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精神
【概念】
“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士”。《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后颠倒了一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分而言之，无论在春秋以前或战国，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为什么从战国开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这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士大显身手的结果。一些出身士的人，靠着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出现了一批布衣卿相。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大夫与春秋时期也不大一样。春秋时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亲分封而来的，并且是世袭的。战国时期的大夫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数不再是靠宗亲分封，一般的也不再世袭，它们中的多数是由士升上来的。"士大夫"是上述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从时代看，这一概念在战国中叶以后才流行开来。
【杂论】
士大夫精神：不为五斗米折腰，《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君子：有教养、有德行的人；固穷：安守贫穷。指君子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天地情怀 ,你可以分三部分论述， 天，地，人,何为天，何为地，人在天地中是个什么状态。这所涉及的是中国古时文人的终极价值，这是士大夫精神的根本所在。
它宽宏大量,不为五斗米折腰。它有着大无畏的精神，为他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这便是士大夫的高善的品质。还有这样几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魏晋乱世，所以黄老之术盛行的原因在此。另有文天祥之流的忠烈之士，心忧天下，以节死国；更有秦桧这样的奸佞小人，实是儒学教育的败类。
【宋朝士大夫精神】
一个改革家，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家，在他的生前身后，往往会非议甚多，以致盖棺难以论定。然而，主持宋代第一次重大改革“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则是个例外。朱熹评论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刘宰评论他：“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范仲淹的改
革同道韩琦评论他：“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宋代最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评论他：“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前贤渺远，近哲可师。在宋代，乃至后世，这个失败的改革家，则成为士大夫精神世界中的圣人。
【概述】
士大夫精神是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精神的所在（这是韩愈说的我认为可以）。因为士大夫阶层要比孔子学说早的很，以至于我们经常把孔子的对士大夫的说法当成经典，是有些不合时宜的，因为他可能去除掉一些本是士大夫一些人本的概念和功利主义，因为这不符合儒家的“仁政”及尊卑上有的观念。再者道家的也不能很好的说明士大夫的精神，道法自然固然是好但不符合士大夫的功利主义及阶级思想。可以说士大夫阶级是儒家，道家及其他学说研究的基本模型，它们从不通的视角理解和观察这阶层的思想及动态来完善他们的基本学说。
有些人说这不确切，我说是不确切因为这只是我的思考结果。那么我说下我是怎么思考到这的。首先，我从士大夫阶层的发展来看，士大夫阶层最繁盛的时候应该在战国中叶，那么战国中叶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原本是只有靠贵族才能平步升云的士发展成为一个阶层哪？
那就是在战国中叶发生了，"天下之枢"--韩魏与合纵、连横斗争，这是什么样的"天下之枢"的斗争；军事地理学上的“枢纽区域”．也叫做“锁钥地带” ，指的是处于交通要道，在对立作战的双方或数方中间的“兵家必争之地” 。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夺取、控制了这一地域，可以阻挡敌方的进击，使自己能够向几个战略方向运动兵力，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战国中期的枢纽区域，由位居中原腹地的韩、魏两国构成、下面韩、魏两国的特点：
处于东亚大陆的中心，控制了当时中国几条重要的水陆交通干线、如通往东西方的陆路有：甲、豫西走廊，西端的重镇阴晋、陕、焦、曲沃属魏，宜阳和东端的成皋，荥阳与管属韩。乙、晋南豫北通道，其西端的少梁（临晋）、蒲坂、皮氏，东端的宁、共、汲属魂，中段的上党、轵道分属韩、魏。连接南北方的大道则由燕赵南下，进入魏地的邺、朝歌，渡过黄河，经韩之管城（今河南郑州）、国都郑（今河南新郑），直赴楚国的方城。魏都大梁，居豫东平原，所以交通便畅，无往而不利。“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摘自：《战国策·魏策一》。]。联系全国两大经济区域——关中与山东的水路，是由渭水入黄河，历三门、
