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语录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的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钱学森多次问总理：为什么现在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总理：60年了，为什么培养不出像钱学森那样的人才
第一集
“你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群星，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失望吧。我们真的如此可怜吗？不，决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
——钱学森
钱学森写下这些激情飞扬的文字时，年仅24岁，但征服宇宙的梦想，却执着地在他的心里发芽，生长，壮大，一天天地把它的枝蔓伸向浩淼的天空。从那时起，他的梦想就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梦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中国人自己的火箭导弹冲上云霄，当中国人乘坐自己的飞船在太空漫步时，炎黄儿女扬眉吐气，热血沸腾，而这一切都和钱学森当年征服宇宙的雄心壮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作为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的故事，始终像谜一样，鲜为人知。
2008年的一天，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对钱学森一家来说，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97岁的钱学森在等待一个年幼的新生命，钱学森刚刚满月的曾孙女就要来到他的身边。
钱家最小的成员诞生在一个幸福和平的年代，而钱家最老的成员则出生在近百年前，那是一个贫穷、战乱、屈辱笼罩之下的中国。
1911年10月10日，一场武装革命在湖北武昌打响了第一枪，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进入了动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年代。
1911年也是中国航空史上的重要年份，飞机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天空，他的制造者是冯如，在这一年携带两架自制飞机回到中国。也就在这一年的12月11日，钱学森出生在上海。
在中国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上，一场改变国家命运的革命，一架初试身手的简陋飞机，和一个呱呱坠地的孩子之间，似乎冥冥中产生了某种紧密的联系。
辛亥革命后，北京成为北洋政府的首都。封建帝制已经废除，年幼的清朝末代皇帝依然住在紫禁城里，但宫墙外的北京已成为一个新旧思想交融碰撞的城市。
1916年创刊《新青年》成为传播新思想的阵地，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各种新思潮也从欧洲、美国和新生的苏联传到中国，与中国传统旧观念激烈交锋，渐渐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然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青年学生高呼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走上街头，引发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五四运动，从此，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观念开始生根发芽，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
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1882年出生于杭州一个没落的丝商家庭。为追求“兴教救国”的理想，他曾赴日本留学，专修教育，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在钱学森3岁的时候，钱均夫来到北京，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科长。钱学森也因此来到这座正经历深刻变化的古老城市。
钱学森先后就读的北京实验二小和北师大附小，环境清雅，是尝试现代办学理念的新型学校，能够进入这些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是要经过严格选择的，许多亲身经历过五四运动青年教师，把活跃的新思想带进了校园，邓颖超就是其中的一位。
多年以后他们再次见面，钱学森立刻就认出了她，并以老师相称。
邓颖超就读于天津南开学校时，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她与周恩来结为终生伴侣，是中国最著名的女革命家之一。
实验二小是由一座王府改建的，昔日的深宅大院成为传播新思想，普及新教育的校园。钱学森就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童年。
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在她撰写的钱学森传记中，记录了钱学森小学读书时的情景：每天上午的主要功课是练习书法，动笔前，先净手，把纸张仔细的在桌子上铺好，墨要磨得浓而黑，然后用马毫笔蘸墨汁描红格。下午上自然课程，他们可以用花瓣、树叶、图画代表还不会写的字汇。课程内容包括地球科学、地理、音乐、美术等。童年的钱学森性格内向，他不贪玩，大多数时间喜欢安静地看书，通过大量的阅读开拓视野。在张纯如的传记中，还讲到了钱学森儿时喜欢的游戏——比赛折纸飞机。钱学森折的飞机是
其中飞得最稳最远的。每次他都特别仔细，一定要折得对称、平顺、均匀，掷出去时飞得又稳又远。
纸飞机飞向远方，承载着幼小的梦想，也许一个飞行的梦想已经在钱学森心中扎根，但他未必知道，在这样落后动乱的年代，他的梦想几乎无法成为现实。
1923年，12岁的钱学森走进北京师大附中，开始了6年的中学生活。
那时的附中，虽然地处北京边缘，但集中了一批思想进步、学养深厚的老师，他们反对死记硬背，鼓励学生自由思考，这段时间的经历深深影响着少年钱学森。
