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2期第14卷（总第72期）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OFHUAINANNORMALUNIVERSITY
No.2，2012
GeneralNo.72,Vol.14
《红楼梦》现代特征初探
陶徽希
（淮南师范学院中文与传媒系，安徽淮南232001）
要]《红楼梦》是我国古代伟大的长篇小说，是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现代小
说的萌芽。从语言出发，《红楼梦》是“白话的典范”；从内容出发，《红楼梦》具有现代小说的“主体性”特征；从艺术思维方式出发，《红楼梦》具有现代的复调性；从哲学思想出发，曹雪芹第一次把“情性”提高到形而上学水平。《红楼梦》具备的现代特征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间的连续性。
[关键词]《红楼梦》；现代特征；主体性；复调性；情性
[摘
[中图分类号]I207.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530（2012）02-0043-03
者”[1]258。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在此对《红楼梦》的现代特征进行一些探讨。
首先，从语言出发，《红楼梦》是“白话的典范”，从内容出发，《红楼梦》具备“主体性”特征，吻合中国现代时期“新文学”的双重标准。“新文学”运动大体以胡适在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胡适在文中提出“新文学”的八项原则，第八项“不避俗字俗语”最具冲击力，“以今世界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从语言形式上以白话代文言成为“新文学”的主要标志。而《红楼梦》则是胡适标举的“白话之典范”、“文学之正宗”。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提出他的“新文学”原则：“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应该是“人的文学”，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本的文学。1935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导言》中对以上原则作了概括：“简单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
胡适与周作人所提出的“新文学”原则，前者关注于中国现代文学表层的语言问题，后者所谓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强调文学以创作个体为中心，再现现实生活的创作法则，触及中国现代
最初出版于1792年的《红楼梦》，是我国古代伟大的长篇小说。它既是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又对古典小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孕育了现代小说。古典性与现代性在《红楼梦》中相互交织冲突，成就了它在文学史及文化史上独特的地位。《红楼梦》的古典性毋庸置疑，而其“现代性”也在近代得到不同角度的关注。1904年，王国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作《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对《红楼梦》进行阐释，认为《红楼梦》希求解脱的精神“大背于吾国人之性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突显了《红楼梦》的悲剧精神。“新红学”的代表人物胡适提出《红楼梦》的“自叙传”说，并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中，认为《红楼梦》是白话文的典范，新文学建设的榜样。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各位前贤对《红楼梦》的现代性多有涉及，但都未曾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当代学者夏志清是对《红楼梦》的现代性进行专门研究的第一人，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等论著中，夏志清不仅具体分析了《红楼梦》的现代性，而且断言：“即便是最好的现代小说，在广度和深度上也难以与《红楼梦》匹敌。因为，除了少数例外，现代中国作家尽管拥有所有新的艺术技巧，但由于缺乏哲学方面的报复和未能探索到更深的心理真实，依然更多的是传统主义
[收稿日期]2012-01-29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一般项目（SK2012B441）
[作者简介]陶徽希（1973-），女，安徽淮南人，淮南师范学院中文与传媒系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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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根本特征———“主体性”问题。《红楼梦》在这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红楼梦》符合“新文学”的文字工具原则，是“活的文学”，成为现代作家师承的典范。中国现代作家大都或明或暗地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其中张爱玲深得“红楼家数”，她的代表作《传奇》中的人物有着天然的“红楼血统”，操着道地的“红楼梦腔”。难怪她曾一往情深地说：“这两本书（《红楼梦》《金瓶梅》）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红楼梦》”[2]。