孟津，到达韩之荥阳、魏之延津。黄河中游河段两岸多是韩、魏领土，几处重要渡口如陕津、武遂、河阳、白马俱在其内。荥阳又是黄河与济水的分流之处。自魏惠王开凿鸿沟运河，将济水与沙水、泗水、淮水联结起来，河淮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运交通网，韩之荥阳与魏之大梁都是总绾几条河道的枢纽。从那里出发，既能溯河而上，进入秦境；又可以沿黄河济水或鸿沟诸渠，到达山东与江南。如《史记·河渠书》所言：“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泅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渠淄济之间。”因为韩、魏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交通方面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两国家的兵力又不够强大，所以引起了政治家、军事家的瞩目，成为战国中叶几大强国争夺、控制的热点，被认为是“中国之处而光下之枢也”。
其次是综合实力略弱于齐、秦、楚等强国。洪迈《容斋随笔》卷曰“魏承文侯、武侯之后，表里山河，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而惠王数伐韩、赵，志吞邯郸。挫败于齐，军覆子死，卒之为秦困，国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数世不振，讫于殄国。”张议则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摘自：《战国策·魏策一》。]。韩的疆域在七雄中最小，而且多山，土地瘠薄，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国家亦因此贫弱、张议为秦连横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摘自：《战国策·韩策一》。]。 再次，韩、魏两国因位于天下之中，四面受敌，尤其是被齐、秦、楚三强包围，在军事上处在十分不利的状态，使本来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例如《韩非子·存韩》曾言：“大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战国策·魏策一》载：“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廋，不下十万。魏之地势，故战场也。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吴子·料敌》亦载魏君日：“今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六国兵四夺，势甚不便，忧此奈何？”韩魏的较弱国力与地理特点造成了它们在群雄割据混战中的被动，在军事战略上，不得不注重守备，较多地采取防御的做法，《商君书·兵守篇》曾详细论证了这个问题[注：《商君书·兵守篇》：
“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四战之国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四兴军，故曰国危，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巨万之军者，其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总结说:“四战之国务在守战、”从史实来看，若无大国支持，韩、魏尚不具备与其它强国（齐、秦、楚）对抗的能力。公元前318年，以三晋为主的五国合纵攻秦遭到失败，就表明了这一点。
另外，由于韩魏四面临敌，国力较弱，在复杂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得不注重审时度势，结交和依托强国，以求生存发展、韩魏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数十万兵力，使之对周围邻国的安全及争霸扩张具有重大影响；与其联盟，力图控制和利用韩魏，被当做这些国家军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故此，韩魏所在的枢纽地带是这一历史阶段列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心，并成为“合纵’、连横”思想的发源地。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多出于韩魏，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如张仪、公孙衍、范睢、姚贾，苏秦与苏代、苏厉兄弟（周人，国土被韩包围）。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亦称：“春秋以降，诸子并立。„„故河北、关西，无复纵横之士。韩魏、陈、宋，地界南北之间，故苏、张之横放（原注：苏秦为东周人，张仪为魏人），韩非之宕跌（非为韩人），起干其间。”这既取决于当时险恶多变的国际形势，也和当地居民善于机巧权诈的风俗对政治的影响有关[注：《汉书·邹阳传》：“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战国策·秦策三》载秦王曰：“寡人欲亲魏，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