钱学森写给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一封信中深情地回忆起了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一天中午午餐后休息时，同学们在一起闲聊的时候，一位同学大声说：你们知道不知道20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大家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那是他从图书馆借的一本书上看到的。再问他，终于弄清了爱因斯坦是科学伟人，列宁是革命伟人。大家非常高兴，但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创始人。
改编自女作家林海音同名小说的电影《城南旧事》，通过作者童年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记录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旧北京风貌。1982年，71岁的钱学森看了这部影片，身边的人见到了这位老人少有的激动。
这部电影勾起了钱学森的回忆，影片中的故事发生的场景和时代，正是钱学森少年时代生活的北京城，电影呈现给钱学森的不仅仅是一段记忆，还有一段别人难以体会的感情。
在北京师大附中的校园里，矗立着一座中学时的钱学森塑像。这个塑像生动地表现了钱学森当时的情绪：手里拿着书，有风吹来，掀起他的衣角，他的眼神中带着忧郁的神情，望着远方。校园是平静的，而当时的校园之外却是一个遭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战乱不断、民生凋敝的，千疮百孔的国家。
1981年，北京师大附中迎来建校80周年，70岁的钱学森回到了母校。他回忆道，那时候，这儿是城的边缘，很荒凉，再往南去的陶然亭是一片荒野。北京城里就怕刮风，俗话说：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胡同里常有做小买卖的叫卖声，听起来很凄凉。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一个问题压在心上，就是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不要说老师们，就是所有的学生，也都在心里头存着这个问题。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努力学习，为了振兴中华。
钱学森是钱家的独子，父亲在政府任职，家境殷实，在别人看来，钱学森应该是一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年。没有人知道，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中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象，这些又怎样影响了他的一生。
1929年夏天，钱学森即将中学毕业，他必须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大学，他的人生面临着一次重要的选择。
人们推测，如果钱学森的中学时光不是和中国一段最为动荡的时代重合，他的未来也许会选择截然不同的领域。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连年内战和军阀割据之后，百业萧条。
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也使得钱学森的兴趣明显发生变化，他潜心学习化学、物理、生物、数学，他似乎已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科学家。
但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却早已经给儿子做好了打算。在钱均夫看来只有实业才能救国，而当时中国最缺乏的是工程师，他建议钱学森报考工科，而当时最好的工科大学是上海的交通大学。在父亲看来，在交通大学选一个好的专业，毕业后，以钱学森的成绩，他十拿九稳可以谋到一个好差事。1929年，18岁的钱学森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他又回到了出生地上海。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是中国开埠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也是最具殖民地色彩的地方，这里有相对发达的工商业，也有让当时国人倍感耻辱的租界。这也是一座奇特的城市，每天产生罪恶，也培育着希望。
这是1929年拍摄的现存于交大的一段电影。交通大学成立于19世纪末，其前身是南洋公学，是晚清的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盛宣怀为培养洋务人才筹资兴办的，这是当时的一批开明封建士大夫试图挽救清朝衰亡的众多努力之一。尽管清政府无可救药地覆灭了，这所学校却沿续下来，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培养工程师的高等学府，为中国摆脱屈辱贫困走向民主富强输送着人才。在这段珍贵的影像中，我们没有找到钱学森的身影。钱学森是一个文静的学生，他几乎每天都在图书馆坐上好几个小时，埋头阅读。虽然他主修铁路专业，但他的心已经飞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就像钱学森在中学期间一样，学校的图书馆成为钱学森每天必去的地方。一有时间，他就会去那里看书，一动不动地坐上好几个小时。钱学森在那里读书的重点并非是他的机械工程专业，而是一些飞行方面的书籍。他在晚年的一封信中写道，讲飞艇、讲飞机、讲航空理论的书都借来读。罗伯特·戈达德在1920年就提出用多级火箭能把探测仪器送到两百英里高度，用更大的火箭可以在月球上着陆。就在这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进入短暂的和平时期，一批科学家开始尝试研制飞向遥远天空的火箭。
1923年，罗马尼亚科学家奥伯特发表了一本92页的《通向空间之路》，详细地介绍了火箭、卫星、宇宙飞船的原理和构造，他因此获得“现代火箭技术之父”的称誉。1929年，奥伯特作为科学顾问参与的一部名叫《月亮夫人》的电影在德国取得了很大成功。
当时的德国作为战败国，在发展军备方面受到限制，但1930年，德国陆军秘密开始了研究液体火箭的任务。
1934年，苏联也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的火箭技术研究机构——国家喷气推进研究所。
历史上最早尝试借助火箭上天的人是中国明朝的万户，但他在爆炸中的粉身碎骨让飞天成为人们嘲笑的奇思异想。在几百年后积贫积弱的中国，钱学森对星空的迷恋，在人们看来更是遥不可及的梦幻。
在大学里，钱学森始终是一个成绩出众，极具天赋的学生。当年交大的一份成绩单，显示他的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在班级中名列前茅。
在交大众多钱学森的成绩单里，我们看到了钱学森的病假登记情况。
