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认识“潘冬子”，大概是我七、八岁时，那时候，乡村里隔了一、两个月会放一场电影，都是公社电影队在各个村里轮流放映。有一天中午，听大人们说，晚上，村里要来电影队，播放《闪闪的红星》。
我和小伙伴们高兴极了，又可以看电影了！
大队部离我家有两里路，而且那地方在稻田中间，和村里的小学连在一起，是一个小的四合院，场子太小了，不够村里人挤的。所以，每次放电影都被安排到我家所在的生产队里，我大叔叔家门前有一大块空地，又竖立着两根大树杆，最适合放电影了。所以每次放电影，我们生产队里最热闹啦。
那个时候，看电影就是一场盛大的乡村文化仪式，方圆十几里路内的家家户户都要赶来看电影，在弯弯曲曲的乡村小道上，欢乐的人群点着松火，或者拎着煤油灯笼，一路朝我们生产队走来，远远望去，像一条条火龙。而挤坐在草地上，或者爬上树干上看电影，又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童年时代的每一场电影，给大人和孩子们都带来了莫名的欢乐，因为电影是一个世界，一个新鲜的窗口，它让过惯了枯燥乏味乡村生活的人，得到了一份难得的快乐。看电影对那些乡村里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聚会，他们有着更多青春期的期待。
《闪闪红星》播映了，妈妈抓住这个机会，一边看电影，一边卖她炒好的葵花子，我虽然不能和小伙伴们挤在一起看，得帮着妈妈收钱，但“潘冬子”的形象和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打动着我。我喜欢他的刚毅，他冒出坚定目光的眼睛，喜欢他不害怕敌人，敢于冒险生命危险给山里的游击队送盐、送信。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了一定要参军，做一个“潘冬子”这样的英雄。
后来，又有机会看到《小兵张嘎》这样的电影和《鸡毛信》这样的图画书，于是，“潘冬子”、“小兵张嘎”和“海娃”这三个孩子的形象深深的印在了我脑海里，为我的童年奠定了精神的基质。
我老家在湘南山村，爸爸是一位乡村教师，妈妈为了养活我们姐弟四人，不得不放弃原来在城市的工作，回到家里务农。艰苦的生活培养了我坚强的意志，“潘冬子”、“小兵张嘎”和“海娃”等影响着我，使我性格更为倔强。小小的我，就不怕乡村生活的艰辛，到山上砍柴，放牛，拾粪，摸鱼，插秧，种地……几乎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过，但我从来没有逃避过，抱怨过。在小学上学时，我也认真学习，成绩总是排名第一，还当上了班长，在学区比赛里也拿到了很多次第一名。妈妈说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村里的大人们说我将来肯定有出息。
后来，我考上了北方的大学，当上了一名大学英语老师。再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来到了北京，读了文学博士，大学教授，变成了一位儿童文学专家，才知道，《闪闪的红星》原来就是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李心田的同名小说拍摄的，而且它是文革期间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于是，我认真地阅读这部小说，感受“潘冬子”这个孩子的性格和他所处的生活，每一次阅读，我的心灵都要被深深震撼一次。我觉得，《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和《鸡毛信》等这样的经典文学作品，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尤其是它们对孩子的智慧的表现，是后来的儿童小说很难达到的。
我在想，也许我与儿童文学相遇，正是因为小时候看过了《闪闪的红星》，遇到了“潘冬子”这样的形象。
无论如何，我爱“潘冬子”，他就是我童年天空里一颗“闪闪的红星”！
――原载《在文学与教育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