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必坚龚育之李君如尹继佐金瑞英
文汇报 1996年12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很感困惑的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思想武器，对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的指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抓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密切联系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密切联系于发展变化着的历史条件。党先后制定了两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专门决议。第一个决议，即十年前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它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八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阐明了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之后，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阐明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问题。第二个决议，即这次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它总结了十八年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全面阐明了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在十四大确认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适应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新形势，面对社会精神生活中出现的复杂的新情况，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问题。这是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包含以下三个层次。
一、关于市场经济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新概念
新时期一开始，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当时邓小平同志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可以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相结合。这个重大论断，破天荒第一次打破了束缚我们多年的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僵化观念，而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联系了起来。1985年10月，有人问邓小平同志：“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人民要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现在经济改革，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你们准备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又问：“这些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邓小平同志明确回答：“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他一方面强调指出，“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同时又针对“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强调指出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能力、有信心，通过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消极现象。这个谈话，进一步把市场经济同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德联系了起来，而打破了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绝对对立的僵化观念。
让我们看一看实际生活吧。我国最早试验全面推行用市场经济方法发展经济的深圳等经济特区，尽管还有种种问题，但是总的说来，不仅迅速改变了落后的经济面貌，而且改变了精神面貌，有力地增强了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看了几个经济特区以后说：“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1989年国内风波，那时广州、深圳那里随时可见的某些香港电视起劲地鼓吹动乱，但是广大市民、青年相当稳定！这难道不算是一场很严格的考试吗？
全国范围大量生动的事实，反复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说明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搞活了社会主义。
所以这次全会决议明确指出：“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新的重要论断。大家知道，我们党提出要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贡献；现在我们党进一步提出要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起来，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的贡献。
这一新的论断，为我们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自觉地发挥它对精神生活的积极作用，同时更加自觉地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市场活动中人们对个人、对本企业、对本地区合法正当的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我们党和国家调动最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重要基础之一；但是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市场活动中人们对个人、对本企业、对本地区物质利益的过当的追求，又会诱使一些人走向“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搞拜金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甚至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这种种消极和破坏因素，不仅同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相对立，而且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公平竞争原则、契约信用原则等等也是对立的，如果任其泛滥还会使这些原则瓦解。再加上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还处在新旧体制并存和转型时期，这就为消极和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多的空隙。因此，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在从体制、政策、管理等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教育和法律这两个手段的作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一新的论断，又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它更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更好地迎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挑战，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如果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道德建设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只是完全拘守过去历史条件下的思路和做法，那么我们的工作就脱离历史的发展，就总是“两张皮”，工作就会苍白无力。如果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道德建设，能够更深入地触及和切入市场经济领域，能够把传统的好思路好方法同新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总结新的经验，做出新的创造，那么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也得到完善和发展，真正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
还要强调一点，这一论断，说到底是我们党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基本理论问题的进程中，科学认识的一个新的发展。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们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包括基本道德要求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一定是更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一定是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主义。
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义利观
决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人们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后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等关系。这就是：既要勇于竞争又要善于协作，既要自主经营又要接受监督，既要效率优先又要兼顾公平，既要允许先富又要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富，精神产品生产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要努力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样提出问题，是针对大量发生的种种只顾竞争、自主、效率、先富、经济效益，而不顾协作、监督、公平、扶贫、社会效益的不良倾向和恶劣行径；同时也是针对那种把上述一系列关系的两个侧面、把义利两者机械地对立起来，否定人们正当合法的物质利益追求并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错误观点。
这里问题的核心，是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在伦理学上，这样的关系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利”与“义”的关系。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应当肯定，我国古代思想家在这方面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对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是一大贡献。他们提出的种种超越于个人私利的道义追求，曾经在不同程度上鼓舞过我们民族历代众多站在正面推动历史前进的优秀人物，这些优秀人物的精神和业绩，形成我们民族源远流长，可歌可泣的“正气”。这是我们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总结、继承和发扬的。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无论是儒家、墨家、道家还是法家，都没有能够真正科学地认识和解决这个义利关系问题，找不到义与利相通的基础，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一些派别，在唯心论的基础上解释“义”，把“义”强调到压倒一切、消灭一切的地步，所谓“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等等，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借以掩饰其阶级私利和压制被统治阶级的很精致的思想道德武器。