1930年的暑假，因患伤寒，钱学森不得不休学一年，回老家杭州静养。这时候，他的父亲钱均夫在浙江任职，全家都迁到了杭州。西湖边美丽的湖光山色间就是钱家的祖居之地。在西湖边，有一座规模很大的建筑——钱王祠，这是为了纪念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统治者钱镠而建，也是供奉众多钱氏后人的祠堂。钱镠是浙江钱氏家族的祖先，他给家族后人留下了“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的家训。因此钱氏后人涌现大批科学、艺术领域杰出的人才。
在杭州休养期间，钱学森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看书。那一年间，他读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苏联革命家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著作。钱学森后来回忆道，读了一些社会主义的书，对政府活动的背景有了了解，使我的人生展望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1931年9月，病愈后的钱学森重返大学校园，他依然是以学习成绩优异著称的学生，但他明显对学校每周一早上8点在礼堂举行仪式，接受校长训话产生反感。正好这时有人来动员他参加学校的铜管乐队，这个乐队在每周一早上只要给仪式伴奏后就可以给退席，不必等着听校长训话。钱学森欣然参加，并且认真训练，很快学会了吹奏中音号。
让钱学森好友印象深刻的是，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音乐天分和对音乐的热爱也让人叹服。
罗沛霖，钱学森在交大时的好朋友，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爱好——音乐。
罗沛霖至今还记得，钱学森得到奖学金立刻去买唱片的事情。
终日与音乐和读书相伴，并且能轻松获得好成绩，钱学森的大学生活是充实而且惬意的，但校园外的世界却远不是这样诗情画意。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加紧对共产党的围剿。日本帝国主义也掩饰不住侵略野心，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就将战火蔓延到了上海。
钱学森平静而富有色彩的校园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1932年1月28日一大早，钱学森被一阵隆隆的炮声惊醒，日本军队也出动了大量的飞机。对航空、飞行怀有梦想的青年第一次看到了这么多的飞机。日本空军投下的炸弹，顿时让上海陷入一片火海。据当时的资料记载，日本拥有飞机2000架，中国只有270架，而且只有90架飞行状况算得上安全。那时，日本已发展成完整的航空工业，而中国的飞机全部来自进口，只在杭州、上海、武昌、南京等地有零星的修理厂和几所航空学校，聘请外国教员培养中国飞行员。一·二八事变最后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但这次战争却深深刺激了年仅21岁的钱学森。如果不是这次近在咫尺的战争，钱学森有可能还会继续实现他父亲最初的愿望，成为一个制造火车的工程师，过上舒适的生活。然而，这场轰炸，深深的刺激了钱学森，他感到，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体现国家的强盛，如果能拥有自己强大的航空工业，也许就不会遭受如此欺辱。
北京郊外的青龙桥火车站，钱学森和他的大学同学们在毕业前夕，来到了这里。这是中国人于1909年自主设计建成的第一条铁路，设计者是留美回国工程师詹天佑。在
青龙桥火车站，钱学森望着延伸到远方的铁轨，他向这位铁路界的前辈表达缅怀，也向他学了4年的铁路专业作了最后告别。这时候的钱学森已经悄悄报名参加了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留学生的选拔考试，他已决定远赴美国学习飞机设计。
这时候，人们在国内的《浙江青年》杂志上看到一篇署名钱学森的文章。在这篇题为《火箭》的火章中，钱学森表现出对速度的浓厚兴趣和对天空的无限向往。他写道，我们在最近两世纪来，科学方面的成就的确不少了。最足以为自豪的是我们在交通器具上的发展：我们由一天走不到六七十里牛车，到一小时飞奔二三十公里的流线型火车。我们由橹摇的渡船到七万多吨，每天走一百里的法国邮船瑙曼地号（Normandie）。现在又是天空的时代了，中国航空公司的杜格拉斯飞机(Douglas)可以在一小时中飞六百里。所以人们喊出：我们征服天空了！“你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群星，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失望吧。我们真的如此可怜吗？不，决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
在一个国难当头的年代，对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这样的梦想是那样渺小，梦想的彼岸又是那样遥不可及。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登上杰克逊总统号邮轮，开始了追寻梦想漫长旅程。在这一届赴美公费留学生的20人名单中，还有日后对中国各个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历史学家夏鼐，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水利专家张光斗等。钱学森是其中唯一进修航空学飞机设计专业的学生。
邮轮驶入大海，渐渐远离了身后那落后贫穷、战乱频仍的祖国。24岁的钱学森心情无比复杂，他决心以自己的力量帮助祖国人民走出苦难境地，但他必须使用美国人提供的奖学金，而这笔钱却来自几亿中国同胞的血汗。大海烟波浩淼，前方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在征服太空之前，他首先要孤身一人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家。
这条美丽的河流静静流过美国波士顿，它叫查尔斯河，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就坐落在查尔斯河畔。钱学森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来到了这里，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航空工程。
建立于1861年的麻省理工学院是美国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是世界最富盛名的理工科大学，麻省理工的自然及工程科学在世界上享有极佳的盛誉。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就像在交通大学一样，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但很快，钱学森也面临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国内学校缺乏实验设备，中国学生一般偏重理论，他对那些比较强调动手的课程明显感到吃力，虽然钱学森成绩优异，但在实验课堂上，因为操作工具的笨拙，而常常遭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嘲笑。