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鲁迅虽然说自己的小说创作主要得益于外国文学，但从他对中国小说的学术研究中不难发现，他对《红楼梦》有着不断被后人引用的真知灼见。其次，《红楼梦》符合“新文学”的文学内容原则，具有现代小说的“主体性”特征。由于史传传统和话本艺术的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大多秉着“实录”的精神，以世俗的价值判断为原则进行置身事外的叙述。而现代小说的特点则具有突出的“主体性”，是作者自觉虚构的，体现了个体经历、体验与价值判断的创作。《红楼梦》是从中国传统小说“拟真”的公众空间转变到中国现代小说“虚拟”的个体世界的重要标志。从“拟真”的公众空间到“虚拟”的个体世界，曹雪芹和吴敬梓都为此付出了努力。曹雪芹和吴敬梓是同时代人，在中国小说发展的特殊关头，他们共同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驱力———朝着现实主义道路更进一步发展，并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他们个人的经历。但是，作为讽刺作家，吴敬梓仍然采用现存的故事和趣闻丰富小说的情节。而曹雪芹坚决避免利用第二手资料，并且更加深入地开掘个人的生活经历。在吴敬梓的自画像中，他略去了坦白的成分，而真实地再现更加隐秘的内心实际，恰恰是自传性小说所必需的。曹雪芹这样做了，正因为这一点，曹雪芹成为反对中国小说非个人的传统的远为激进的革命者，《红楼梦》成为“第一部大规模地利用个人生活经历的中国小说”[1]259，具备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主体性”特征。
从艺术思维方式出发，《红楼梦》具有现代的复调性特征。复调理论由巴赫金提出，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出一种现代的艺术思维类型，即复调型。这种思维方式突破了传统叙述者的独白方式，不再以单一的视角统辖文本中的人物，而是自觉地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揭示人物的生存境况，各声部倾述着自己的乐调，彼此交织对话，构成了多声部的人生乐章。复调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恰是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3]。《红楼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其文本都是由众多具有充分价值的性格和命运构成的复调世界。一切看来平常的东西，在他们的世界里变得复杂多了，有了多种成分。各种声音、各种形象、小说的各个层面都存在着对话关系，而同时在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每一次感受中，都有对话的回响。《红楼梦》中的女主人公黛玉，一洗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僵化的形象模式，虽然她是男主人公心有灵犀的爱人，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把她塑造成无可挑剔的形象，而是毫不讳饰地展现出不同视角中的“真的人物”形象。她有孤高傲世的一面，有惹人爱怜的一面，有聪明灵秀的一面，有为情痴迷的一面，有敏感脆弱的一面，有视死如归的一面，有柔情似水的一面，有尖酸刻薄的一面……她性格中的多个侧面正是在与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对话中得以立体呈现，而其他不同人物的个性也在与她的对话中得到展现。她的复杂性格表现得如此自然丰富，并与其他金陵十二钗不同的性格与命运，副册、又副册中的女儿们的性格与命运相互应和，交织成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复调世界。而女儿们的世界又与贾府内外各色人等的世界相互交织，构成更大的没落的家族与社会的复调世界。
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个人才能，《红楼梦》具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同的复调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更加突出理性思想之间的辩难，《红楼梦》则更加突出文体与视角的复调性。中国小说从唐传奇开始，“文备众体”就成为其体裁特点，但多数都是在故事情节需要渲染铺张，或表示感慨咏叹时，加上诗词赞赋等增加效果。而《红楼梦》共容纳27种文体，在文本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功能：一、借题发挥，伤时骂世，如《好了歌》。二、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许多神话、故事融合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具有重要的结构作用，如女娲补天、绛珠还泪等。三、时代文化精神的反映：如制灯谜、玩骨牌、行酒令等都是清代流行的社会风俗。四、按头制帽，诗即其人：海棠诗社群芳诗风不同，黛玉风流别致，宝钗含蓄浑厚，湘云清新洒脱，各有个性。五、谶语式的表现方法：作者通过诗词曲赋暗示小说人物的未来命运。如凤姐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即先从、次令，再休[4]。这27种文体各尽其妙，共同书写成复调式的文本。另外，《红楼梦》还给读者提供了复调的视角，点明主题的书名就有《红楼梦》、《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读者自然地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各取所需，鲁迅曾对《红楼梦》下此评语：“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5]
。总之，《红楼梦》是由众多具有充分价值的性格和命运，由不同文体与不同视角共同构成的立体的复调世界。这个复调世界正是以曹雪芹现代的复调
