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说：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中，人民变成冷血动物，他们迷恋金钱，不再热衷于国事。人民只会为某位演员而狂热。他们并不为政府分忧，也不关心政府有何打算，而是悠然地等着领薪金。——从大清、民国到新中国一直如此，唯有张伯驹是个例外。”
——唐师曾《张伯驹门前的泔水味》
1982年阴历正月十五，京城元宵节的大红灯笼刚刚挂上，张伯驹为夫人潘素庆生的鞭炮尚未点燃，自己却被救护车送进了北大医院。一介布衣，一身中服，一脸涂色，唯一副眼镜显示他是过一个文化人。
老人患重感冒，按等级惯例，他被安置在一间八人大通铺式的病室。潘素为平慰85岁高龄夫君的心境，向院方申请转入小病室。院方回答干脆：“级别不够！”
两天后，同室病友“走”了一个，泣声揪人，老人已由感冒转成肺炎。潘素再次恳请换病房。院方答声依旧：“级别不够！”老人病情每况愈下，仅靠输液维持心跳；未几，陷入昏昏沉睡，时至2月26日，告别人世。
老人辞世后，有人在医院门前叫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级别不够（住高干病房），够的能有几个有他对国家贡献大？他捐的国宝，足够买下你们医院！”
“他”是谁？
他叫张伯驹，（1898——1982），原名家骐，别号丛碧馆主。河南项城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
因为项城历史上出过舜和项羽，太史公说，他们都是“重瞳子”（有两个瞳孔，异人异相异秉）。张伯驹自谓“重瞳乡人”。他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镇芳之子（过继，生父张锦芳），张镇芳与袁世凯有戚谊。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张伯驹天性聪颖，有神童之誉。幼年入私塾，又接受新学教育，小学毕业后跟随父亲来到北平，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做到旅长——最终张伯驹因不满军阀腐败生活而离开军界，协助父亲打理银行业务，却发现自己对银行事务不感兴趣。
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在丛碧山房寓所花园内。该寓所原为李莲英旧墅，原址在今北京西四附近。张伯驹别号“丛碧”亦由此而来。
1927年，将近而立之年的张伯驹脱去戎装和商界的浮华之气，倾心于收藏字画，陶冶性情。为了珍贵文物不外流，他不惜一掷千金。他曾收藏过的重要古代书画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代诗人李白的《上阳台贴》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赵佶的《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的《山居图卷》等等。
谈到他为何花重金买这些古代书画藏品，他曾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隋 展子虔《游春图》局部 。张伯驹为购此图出售了居住多年的丛碧山房。
张伯驹有两位太太，但志趣相迥，话不投机。38岁在上海邂逅20岁的“潘妃”，惊为“天女”。潘素，苏州人，稍识字，通丹青，擅弹琵琶，在上海西藏-汕头路“张帜迎客”，号称“潘妃”。张伯驹见到“潘妃”才情大发，提笔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从此双双坠入爱河。当时“潘妃”已与国民政府一中将谈婚论嫁。遇张伯驹一见钟情、心有灵犀后私奔北京。
1935年，39岁的张伯驹，纳小自己18岁的潘素为妾。张伯驹的好友孙曜东曾回忆：“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 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剌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张伯驹与潘素
在张伯驹的大力栽培下，潘素自己努力不息，从“苏杭第一美女”成长为帝京著名画家。山水、人物、花竹、鸟兽……无不擅长，特别是山水，多用青绿，笔法直逼南宋。曾三次与张大千联袂作画。潘素的《什刹海冬景》天穹昏暗，远山含雪，柳枝无叶，树干苍遒，寥寥数笔把家门前什刹海的神韵随意渲染。曾借给《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临摹。婚后潘素的画作常常配有张伯驹的诗词书法相配，可谓是珠联璧合。
他们不仅在艺术上琴瑟和鸣，在收藏上一直都同进退，为了收购展子虔的《游春图》，他们不惜把房子(李莲英旧墅)变卖，在购买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时，潘素变卖了自己的首饰珠宝，用4万银元的价钱买下了这件传世书法。