在张纯如撰写的钱学森传记中，曾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钱学森的一位好朋友费哲尔说，钱学森曾去找系主任汉萨克，对航空学课程过分注重实验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这位系主任答道：“听着，你不喜欢这儿，就回中国去算了。”在学校，钱学森喜欢独处，一个人去剧院听著名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一个人在教室里安静地看书，一个人在校园里沉思，一个人忍受漂泊海外的孤独寂寞，一个人苦苦坚守心中的梦想。1936年的秋天，钱学森仅用了一年就取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但钱学森并不兴奋而是沉重，他又独自一人来到了查尔斯河畔，苦苦思索自己的未来。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是回到中国找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还是留在美国继续攻读博士。
经过在美国的一年学习，钱学森也发现，多年图书馆里的熏陶，理论思考是他的学术强项，他决定继续留在美国学习航空理论。
钱学森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他告诉了父亲自己的决定。没想到的是，钱学森的这一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在老人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就是空谈误国，航空理论不能解救危亡的中国。
为了阻止儿子的选择，钱均夫想到了他的好友蒋百里。蒋百里那时正在欧洲考察军事，回国时会从美国路过，他希望蒋百里能劝说钱学森改变决定。蒋百里是钱均夫的浙江同乡，钱均夫在日本学习教育时，蒋百里正在日本学习军事，后来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回国后，蒋百里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陆军部高等顾问、总统府军事参议、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等重要职务，成为中国近现代一位有重要影响的军事思想家。但是贫弱的国力和落后的军事实力，只能使这位心雄万夫的职业军人壮志难酬。
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蒋百里到欧洲考察，目睹了德国空军力量的迅猛发展，那时，他已经注意到飞机发展的前景。
结束德国的考察后，蒋百里来到美国看望钱学森。蒋百里对钱学森选择航空理论的想法十分赞成，他认为航空不仅是钱学森一个人的梦想，也是民族和国家的梦想，并答应回去以后一定说服钱均夫。
蒋百里回国后的第二年，发生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很快，中国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
1938年，蒋百里在陆军大学撤往贵州的途中不幸病逝，他未竟的理想，成为对钱学森的更多期许。
1936年秋天，25岁的钱学森穿戴整齐，带着简单的行李出发了，这次他要从东到西横跨美国大陆，去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叫帕萨迪纳的小镇，拜见一位从未谋面的人。
这个25岁的中国青年，将踏上一个怎样的旅程？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他又将遇到怎样的阻碍呢？
第二集
被美国政府拘禁，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钱学森
钱学森到了美国以后，他的科学才华很快就引人关注，但是他的生活和工作是快乐的吗？他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留在美国继续他的科学生涯呢？
美国加州帕萨迪纳，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坐落于此。1936年，25岁的钱学森孤身一人横穿美国大陆来到这里，他此行的目的是拜见充满传奇色彩的冯·卡门教授。
55岁的冯·卡门当时担任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古根海姆空气动力学实验室主任和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主任，他是公认的美国空气动力学泰斗。
在由冯·卡门口述，《华盛顿邮报》科学新闻记者李爱特生执笔的传记中，详细记录了冯·卡门与钱学森第一次见面的经过：“我抬起头来对面前这个身材不高、神情严肃的青年打量了一下，然后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所有问题他回答得都异常正确。顷刻之间，我就为他的才思敏捷所打动，接着我建议他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攻读。”
后来人们发现，这是一次对两个人都有深远影响的会见。就这样，钱学森成为冯·卡门的学生，到加州理工攻读博士学位。
创建于1891年的加州理工学院是一所私立大学，它培养学生的宗旨是“为教育事业、政府及工业发展需要，培养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工程师”。学校位于距洛杉矶只有四十分钟车程的帕萨迪纳市。
让钱学森感到欣喜的是，这座小城四季如春，花香四溢，与他的家乡杭州有些相似。 除此之外，加州理工注重理论研究和创造性思维的教学科研方式，也让钱学森如鱼得水。
与钱学森同一年到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的范绪箕，与钱学森一起经历了那段岁月。 在加州的中国学生想要租房子并不容易，很多房东认为，房间里住进一个中国人，就会让其他客人望而却步，影响租房生意。无奈的范绪箕只好租下了一整套公寓，钱学森也搬来和他同住。
这些偏见似乎对钱学森并没有很大影响，他终日沉浸在读书和理论思考之中，这带来的愉悦足以让他忘记歧视和冷眼。
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几乎足不出户，但冯·卡门每周主持的研讨会他肯定出席。他提出的问题令老师们都感到惊讶。
冯·卡门1881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德国致力于飞机设计和航空理论研究。上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在德国活动日益猖獗时，身为犹太人的冯·卡门不得不离开德国，到美国寻找栖身之所。他身材不高，有一双铁灰色的眼睛和浓黑的扫帚眉，一头黑发经常是乱糟糟的，但在学术界广受尊重。
