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建平
哲学研究 2003年05期
这次国际会议的题目定为：“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以方位来确定会议名称，这在美学上还是一个尝试，尽管在其它领域这已经不新鲜了。如果有人问：有没有可能去讨论美学的南方与北方？我会回答：当然！而且，如果可以，我会努力去促进这种讨论。如果有人问：会不会有美学的中央与边缘？回答则是：不仅有，而且过去的国际美学会议大都是如此。在这些会议中，先列出一批西方美学话题为主，再加上一个边缘性的“非西方美学”或者叫“第三世界美学”的话题。其实，这么做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在以前的世界美学大会上，只有中央，没有边缘。
全世界的美学家们都在复述一个事实：18世纪中叶，德国人鲍姆加登提出要建立美学这个学科。从18世纪末的康德，到19世纪的许多德、英、法等许多国家的一些学者们，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非西方的学者只是学习者、翻译者、阐释者，他们将西方的美学名著译成本民族的语言，结合本国的材料进行解说。这时，西方出理论，非西方出材料。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种意识也根深蒂固。从翻译西方美学著作到选取中国材料来解释西方的理论，这在20世纪前半叶是一个主流，后来虽有一些变化，但直到80年代仍是主流。近年来，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人对自身的传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美学史著作问世时，那种“直至20世纪由于‘美学’一词引入中国、这个学科才得以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观念就受到了质疑。古代中国人所留下的文字材料，那些中国美学史的写作者所关注的东西，在什么意义上被叫做“美学”？
2001年在日本召开了第15次世界美学大会。会上设有一个日本美学专题，一批日本学者讲，本来没有什么日本美学，日本美学就等于西方美学，只是到了现在，他们要寻找日本美学的身份。会上也设有一个中国美学专题，有几个中国代表去讲，我也参与其中。中国学者持不同的立场，认为中国美学思想产生于中华文化之中，只是由于西方美学的引入，才使中国美学形成了一种与西方美学的对话关系。西方美学的引入影响了中国美学的发展，使它纳入到一种现代学科体系之中，促进了中国美学的发展，但是，中国美学之根在于中国的文学艺术实践和审美实践。
2002年10月，在我们所办的“东方与西方”会上，我讲了一个意思：“美学”与包括“中国美学”、“日本美学”、“印度美学”等等在内的各民族、文化的美学之间，并不构成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并非由于一种普遍的“美学”运用于各民族和文化，而形成种种特殊的民族美学。实际上，普遍的“美学”并不存在。我们不应说，产生于某一民族和文化的美学是普遍的美学，而产生于其它民族和文化的美学，只是这种普遍美学结合自己国情、结合本地资料而产生的特殊的美学。不同民族和文化中产生的美学就其适用于自身的民族和文化实践而言，都是特殊的美学；而就其具有影响其它民族和文化的潜力而言，又都是具有普遍性的美学。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单数性，应该确立复数的普遍性的概念。世界美学的发展，依赖于各民族和文化的美学在对话中形成的张力的关系。在对话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学家们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相互吸收、相互激励。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一种共同的美学，但却有一种共同的美学发展。这是我们要进行美学的国际对话的原因，这也是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人聚在一道谈论美学的意义所在。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是国际美学协会的前会长，正在努力鼓动我们中华美学学会主办一次世界美学大会。他曾问我：“假如你们办世界美学大会，你想定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我回答说：“在一个多元文化世界中的美学。”这个主题既具有包容性，让大家都可以说想说的东西，又符合我们对世界美学的基本看法。
作者介绍：高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