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君与奸臣
蔡日新
在中央2台“走遍中国”栏目中看到岳飞墓的相关画面，对于被称为中国十大奸臣之一的历史罪人秦桧，人们至今没有不唾弃的。在岳庙的岳飞像旁边，后人还特意地雕塑了秦桧的跪像，供后人泄愤，以示不忘历史教训。然而，千百年之后，这种现象似乎并没有多少杜绝，甚至还在不断地重复前事，这其中确乎更有耐人寻味的东西在。
秦桧因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岳飞，因而弄得遗臭万年，自是罪有应得。然而，南宋要召回这样一位手握重兵大将，并将之处死，恐怕也远远超出了秦桧的职权，而真正具有这一权威的也只有宋高宗赵构。有人认为：岳飞在统帅全国五分之三的兵力之后，莽撞要求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以至引起高宗不悦：“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也就是说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即一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的继承感兴趣，自然令皇帝怀疑他野心太大，乃起了杀心（《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另一种意见认为，岳飞主张“迎请二帝还朝”，威胁到赵构的地位，这才是他被杀的原因，鄙人认为此说颇为在理。因为，对于宋高宗赵构来说，假如收复中原失地，并把被金人虏去的父亲与哥哥接回来，那么他的皇
位又焉能保障？
事实上，像这种类似的历史事件，在此后的明朝就曾出现过。明正统十三年，西部的瓦剌大举进攻明朝，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俘，致使明皇朝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此时，于谦等大臣力排南迁之议，决策镇守京师，与诸大臣请郕王即位，是为景泰帝。经过将近8年的奋死抗战，明王朝终于阻止了瓦剌的南犯，瓦剌的首领也先也在1450年向明王朝提出议和，并同意归还明英宗。景泰八年（1450年）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等迎接英宗恢复了帝位，在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而临难即位拯国的景泰帝则因英宗复辟被废黜而软禁气死，终年30岁。倘使高宗支持岳飞收复失地，迎接徽宗与钦宗归国，他也将会落到明代宗（景泰帝）那样的下场，这大概也是高宗宁可偏安半壁河山的原因。
至于秦桧本人是否私通金国，虽然有不少史料证明他与金人关系特殊，但也并无他作为金人内奸的铁证文献。即便他真的与金人私通，那么他要卖国，国柄还是操持在高宗手上，没有高宗的允诺，他是无法卖国也无法处死岳飞的。在某种角度上讲，只有昏君而没有奸臣，而在臣子之中最多也只能区分贤臣与佞臣。作为替天子办差的臣子，只能把事情办得合主子之意，才能获得封妻荫子的善终，否则便会落得九族株连的下场。若是在明君下面当差倒很好办，即便是佞臣也
会变得贤良起来，若在昏君下当差则贤臣也难免会变得多几分乡愿味，则遑论佞臣之谄媚了。
诚然，在封建社会，作为臣子是完全没有选择主子的自由，他们只有尽忠的本分。倘使，人人都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餐周粟，那样做也未免不尽臣道，更不用说尽忠了。假如全像屈原那样批逆鳞，则非但不能被君王所容，而且也将影响到君王的善政之实施。由此可见，如何尽忠，这非但体现了臣子忠奸之分，也是考察臣子的才与不才之处。例如晏婴相齐景公，一次烛邹替景公养鸟而不慎让鸟飞走了，景公大怒，下令要杀掉触邹，此时晏婴委婉劝谏景公说：“烛邹有罪三，请数之以其罪而杀之。”于是，晏婴连数了触邹的三罪：“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 ，是罪三也。”景公听了这些话，那火气也消了，更明白了其中道理，连忙下令不杀触邹（《晏子春秋》卷七）。假使当初晏婴犯颜直谏，则非但救不了触邹，也将触忤龙颜，招致自身灾祸，而他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进谏，非但补裨了君王，也成就了善事。又如春秋时的赵太后新主政，秦国紧急进攻赵国，赵求救与齐国，齐国要求太后将他的少子长安君做人质才肯出兵。作为妇人，赵太后最爱少子，因而无论大臣如何强谏均无济于事，此时有老臣触詟采用聊家常的方式，委婉的晓谕了溺爱少子乃是害子之理。因为，对于长安君来说，与其“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
多也”，还不如“令有功于国”而为计长远。（见《战国策》卷二十一赵策四）触詟如此做来，不但挽救了赵国，还给长安君的前途铺平了道路，也可谓“仁术”也。
作为君王，真正像唐太宗那样从善如流的并不多，大多君王是需要贤臣辅弼的。例如齐桓公早年任用管仲，曾九霸诸侯，一匡天下，而到了晚年，由于没有采纳管仲的遗言，任用易牙与竖刁，结果自家被活活饿死，乃至“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户”。像桓公这样颇有作为的君王，在失去良臣的辅弼之后，居然也落得这样的下场，委实令人深思。无怪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谆谆劝诫阿斗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同一桓公，集明君与昏君于一身，可见贤臣对于君王的辅助作用之重要。
诚然，内因毕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无论臣子如何贤明，若无明君可相，他要么落得像屈原那样行吟泽畔的结局，要么便是与君王臭味相投，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若是明君在世，即便佞臣也会变得贤良起来，而若是昏君在世，即便贤臣也会沾染乡愿的气息。作为以君王执掌的邦国，对于臣工的遴选固然重要，而更为重要的乃是有明君降世。在此，我再度援引龚定盦先生的诗作结：“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识于长沙北郊怀瑜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