从上诉所看，这个斗争是很激烈以至于各个国家雇佣很多的说客、门生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智囊了，他们要研究纵横捭阖的权术建功立业。看看那些接六国之相印的人，和恐士大夫的精神的缺失与否。当然，士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他的思想政治观点的表现就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引以自豪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儒道墨法诸子纷纷粉墨登场，然而，历经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汰选，“士”这一阶层也逐渐发生变化和重新组合，其中，儒法两家渐露峥嵘，成为当时“士”的主要思想信仰和精神支柱，这就是儒法合流。儒家在精神上统治人民，法家作为权谋，二者结合，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同时“士”又掌握着统治大一统的幅员辽阔的中国所必不可少的信息的工具--------文字，统治阶级要使自己的政权得以长期延续，吸收他们进入统治集团是必然趋势，这样，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一个阶层--------士大夫阶层就出现了。当然，这只是士大夫的雏形，他的
最早成型与武帝的“独尊儒术”，这使得那些信仰儒家的士者统一起来。成熟于明时的“科举制度”，规范了它。
今生，随着科举制度在清末的没落，伴随着士的阶级也就走到了尽头，他的存在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也是创造者，在他为中华历史长河中谱写千年来的旋律在近代也慢慢消声，现代人所追寻的士也只是先人们的影子罢了。我尊敬士这一族，因为他们的贡献，我痛恨这一族，因为他们的得失。
古典诗词与士大夫精神
94．3．15
毛泽东诗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谓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其作品流传之广泛，读者之众，当以千万计，有的甚至是狂热地喜爱。 要知道，连大诗人，大作家郭沫若，茅盾的旧诗词都是没有读者的，而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的陈寅恪，钱仲书旧体诗创作也同样没有成就，鲁迅，郁达夫的旧诗词被公认为在现代作家群中最杰出，可是能广泛流传的有几首呢，为什么自宋末以来，诗词创作一直不景气，而旧文化在二十世纪又被扫荡，毛泽东却词起千年之衰，异峰突起，独步一个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毛泽东诗词创作，不能不视为奇迹。
有人曾经说过，即使不计毛泽东在政治哲学军事诸领域的卓越成就，仅以他的诗词即可杰立千古，傲视万邦。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源头，去探寻这神秘东方的斯芬克斯之谜。
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件影响中国两千年政治史的大事， 那就是“士”的出现，它是地主经济的产物，这就注定了它要在封建社会的大舞台上演出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戏剧来。
当时，士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他的思想政治观点的表现就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引以自豪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儒道墨法诸子纷纷粉墨登场，然而，历经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汰选，“士”这一阶层也逐渐发生变化和重新组合，其中，儒法两家渐露峥嵘，成为当时“士”的主要思想信仰和精神支柱，这就是儒法合流。儒家在精神上统治人民，法家作为权谋，二者结合，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同时“士”又掌握着统治大一统的幅员辽阔的中国所必不可少的信息的工具--------文字，统治阶级要使自己的政权得以长期延续，吸收他们进入统治集团是必然趋势，这样，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一个阶层--------士大夫阶层就出现了。 作为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儒家，它的核心就是积极入世的治国平天下，这也就是士大夫精神的基本内容。
随着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文学从民间逐渐转为读书人所垄断，中国诗词本源于民间，诗经，敦煌词多写农耕，战事，恋情，当这种形式为士大夫所掌握，则被加以改造，用来抒写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人生观念，士大夫精神与古诗词这种表现形式被水乳交融地统一在一起，表现出和初始阶段截然不同的美学风貌。
所谓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士大夫精神，它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着中国文学主要是诗歌从思想到艺术各个方面的发展，比如象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一类儒家诗教大行其道，是闺怨一类诗特别发达的原因；借物思人，登高怀古，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这类诗往往温婉含蓄，沉郁悲凉；以天下为已任所造就的高远的视野，开阔的胸襟，这类诗往住慷慨激昂，乐观豪迈，积极开朗，那种布大道于天下，或救民于水火
的心灵则气魄雄伟，形而为诗，有一股夺人的气势，逼人的气魄，中国浪漫主义为什么成熟得那样早，这和儒家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分不开的。
