央有少府监的掌冶署和中尚署以及文思院，从法门寺出土窖藏银器看，文思院是主要的(34)。地方政府亦有金银作坊，从李德裕关于制造银彔妆具的奏书即可知其用银达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之多(35)，润州金银作坊规模于此可知。
江南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进步的关系
1.江南社会进步的因素应该包括自然资源、各行各业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源、社会分工、政策导向、信息与物资(或商品)交流、人文意境诸项，是多项互动的结果。各种因素的“媒介作用”可能是今后我们应该研究的课题。
例如银的提纯技术，明显与道士的炼丹术有关。道教的内丹派说的可以由人的意志来增减“气”的状态，就是透过意念、某种动作，让“气”环绕人体的一种技术。所以，炼丹不一定是为了吃丹砂。内丹另有创举，在炼丹的过程中，发明了新物质——金、银。张元德的《丹论诀旨心鉴》就是内丹道的经典道书之一。所谓吹灰法，张书的记载颇详：“《金碧经》云：炼银於铅，神物自生，灰池炎铄，铅沉银浮。”(36)所以说内丹道也与炼银技术有关，影响了江南银器制造业，促进银器生产销售的商业化、市场化；内丹道的炼丹，也促进江南丹砂的开采，而湖南、江西等地丹砂的开采又促进了绘画(丹砂作天然红色的材料，如现在的唐卡)、装饰(五代楚马希范时堂屋“涂壁率用丹砂，凡数十万斤”，“丹砂之气蔼然袭人”(37))、医药的发展。上面所述及的佛教不杀生的观念，影响南亚、东南亚人不养蚕，而穿棉布衣。凡此种种的“媒介作用”应是历史研究的重点。
2.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论述了江船、海船制造技术及航行技术的进步，推动运输业的繁荣，促进了江南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情况；第二部分则指出晚唐江南已有成熟的“吹灰法”炼银技术，促成宣州、润州等地银器制造业的发展。
但是，是否一有技术发明就会促进经济发展?这确实难以定论。1998年法国远东学院(EFEO)蓝克利博士在读到我寄给他的拙著《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社会经济研究》(1996年版)和一篇文章后，回信指出：“文章其实很有趣，写得很精彩。我非常赞成最后的结论，即‘一项技术发明未必一定会形成先进的生产力’。因此我们要多重视，多研究您叫作的‘多项相加(相乘)’理论。”(38)就是说，多项相关技术创新才能形成新的生产力，并产生经济效益。唐代江南造船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能造一二百吨(载重量)的大船，但如果没有橹和帆等技术进步，船只是无法航行的，而帆的使用又需要气象知识。同样，“吹灰法”炼银技术很先进，但如没有润州、宣州、苏州、扬州等地的工匠精湛的工艺技术，就加工不出精美的银器。另一个例子是水湿炼法炼铜，即胆铜法。胡维佳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技术卷)认为，关于胆水取铜的最早描述见于西汉。唐《丹房镜源》记云：“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所以该书作者认为，“至迟8世纪今江西铅山已采用铁锅熬胆矾水制铜。”唐末五代，已用胆铜法生产出“铁铜”。胆铜的出现和金属置换试验的实践有关。
值得指出的是，为什么历史上重要发明文字记载往往出于野史、道家著述?因为其价值还未为知识阶层所重视，他们对此所知甚少，没有形成社会“需要”导向。发明多来自下层劳动者的实践，具有自发性、偶发性。这对其转化为生产力有一定影响。这就是时代局限。
注释：
①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②《全唐诗》卷五八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807页。
③周靖：《欸乃一声山水绿——摇橹的力学》，《力学与实践》2004年第6期。
④金秋鹏：《试论中国造船与航海技术史中的几个问题》，《海交史研究》1986年1月；武斯特：《扬子江的帆船和舢板》，转引自《造船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⑤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1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0～94页。
⑥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7页。
⑦陈振端：《泉州湾出土宋代海船木材鉴定》(《海交史研究》1982年4月)，龙骨材为马尾松，船舷、船底板材为杉木。《清异录》记南唐李昪云：“杉木固有，欲作战舰。”
⑧《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67页：“及耀卿罢相，北运颇艰，米岁至京师才百万石。二十五年，遂罢北运。而崔希逸为河南陕运使，岁运百八十万石。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数十万石。”
⑨《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第1368页：“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⑩李翱：《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全唐文》卷六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64页。
(11)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全唐文》卷五二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70页。
(12)梁肃：《吴县令厅壁记》，《全唐文》卷五一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73页。
(13)梁肃：《昆山县学记》，《全唐文》卷五一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75页。
(14)冯宿：《兰溪县灵隐寺东峰新亭记》，《全唐文》卷六二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01页。
(15)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全唐文》卷五六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97页。
(16)白居易：《白蘋洲五亭记》，《全唐文》卷六七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912页。
(17)李商隐：《李义山诗集》卷二《一片》(《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有诗句“一片琼英价动天，连城十二昔虚传。良工巧费真为累，楮叶成来不直钱”。“琼英”是指玉石。宋代纸币交子、会子多用楮树造的纸印刷，又称楮币。李义山哀叹“良工巧费真为累，楮叶成来不直钱”，比不上价值连城的玉石。这可能是楮币试制时，人们还不识其价值。这个事实可视为宋代纸币出现的信号。
(18)陈光良：《海南经济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19)Expanding Frontiers in South Asian and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印度至广州海上航线参考《新唐书·地理志》贾耽所记。大致上是广州、海南岛—越南沿海—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南端—爪哇—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沿岸各小国—安达曼与尼科巴群岛，横越孟加拉湾至锡兰，直达南印度各小国，或沿缅甸西海岸北上转孟加拉进入北印度各小国。
(21)《全唐诗》卷六一○，第7040页。
(22)《全唐诗》卷六一三，第7069页。
(23)鄱江的北支称昌江河，南支称乐安河，南、北两支于鄱阳县汇合后称鄱江，曲折向西流入鄱阳湖。
(24)《授齐煚饶州刺史王堪澧州刺史制》，《全唐文》卷六四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
(25)北宋苏颂《图经本草》对这一方法叙述十分详细：“密陀僧，今岭南、闽中银铅冶处亦有之，是银铅脚。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银铅于灰上，更加火大锻，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其灰池感铅银气，置之积久，成此物。”
(26)《金碧经》中的“丹诀”：炼银于铅，神物自生。灰池炎烁，铅沉银浮，洁白见宝，可造黄金芽(松字号《丹论诀旨心鉴》页六引)。所描写的就是吹灰法炼银。《丹论诀旨心鉴》(《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晚唐张元德撰。
(27)《全唐诗》卷六三四，第7285页。
(28)(31)(32)(34)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269、288、281页。
(29)(30)龚国强：《与日月同辉——中国古代金银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3、128～129页。
(33)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八○《刘景复条》引《篡异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35～2236页：“金银行首”带领徒工参加祈福活动。
(35)《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12页。
(36)《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丹论诀旨心鉴》。
(37)《十国春秋》卷六八《文昭王世家》，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55页。
(38)该文收入《唐宋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页。
作者介绍：郑学檬(1937-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