似乎与钱学森有某种缘分，冯·卡门曾于1933年在清华大学做过顾问。冯·卡门指导钱学森如何从工程实践中提取理论研究的对象，也教他如何把理论应用到工程实践中去，这让钱学森受益匪浅。
在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也是钱学森最信赖和尊重的人，他总是称冯·卡门为“尊敬的老师”。很快，他们两人渐渐形成了一种难以言状的默契。
冯·卡门的回忆录中，他唯一用单独章节记述的学生就是钱学森。他写道：“钱学森跟我一起解决了很多数学难题。他想像力极为丰富，不但数学能力强，而且善于观察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在若干相当困难的题目上，都能帮助我理清观念。他的天资卓越，实在难能可贵，我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亲密伙伴。”
冯·卡门的美国学生马勃，经常和钱学森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工作，至今他对钱学森和冯·卡门合作时的心有灵犀仍感叹不已。
这种信任和默契，也让众人视线之外的钱学森仿佛换了一个人。
在外人看来，钱学森经常不苟言笑，不喜欢与人交往，但冯·卡门却说：钱学森很喜欢上我家串门，由于他的见解饶有风趣，态度直率诚恳，因此我妹妹非常欢迎他。 多年之后，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再次追忆往事，仍然对当年钱学森和冯·卡门之间的深厚交情记忆犹新。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抗日战争在中国爆发，日寇的铁蹄践踏着钱学森的祖国。
冯·卡门完全能够理解钱学森的境遇，那时，欧洲的犹太民族也正饱受法西斯主义的荼毒，这也正是他背井离乡逃奔美国的原因。
国家和民族的相似命运，无形中将两个人拉近，两个同样孤悬海外的游子，因为相似的命运遭遇而惺惺相惜，相互尊重，相互扶持。对于背负着屈辱并且发誓要告别屈辱的人而言，尊重是最大的理解和关怀。或许正是这样的感情让冯·卡门和钱学森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在一个尖端科学领域，开始了一段“卡门—钱”的时代。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1939年6月，钱学森取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以崭新的近似方程式，解决了飞机高速飞行时壳体会发生变形的数学计算难题，这个算式被广泛地应用于飞机翼型的设计，这就是著名的 “卡门-钱近似”公式。28岁的钱学森从此声名鹊起。1940年后，他成为冯·卡门的助手，帮助冯·卡门指导研究生论文。
曾在古根海姆空气动力学实验室学习过的冯元桢，每天都会去实验室，他感受到钱学森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地位。
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得到了一个外号：the son of Heaven，译成汉语叫做“天之子”。
在加州航空系的四楼有一个长廊，详细记录了航空系成立历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其中一条记录了钱学森曾在1937年参加了一个被称为“自杀俱乐部”的团队。
从洛杉矶市区出发，进入110号高速公路，行驶20分钟，就到了一个三面环山的建筑群，这里至今还是军事禁区，这个神秘的地方就是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简称JPL,现在美国所有的太空无人探测研究都在这里进行。它的前身是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空气动力学实验室，创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最初火箭和射程极远的火箭武器，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导弹的研究，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当年这个山谷还是一片荒凉，但钱学森和加州理工学院的一群年轻人，共同参与试验并发射了他们的第一枚火箭。
一个名叫马林纳的青年是这项实验的发起人，在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前，马林纳也已投身到冯·卡门的门下。
他向冯·卡门提出，希望研究探空火箭。冯·卡门的态度让马林纳惊喜不已，他同意马林纳和其他两个年轻人利用古根海姆实验室的设备。当时正在做博士论文研究的钱学森也加入了这个火箭研究小组。这个火箭小组频繁地试制助推燃料，在试验室里造成了多次爆炸。古根海姆实验室经常浓烟四溢，零件横飞，所以他们的小组被称为“自杀俱乐部”。
冯·卡门不得不让他们搬到加州理工学院7公里以外的一个山谷里去做试验，以防他们把加州理工学院也给炸掉。在那里，他们成功发射了几枚试验性火箭。很快，他们的试验引起了军方的注意。
1938年5月，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五星上将阿诺德来到古根海姆实验室，对火箭研究表示特别的关心。1941年8月，“自杀俱乐部”发明的火箭助推起飞器应用于飞机，试飞成功。
1943年夏天，冯·卡门接到了美国军方列为最高机密的几张照片，照片中显示，在已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北部海岸发现了几座奇怪的建筑。冯·卡门推测那是火箭发射台，由此他推断，德国正在大规模发展火箭武器。冯·卡门立刻建议美国政府也出资建立一个喷气推进实验室，研究制造远程火箭武器。
1944年2月，喷气推进实验室成立，实验室设立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钱学森负责推进部门，并参与共同管理弹道部门。美国政府每年投入300万美元，开始研究代号为“列兵A”的火箭武器。
然而，德国人走在了美国人的前面。1944年9月，英国伦敦传来一声巨响，一枚飞越英吉利海峡的火箭，准确地命中了英国的首都。
第二集(下)
1945年3月，欧洲战场上的法西斯军队全面败退。美国和苏联开始了对德国高科技成果的争夺，和苏联抢夺工厂设备不同，美国制订了一个抢夺德国科学家的秘密计划。1944年9月，阿诺德单独约见冯·卡门，建议冯·卡门组织一个顾问团赴德国调查德国航空和火箭研究的情况。冯·卡门请钱学森加入，成为顾问团的核心成员。1945年4月底，美国国防部科学顾问团启程前往德国，钱学森是这其中唯一持外国护照的成员。
德国从1932年就开始了远程攻击武器的研发，并成功研制发射了几千枚被称作“秘密武器”的v2火箭。但纳粹德国最后还是输掉了这场战争。在那里，钱学森和冯·卡门见到了德国火箭研究的最高权威冯·布劳恩等人。
