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两次看病经历说起
作者：张功耀
去年国庆节期间因为牙痛，和最近7月30日因为右边肋骨骨折，我分别买过
一次药，看过一次急诊。这两次，我作为一个病人的基本权利都被不同程度地剥
夺了。
去年国庆节期间，我去张家界游玩。去之前，牙齿有些疼痛。本想带点甲硝
唑，却忘记了。上午行车，下午游玩，一天下来，牙齿虽然痛，还能坚持住。到
了第二天清晨，“牙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起了
个大早，清晨薄雾中，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大药房”。我敲开了24小时服务的
“售药窗口”，叫醒了里边守柜台的小伙子，说明要买甲硝唑。
小伙子没有找到我要的药。转过来问我得的什么病。
我说：“牙痛”。
小伙子拿出一盒“清热降火”的中成药来解释说：“这药蛮好，吃这个吧。”
我说，“不要。我只要甲硝唑。5毛钱一包简装的，有一包就行。”
小伙子还算有耐性。又找了好久，找出一盒“人工牛黄甲硝唑”。我强调说，
我只要“甲硝唑”，不要“人工牛黄甲硝唑”。
小伙子看上去的确耐性好。他再回到柜台上找了一圈。然后回来跟我说：
“没有你要的甲硝唑，只有人工牛黄甲硝唑。”
看起来，我是躲不过“人工牛黄”了。
我是非常厌恶人工牛黄的，尤其厌恶在好端端的西药中加人工牛黄。稍微懂
点“良好药物生产”(GMP)知识的都知道，甲硝唑加人工牛黄，在医药上属于画
蛇添足；在商业行为上属于欺诈销售。更重要的是，加了人工牛黄之后，有效成
分甲硝唑的含量变得不均匀，影响疗效。
但是，药店里没有纯的甲硝唑卖。没有办法。我只好赌一把，权且将人工牛
黄当作穿肠而过的异物吃，只要其中有足够的甲硝唑就行。于是，本来5毛钱可
以解决问题的，我花了12元钱买了一盒人工牛黄甲硝唑。
回到宾馆，连忙吃下两颗药丸。我知道，人工牛黄甲硝唑当中的人工牛黄，
纯粹属于画蛇添足，实指望吃进去的这两颗药所蕴含的甲硝唑含量足够。可是，
吃了两颗药以后，一上午下来，却毫无疗效。牙齿越发疼痛了。中午饭以后，我
再去清晨买药的那家药店。因为此时已是大白天，药店开架售货。我亲自找到了
简装的甲硝唑片。花5毛钱，买了一包。按照剂量，一次吃了4片。下午再去玩。
到了晚上，疼痛就缓解多了。到第二天中午，牙齿就不痛了。
药店明明有5毛钱一包简装的甲硝唑，药店售货员却偏偏卖给我12元钱一包
加了人工牛黄的甲硝唑。实在气愤。然而，在一个没有法律保障“病人基本权利”
的社会里，我纵然气愤，也只好忍气吞声，没有别的良法！
最近，我在北京学习了一个月。临近结束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断了两
根肋骨。现在仍然在康复之中。
起初，我不那么在意。以为仅仅是摔了一跤，根本没有想到会骨折。因为明
天就要全部结束，动身回家了，决定还是今晚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在学习小组组
织员梁老师和我校同道雷老师的陪同下，我到附近的北京仁和医院挂了个外伤急
诊号，做了一次B超和放射检查。内脏还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两根肋骨发
生错位骨折的诊断结果，却使我吃了一惊。
医生建议我留观。我接受了建议。我知道，对于这样的骨折，留观一晚，防
止病情恶化（因为骨折已经错位），做些消炎和止痛处理，是完全必要的。
因为我已经被诊断为骨折，陪同我的梁老师和雷老师都特别照顾我，不要我
动。她们把钱交好，把药取回来，悉数交给了留观室的护士。
护士把我领到留观的13号病床上，要给我打点滴。我问护士：“给我打什么
药？”
护士答：“医生开的药。”
我问：“医生开的什么药？”
护士不答。看上去，她很不情愿回答我的提问。
其实，病人了解自己究竟接受何种治疗，服用什么药，为什么必须服用这些
药，这些都是病人的基本权利，任何医生、护士、药品销售商都不能剥夺病人的
这些基本权利，即使病人神志不清，不能亲自提问，由亲属或陪同人员提问，医
生和护士也必须耐心回答。可是，咱们中国的医生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国家也
没有制定《病人基本权利公约》来保护病人的这些权利。
雷老师把药品清单给我看。顿时，吓了我一跳。里边有一种中药注射剂：七
叶皂苷钠。
我是彻底拒绝中药注射剂的。于是，我叫雷老师去同护士交涉，声明我不接
受中药注射剂。
雷老师去了不久就回来了。雷老师回话说：“这件事要医生签字。”又说：
“护士说了，即使不用这种药，也不能退钱。”
我叫雷老师去找主治医师：“你去跟医生说，不退钱可以，但我坚决不打中
药注射剂”。
雷老师找到了医生。医生同意了。删除了这个中药注射剂。
我躺下了，护士要来给我打针。我看见药瓶上有“头孢”两个字。我对护士
说：“打头孢要先做试验。”
护士没等我回答，就把针扎进了我的血管。躺在床上的我，翻身已经很痛，
说话也相当困难了。我没有力气要求护士必须先做试验再打针，只好赌：“兴许
打这种头孢不要先做试验罢”。
就这样，没有经过任何试验，我就被强行注射了头孢西丁钠。
大约30分钟以后，护士给隔壁的一个病友做点什么，我顺便问了一句：“护
士，我今天打的药，除了头孢，还有什么？”
她说：“就两种，一种是鹿胍多肽，一种就是头孢西丁钠。”
“没有打中药吧？”我问。
“没有打。医生同意了你的意见，把中药注射剂给删除了。”护士答。
我实在无法忍受医院留观的环境。在这家医院，说是留观，医生根本就不来
看你一眼，连供病人紧急呼叫的呼叫器都没有。留观室脏兮兮的。单是嗡嗡叫的
蚊子就叫我受不了。于是，我打完点滴，在医院门前打了个的士，逃回宾馆睡觉
去了。
第二天，我上了火车。第三天清晨，我回到长沙。回来以后我才知道，鹿胍
多肽是中药注射剂。就这样，我还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明不白地接受了
中药注射剂。
我国的绝大部分医生，不管是中医生还是西医生，都是在“中西医结合”的
不良医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不能说给我们“捆绑销售中药”的医生都是“没
良心的”医生。但是，医院的医生开什么药，护士给病人打什么针，病人为什么
必须接受这样的医药处置，应该让病人或病人亲属知情。医生没有权利在处置病
人的时候不让患者或家属知情。
可是，咱们中国虽然伟大，却至今没有关于“病人基本权利”保障的立法。
一个病人，只要一进医院，就被置于中医中药的包围之中，和随时遭遇不良医生
的恐吓和敲诈勒索之下。像我这样，明知人工牛黄加入甲硝唑属于画蛇添足，我
却拒绝不了；我情知中药注射剂没有疗效，而且不安全，却依然被不明不白地注
入了中药注射剂。长此以往，有朝一日我再生病，恐怕医生给我注射氰化物，我
也没有办法拒绝。这是多么可怕的展望！
为使我国公民进医院看病之后的“病人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尤其是避免病
人在医院受到不明不白的处置，努力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加快《中华人民共和
国病人基本权利公约》立法，实在是再迫切不过的了。
但愿有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能够听到我的这个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