因着这些价值连城的书画，张伯驹曾遭到汪精卫手下人绑架并索要赎金，绑匪们向潘素索要300万，否则撕票。但他们的钱都已经用于购买字画了，当时唯一想到的办法是卖字画赎人。但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张伯驹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我死了不要紧，字画要留下来。
就这样张伯驹和绑匪僵持了近八个月，冒着被“撕票”的危险，直到绑匪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到处借贷，才将张伯驹救出。
但对于这些花费巨资和生命代价积累下来的收藏，张伯驹和夫人在解放后，陆续将它们捐赠给了国家，成了故宫等国内多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对此，张伯驹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在丛碧山房。
正如当年《空城计》中诸葛孔明所唱“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散淡”二字也是对张伯驹最合适的概括，这从诸多友人的回忆中可以略见一斑。
王世襄曾向张伯驹借阅《平复帖》，堪称当代文化史上的一段美谈。王世襄一直想要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太过珍贵，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伯驹家看上一两次。没想到刚一提出请求，张伯驹即回答：“你拿回家看去吧。”《平复帖》在王世襄家放了一个多月，王世襄后来根据著录才完成《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然而这段往事若不是后来经王世襄口中说出，则无人知晓。
西晋陆机《平复帖》
周汝昌对张伯驹的印象是“温文尔雅，毫无俗气”。他曾回忆说：“我到了张先生那里，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就坐在大客厅的外间，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要回学校了，也不告辞……一丝没有俗气、一丝没有富贵气。”
温文尔雅的文人常有执拗坚硬的一面。楼宇栋在《张伯驹》一书中说，张伯驹以优游的态度，闲逸的情调，仗义的作风，散淡的心情形成了他那饱满的个性和独立的精神。
在吞食和消化人的各种政治风浪中，他既有着适应的弹性，又有着自我完善的刚性。1956年，张伯驹因坚持排演尚未解禁的传统京剧《马思远》受到批判，他后来以诗纪事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舞榭歌台梦已陈。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
从“反右”到文革，张伯驹饱经患难，但潘素始终和他患难与共，这也许是对张伯驹最大的慰藉。
张伯驹、潘素夫妇参观故宫后在护城河留影。
1982年，张伯驹感冒住进北京医院，因级别不够只能住在多人病房，同病房有人先后去世。张伯驹心绪不安，闹着要回家。2月26日，领导终于做出“同意转院”批示，当女儿拿着批示赶到医院，张伯驹已经停止呼吸。
唐诗曾在《张伯驹门前的泔水味》一文中感慨：“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钤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凡经手收藏的人，都在《平复帖》上获利，惟独张伯驹倒贴了一大把银子，无偿献给国家。”
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将多年宝藏的八件古代书画无偿献给了国家，文化部发褒奖状称他们“化私为公，足资楷式。”
章诒和回忆起这一段时也曾提到：“现在的人最大的生活目标不外乎自我价值的实现。继之而来的事，便是如何经营推销自己，实现目标。而所谓经营推销，就意味着持久又复杂的运作方式……包括精密的算计，有效的操作，小心的防范，合理的攻掠，利益的谋取，以及心狠手辣等等。如此经营人生，自然人性的、审美的东西都要摈弃。而这些恰恰是中国传统诗歌的感性基石，也是张伯驹的创作基石。”她的父亲章伯钧叹到：“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
是啊，基石已经不再，世间安复张伯驹。
20世纪60年代，张伯驹游历古城辑安（今吉林集安），在四盔坟前留影，并做《辑安怀古》词曰：“算空赢，鸟尽弓藏，何处长眠。”
（本文参考唐师曾《张伯驹门前的泔水味》、章诒和《君子之交：我父母与张伯驹夫妇》、张昌华《卧龙岗散淡之人：张伯驹》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