第2期陶徽希：《红楼梦》现代特征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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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艺术思维为基础的。
从哲学思想出发，曹雪芹第一次把“情性”提高到形而上学水平。曹雪芹身处古典文化分崩离析的时代，传统的儒道释信念都受到威胁，生活世界不再有稳固的统一信念。文学是时代的旗帜，文学家经常因独到的敏锐成为时代的预言者，曹雪芹预感到整个传统宗法社会即将瓦解，他塑造的主人公宝玉代表了反叛传统，试图寻找新的精神信念的“新人”形象。试看《红楼梦》形容宝玉的两首《西江月》。
《西江月》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从传统的世俗角度看，主人公宝玉无能不肖，性情乖张，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宝玉的行为偏僻、似傻如狂，具有分裂式的人格特征。是出世还是入世？是忏悔还是反叛？是诀绝还是留恋？是咀嚼回味还是愤慨揭露？是执着还是解脱？这些矛盾的思想将主人公折磨得几近疯癫，代表了文化裂变时期人类精神的困顿与挣扎。“一个生活在某一个传统或文化中的人，都接受了一套观察世界的架构模式。所谓同文化人，也就是享有同一个这种架构模式的人的组合。这个架构模式使得我们有能力去观察世界，对它进行分类，对它建构理论等。这样使世界变得对我们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这个构架模式，在没有出毛病的时候，一方面使我们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但是，当这个认识世界的构架模式出毛病时，我们就会发现世界或其中的一部分对我们变得不可理解。我们发现以往的构架模式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反而成了我们的障碍，如果这种情形变得严重的话，我们的精神甚至会崩溃。这时，我们所面临的就是一个知识论的危机”[6]。贾宝玉在《红楼梦》中遇到了这种知识论的危机。在个危机中，他无法用传统的儒道释观念了解他周遭的世界与自己。
面临生活世界的混乱和价值世界的虚无，曹雪芹提出了与传统价值体系相抗衡的“情性”作为宝玉的本质特征，它所建立的形而上学形态既不是道家的“圣人有情而不累”，也不是佛家大彻大悟的悲悯，更不是儒家人伦社会的忠孝，而是女性纯洁温柔的似水柔情。宝玉代表性的“疯话”就是关于“女儿”，“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宝号还要尊荣无对”。“女儿是水做的骨
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听了宝玉的“疯话”，贾雨村言：“若非多读书识事，加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不能知也”。“真即是假，假即是真”，“假语村言”方为作者本意，“疯话”其实是真言。在《红楼梦》里，“女儿”是一个形而上的名称，即“情性”的寄托，而大观园则是女儿的温柔之乡，“情性”的圣洁之地，曹雪芹的“世外桃源”，它的洁净实与世间的污浊相伴，如同随着水流出园外的花瓣一样，清净的女儿们最终无法逃避尘世的污浊。大观园的败落不仅是女儿们的悲剧，更是曹雪芹所提出的“情性”的价值理想“无立足境”的象征。因此，宝玉的“因空见色，因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实是处于文化裂变时期的思想者充满悲剧性的探索心路，表现了宝玉———“情僧”反抗传统信念同时又无力摆脱传统信念的悲剧人生。虽然，主人公宝玉对于“情性”的价值追求以悲剧告终，但曹雪芹“在德性、真性、佛性的传统价值的基本规定之外，提出以‘情性’为人性之根据和世界的价值形态的根基，以取代儒、道、释的信念基础，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件……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意识发展史上的一场重大突破，而且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意识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推进”[7]。
总而言之，《红楼梦》是中国现代文学“白话的典范”，具有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特征，并由现代的复调型艺术思维方式创作而成，在中国文学意识发展史上，第一次把“情性”提高到形而上学水平。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继往开来者，从表层的语言与内容，到深层的艺术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红楼梦》都具备了充分的现代特征，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之间的连续性与断裂性。
参
考
文
献
[1][美]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胡益民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A].张爱玲文集[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341
[3][苏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A].诗学与访谈[C].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5
[4]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1-18
[5]鲁迅.《绛洞花主》小引[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5
[6]石元康.传统，理性，与相对主义[A].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C].北京：三联书店，2000：16-17[7]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