他们发现，在只有33岁的冯·布劳恩率领下，德国在火箭和超声速飞机方面的研究已经远远走在了前面。战争结束后，冯·布劳恩不仅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还长期主持了美国的火箭导弹研制计划。
后来由三十多位美国专家完成的题为《迈向新高度》的报告，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提出了长远规划蓝图，九卷的报告中有五卷由钱学森执笔完成。
为此，阿诺德将军专门致信钱学森，对他具有广泛的、卓越价值的贡献表示感谢。阿诺德在信中说，你的报告的确会对计划空军部队的未来研究项目带来极大的帮助。
在德国之行中，钱学森随同冯·卡门还在哥廷根大学见到了卡门的老师路德维希·普兰特，他是现代空气动气学之父，德国火箭研制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是一次充满戏剧性的尴尬会见，因为当年的教授已成了盟军的囚犯，而他的学生成了提审的军官。
许多年以后，冯·卡门在回忆录里回顾了这段奇特的经历。他说，一个是我的高足，他后来终于返回中国，把自己的命运和红色的中国连接在一起；另一个是我的老师，他曾为纳粹德国卖力工作。境遇是多么不可思议，竟将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分隔开来，天各一方。
1947年，冯·卡门因为与加州理工学院管理层的矛盾而提出辞职，钱学森也随即选择离开。36岁的钱学森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与当年不尽愉快的学生时代相比，这次他被麻省理工学院奉若上宾，成为最为年轻的教授。
1949年10月1日，中国的未来开始改变。
也就在这一天，刚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来到了学校的咖啡厅，出席中国留学生的一个聚会，他交大的同学罗沛霖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他是经钱学森推荐，得到留学机会的。
也就在这时，钱学森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信：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了，正在积极地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国内。
盼望着早日学成回国报效祖国的钱学森在这之前已辞去美国海军研究顾问一职，新中国的气象，吸引着钱学森。这时，钱学森在美国的事业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49年，在冯·卡门的建议下，古根海姆基金会决定在加州理工学院建立一个喷气推进中心，致力于培养青年工程师和科学家，研究喷气推进先进理论和应用。钱学森被任命为中心主任，他拥有了赴美以后最好的工作条件和最大的信任。
此时的钱学森一家正沉浸在对美好前途的憧憬之中。然而，噩运不久就降临到钱学森的头上。
1950年，美国笼罩着一股恐怖的冷战气氛。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主的反共、排外运动，波及到政治、文化、科学领域。
那年的6月6日上午，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走进了钱学森的办公室。他们怀疑钱学森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神秘的客人走了以后，加州理工学院接到了美国军方的秘密信函，告知钱学森不准参与任何军方的机密计划。而当时，作为喷气推进实验室和喷气工程公司顾问的钱学森，从事的工作中有90%属于机密，这等于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7月，军事当局吊销了钱学森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钱学森高傲的秉性让他不屑于向当局申辩，他只想立即回国。
8月21日，钱学森飞往华盛顿，而这时，一家打包公司已把家里的一切物品打包，装进了八只大木箱，准备海运回国。
在五角大楼，钱学森约见了负责喷气工程项目的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钱学森告知他，自己即将回国。在钱学森离开后，金贝尔建议阻挠钱学森回国，他说：“钱学森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他掌握着火箭武器的重大机密。”
回到洛杉矶的家中的钱学森发现，他准备托运的8只大木箱被海关扣留。这时，一件让全家人更为措手不及的事情发生了。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钱学森被两个陌生人带走了。
钱学森被拘留在太平洋的特米罗小岛上，那里警卫森严，四面高墙上都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每个房间都由持枪的哨兵日夜轮流看守。钱学森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了13天，轻了13磅。
保释后的钱学森虽然可以重新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安静的校园，但生活却发生了重大转变。1951年4月，美国司法部宣布钱学森有共产党嫌疑，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应予以驱逐出境。但美国军方又不允许钱学森离开美国，反而加紧了对他的监视。
在外交部档案馆里找到的移民局签到记录显示，钱学森每个月必须要到当地移民局报到，以显示自己没有离开美国，而且他平时的活动范围也受到了限制。
在很短的时间里，钱学森搬了四次家，因为他每天都会接到陌生人的电话，有时上街也有人监视，平时的邮件也被人打开，甚至有陌生人擅自闯入家中。长达五年的软禁，对性格内向而孤傲的钱学森来说，每一天都是屈辱的累积。
钱学森每天独自来到学校，他辞去了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埋头写作，他曾连续四个月每月完成一篇论文。
在这期间，钱学森完成了四十万字的《工程控制论》，这部影响巨大的著作是那段不平凡岁月的最大慰籍。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科学家，为中国人赢得尊重是他能够留在美国的最大动力，而现在他内心深处只有一个心愿：尽快回到祖国。但当时的中国，并不了解钱学森的遭遇。
在冯·卡门的回忆中，这样描述钱学森当时的状态：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来没有放弃返回中国的打算，他认为中国真正在营救他，只有回到祖国他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