只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这个“义利关系”问题才得到正确认识的科学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唯物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他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他在1942年12月《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指出：董仲舒的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他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他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又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他在1948年1月为中央起草的一个重要决定中又把“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作为领导阶级和政党实现领导作用所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到了建国以后，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同志还提出，要“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可以这样说，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实现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相结合，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这样来推进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义利统一观。
我们还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这种历只唯物主义的义和利相统一的崭新伦理价值观在全社会的推广，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但在实践中，我们又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计划经济条件下某些过度集中的弊端，曾经不利于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又在许多情况下把正当的个人利益混同于个人主义以至资本主义加以否定。这样就破坏了义和利的统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开始，党十分注意从体制上保障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权和积极性。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好地实现义利相统一打开了道路。如果没有这一条，十八年来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是不能设想的。同时又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过当追求个人利益相联系而走向另一极端，这就使“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逐渐泛滥起来。它反过来又助长了那种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社会主义道德绝对对立起来的观念。针对这种复杂情况，邓小平同志从新时期一开始就反复强调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坚持讲理想，讲道德，批判“一切向钱看”的倾向。
正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种精神，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即已指出：“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实质上，这也就是表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义和利相统一的价值导向。
在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首先，他指出要肯定物质利益的基础作用。他说：“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其次，他强调要讲理想和信念，靠它们“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讲人的因素重要，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第三，他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第四，他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些重要思想，从社会主义历史的经验教育中，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发展中，进一步发展了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思想，明确提出要“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这是我们党的文件第一次用鲜明的语言概括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在全社会提倡的价值导向。
十八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使广大群众亲身感受到，这种社会主义义利观，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现实存在着的。摆脱贫穷，奔小康，先富带后富，难道不就是今天在我们全党和全民族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不断发展的，义利相统一的生动景象吗？我们社会中工农商学兵各行业、东西南北中各地方不断涌现的先进人物，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不就是这种社会主义义利观的高层次的生动体现吗？
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
为人民服务，既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又是我们党长期倡导的新的伦理道德观的核心，在今天也是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必然要求。
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主要是对共产党人的要求。但就在那时，毛泽东同志已经开始大力向革命队伍中的每个人，以至向根据地广大人民，推广这种高尚的道德。建国之初，由中国共产党人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把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道德风貌带到城市，带到全国，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更使得这种道德有条件成为全社会共同的道德。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关系。人人都是服务对象，人人都为他人服务。每个人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享受着别人对他的服务。无论职位高低，无论职业区别，只要认真地从事本职工作，热心为他人、为社会服务，都是为人民服务。刘少奇与时传祥谈话，说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人，社会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这不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是仍然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要求呢？回答是肯定的。不但共产党员应该身体力行，实践这种要求，而且在全社会也应该提倡这种要求。这是因为，一般地说，市场经济是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同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相联系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市场经营主体必须通过向社会提供有一定质量的产品，建立满足社会需求的良好信誉，即通过为社会服务并为社会所接受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更好地运用这种经济运行机制，使每个市场经营主体更加自觉地在自主的基础上为人民为社会服务，并在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中实现自身的利益，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当然，我们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不同利益群体和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而应该有不同的层次。对于共产党员和有觉悟的先进分子来说，奉行的价值标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在通常情况下自觉地为人民为社会为他人多作奉献，自己的正当利益也得到保障；在必要时，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自愿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还应当肯定，每一个普通劳动者，只要是诚实劳动，不损公肥私，不损人利己，不坑蒙拐骗，有偿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对于小学生，不也是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学好本领。长大了为人民服务吗？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私营经济，只要是合法经营，接受国家的监督、管理、引导讲求质量和信誉，履行公民义务，热心社会公益，那末在为自己谋取利润的同时，他们的行为也合乎“三有利”的原则，在我们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里，实际上也在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他们应该认识这一点，并以这种认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的要求。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内涵广阔的好规范。那种认为“为人民服务”只适用于干部、党员而不能推广到全体人民的看法，是一种误解。
总之，这次决议强调提出社会主义道德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和更要提倡“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很重要的有深远意义的要求。它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我们革命的优良传统，能够既体现先进分子要求而又吸引不同层次广大群众和不同年龄的人们，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强大的凝聚力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