让我们对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及其作品作一番考察，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作人与作诗无不与治国平天下紧密相连，可以说作人写诗，从政三者合一，作的是儒家之人，写的是儒家之诗，行的是儒家之政。表现在作品中的多是抒写自己国强民富的政治理想和儒家三世之治的抱负，以及革旧布新，兴利除弊的宏图等，这些诗人大多政治上郁郁不得志，这导致他们作品中很浓厚的理想色彩。痛心现实的未治，渴望当权者的赏识，仕途坦荡时春风得意，仕途曲折时的幽愤哀怨，与国同悲，与民同乐，外忧边患，内圬佞臣，总之，国家与人民占据了他们的整个心灵。
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他最杰出的代表作《离骚》，抒写的就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愤懑，如果不是他念念不忘自己的美政理想，他肯定是写不出这一代绝唱。
李白在他天才的诗作中唱出的又是什么呢？李白夙有“济苍生，安社稷”的远大抱负，建功立业，重整乾坤，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不甘于闲居野处，独善其身，一以奋其智能，兼济天下为已任，对理想的追求，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始终做着一跃为卿相的好梦，乐观豪迈，激情奔放成为他那无双瑰丽的诗篇的主旋律，他讴歌友谊，赞美山河的雄壮与自然景物的秀丽，关心民生疾苦，针砭朝政时弊，士
大夫的使命感与傲岸人格造就了李白诗篇的非凡气象。
士大夫精神在杜甫身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是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雄心斗志的鞭策下开始坎坷的人生征程的，“乾坤含苍痍，忧虞何时毕”“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我们至今尚能从他这些忧时伤世的诗篇中感受到他那颗善良的心，忧时，忧国，忧生的思想感情，铸成了他以沉郁为主的风格。 杜甫写动乱中的人民的疾苦，从根本上说不是要揭露和控诉，也不是要表达他的人道精神，这不是他的主要目的，用以宣扬儒家仁政思想才是他的终极目的，关心民生的背后是对儒道之不行的忧愤。 苏轼少时即“奋发有当世志”，他不无得意地宣称“笔头千字，胸甲万卷，至君尧舜，此事何难？”然而仁途比他想象的要残酷许多，壮志难酬的苏轼唱出了不少愤懑的诗篇，中国诗史上也因此有了令人赞叹的意外收获。
王安石在金陵怀古中表现的是“奋发踔厉”的精神，他日后的惊世骇俗，此时已锋芒毕露，当政治失意，他又唱出了凄切隐晦的《君难托》。
辛弃疾，陆游一生以收复失地为已任，翻开他们的诗集，我们听到的是慨当以慷的豪唱，这难道不是他们忠君爱国的最好见证吗？ 中国古代诗词园地里，有数不清的宫怨诗，思妇诗，爱情诗，说穿了，不过就是一种政治理想的寄托，或者是未能布大道于天下的失落在潜意识中的流露。那是两情相悦吗？不是，是皇帝的知遇。那是美人迟暮吗？不是，是皇帝的见弃，和佳人毫不沾边。从这凄凄切切，哀
哀怨怨之中，难道不可以感到那九死犹未悔的炽热情怀吗？古往今来，还有哪一种人能像他们这样对政治保持如此坚韧与巨大的热情呢？生命与政治，就这样奇迹般地统一在一起了。
不要认为陶渊明真的就对田园一往情深了，他写田园诗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他不是幻想桃花源吗？这和儒家的仁政理想又有什么区别呢？田园只不过是陶先生的一个独特的载体。这比我们司空见惯的更隐晦，曲折罢了，可以说，陶的田园诗是士大夫精神的另一种表现，正如中国文人画是士大夫独善其身的手段，它与兼济天下构成为一个互补的圆。
是士大夫精神与古诗词的结合才使其从思想到艺术都达到了叹为观止的高度。出现了无数的绚丽华章。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最有影响的诗人是和政治紧密结合的诗人。假如没有士大夫精神，中国文学史该是怎样的平庸？
古典诗词发展到明清何以衰落，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士大夫精神的衰落，这是因为：第一，士大夫精神中没有新的思想的补充更新。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失去生机，衰老和钝化，第二，外部冲击。一是元代对士大夫的歧视和摧残。二是当时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儒家正统受到动摇。当时封建专制的进一步加强（这是对儒家正统的背离）。也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以很大的压抑。士大夫精神的黄金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诗人的天赋，深厚的古文修养，士大夫精神是写作古诗词三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毛泽东正是都具备了这些条件，才使他创造出了文化
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样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陈寅属，钱仲书的古体诗何以写得不成功。最近一个时期兴起了一股旧诗词的热潮，注定了只是一出闹剧。“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现代教育也使他们的古文修养大为降低。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现代知识分子是难以将古体诗写得很成功。而胡耀邦曾经有一首古风《答文怀沙先生》流传颇广，诗中那种人生失意的气氛与古代政坛失意文人所流露的情绪何其相似。我们现在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首诗写得成功。这更加证明了古体诗不能离开士大夫精神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