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了。1955年的夏天，一位中国餐馆的伙计提着一篮菜前往钱学森的住地，他离开后，钱学森在菜篮里发现了一本《中国画报》，里面报道了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盛况。其中，一张照片引起了钱学森的注意，在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中间，他发现了一位熟人，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他是钱学森父亲的老师。
钱学森夫妇决定给陈叔通写一封求救信。在信中，钱学森这样写道：被美国政府拘禁，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
陈叔通接到钱学森父亲转来的信后，随即送往中南海，放在了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信件很快送往日内瓦。而此时，中美关于双方平民交换的大使级会谈正在艰难进行着，正当美国政府狡辩：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我方代表出示了钱学森的信件，美方哑口无言。1955年夏天，美国方面同意让钱学森回国。周恩来总理说，虽然这次中美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要回来了一个钱学森，也值。
钱学森马上开始收拾行装。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很多朋友登门拜访，劝他留下来，毕竟在美国有更好的研究和生活条件。但钱学森还是拿定主意，坚持回国。
临走前，冯·卡门将自己最心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钱学森，并用德语留言：我们不久会重逢。但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后，师徒再也没有见面。
1963年，82岁冯·卡门因病逝世。他生前只能在回忆录里重温与钱学森的情谊，远在中国的钱学森也只能用深情回忆来纪念恩师。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准备启程。他仍然带着那几箱曾被美国当局扣压的资料。事后证明，他们在里面没有发现任何涉及机密的材料。
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成为了当时美国媒体最为轰动的新闻，洛杉矶报道说，加州理工学院工程师钱学森博士，昨天搭“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回中国，他发誓再也不到美国了。钱博士和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同行。
上船之前，这位在美国生活了20年，其间又经受了5年屈辱生活的科学家决绝地说，“我打算回中国去，竭尽全力，与中国人民一道建设国家，使中国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钱学森和家人将要回到中国，祖国将要怎样迎接这位孤悬海外多年的游子，他的人生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
三笔财富:爱国、创新、自强不息
“钱学森给中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钱学森身上有三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铭记。”著名军事专家张召忠也在新浪网发表言论说:“第一,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毅然决然地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他深爱的祖国,决心将自己的才华贡献给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第二,积极的创新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在没有充分的资料可查,没有现成模式可依的情况下,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航天军事科技人员锐意创新,仅用不到10年时间就成功地研制出了中国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第三,自强不息的奉献精神,20世纪50-60年代,钱学森带领中国航天军事科技人员在中国自然环境最恶劣的地区坚持研制、试验尖端科技武器,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为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稀罕外国头衔 曾请辞“院士”
《人民日报》早前曾刊载涂元季的文章回顾钱学森请辞“院士”称号的一段往事。 钱学森对中国院士和外国院士这些荣誉称号却看得十分淡漠。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工
程院曾邀请他去美国，拟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均被他拒绝。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和科学家互访逐渐增多。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美国著名科学家和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不断向钱学森发出邀请，请他到美国访问。并表示他们和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讨论过钱在美国的工作，认为他成就卓著，举世公认。如果他应邀来美，将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荣誉称号。
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他在会晤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时表示：钱学森在美国工作过20年，对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在研究过联邦调查局的历史档案后，十分清楚，麦卡锡黑暗时期的美国是欠钱学森的债的。我们现在感到很难过。美国政府对钱学森横加迫害，是没有道理的。钱的遭遇和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情况很类似(奥在麦卡锡时期被诬为“苏联间谍”而受审；上世纪60年代美国以授予他“国家勋章”的形式为其“平反”)。美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如钱不去美访问，美方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学森“国家勋章”，表彰他的贡献。
后来，当钱学森正式接到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外交部三家的联合请示件以后，他明确表示：“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所以，美国人给他再高的荣誉，钱学森也不稀罕。钱老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十分珍视中国科学界给他的这一荣誉，并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各种学术活动。但到晚年，当他行走困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以后，便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写信，主动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的称号。但中科院学部大会主席团讨论后，并未同意其请辞报告。 1998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对院士制度进行改革，80岁以上高龄的院士改为“资深院士”，不再参加院士的日常活动。钱学森对这一举措十分赞成。当有人再称他为“院士”时，他会认真地加以纠正，说：“我已经不是院士了，而是资深院士。”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有感于荣毅仁先生的座右铭
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遵循一生的座右铭，却一直响在我的耳边：“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据说，这两句话，曾是荣毅仁父亲荣德生为无锡荣家梅园撰写的一副楹联，并以此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从父亲的嘱托和期盼中，荣毅仁发现了人生的真谛，因此便子承父志，把这副对联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荣毅仁何以对这副对联情有独钟？因为这24个字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纵观上、中、下，横览高、平、宽，居上时想到下，立高时寻找宽。所以无论在多么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都能够处变而不惊，遇险而不乱，既能创造一番事业，又能守住一番事业。 “发上等愿”和“择高处立”，就是要胸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志不立，则天下无可成之事。而且，往往一个人追
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和智慧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
“结中等缘”和“就平处坐”，就是要脚踏实地积极稳妥。不为有功之功，固功莫大；不为有名之名，固名莫厚。高潮的过后，很可能就是低谷。所以，常常事以急败，思因缓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充分的准备，就是成功的一半。
“享下等福”和“向宽处行”，就是要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在做事时留有余地。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这也正如诸葛亮所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无论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还是“向高处立，就平处坐，从宽处行”，其中最关键的思想内涵，都是平衡。在矛盾中平衡，在前进中平衡。不仅包含着个人心理的平衡，而且还包含着内外的平衡、上下的平衡、左右的平衡、前后的平衡。平衡才能协调、平衡才能和谐、平衡才能发展、平衡才能进步。荣毅仁的一生之所以如此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成功的平衡。
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曾说过：“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财团的，只有他们一家。”1979年，在邓小平支持下，荣毅仁先生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借改革开放东风，他勇敢地提出“搞市场经济要敢于蛇吞象”的口号，终于不负众望，“中信”一举成为打开国门的标志和走向世界的“引擎”。2000年9月，荣氏的驻港上市公司“中信泰富”就拥有资产19亿美元，被美国《福布斯》评为中国50名富豪榜第1位。如今，“中信泰富”已拥有500多亿人民币资产。如果荣毅仁目光不远、胆量不大，没有为中华崛起“发上等愿”、“择高处立”的凌云壮志，这一切只能是空想。而且，荣毅仁先生富而不骄，与夫人杨鉴清相濡以沫，一直过着简朴而幸福的生活。由于他家教甚严，后人在他的影响下也事业有成。这一切，自然都得益于荣毅仁先生坚守“享下等福”、“就平处坐”的人生观。
接待荣毅仁老董事长的一两件往事
荣老喜欢的名言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那一次在巴黎接待荣老和夫人杨老，是一九九○年底的事。荣老既是我所在公司的最高领导，又是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很重视那次访问，视其为和法国高层领导互动的契机，在安排活动的后期中国驻法大使决定亲自去机场迎接。结果那次公司接机的只有我一个，使馆却去了好几个人。我和使馆礼宾部的人说好在机场大厅会面，然后就分头去了。我知道自己开的车不好，只是一辆旧款的沃尔沃，又驾了多年，不能拿它当做荣老的坐车，准备开去拉随行人员，接荣老的荣幸就自然让给了大使。使馆有好几辆新款的奔驰车，宽大敞亮，又挂外交使牌，开在路上很有面子。
在巴黎机场接机多次，我很有经验。一般在飞机即将到达时从办公室走就来得及，因为乘客下飞机、过海关加上取行李至少半小时。但是我那天提前40分钟到达机场，却没见到大使和使馆人员，于是在等候大厅耐心等待。
时间一点点过去，等了一小时后我觉得有点问题。屏幕上显示飞机已经落地，中国人模样的人一个个拎着行李鱼贯而出，使馆的人却始终没现身，荣老一行也没出来。那时还没有手机，无法联络，我担心荣老一行出来时我没有及时看到，又要随时四处查看有没有使馆的人，最后又去问讯处问了两遍。直到飞机准时落地，确认乘坐那架飞机的人全部走光、一个中国人的影子都没有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荣老一行可能已经被大使接
走了。
原来使馆负责礼宾的人有一种特别的通行证，可以在巴黎机场迎送贵宾时走特殊通道而不经过安检，接人出来也不是像普通旅客一样，不用走行李大厅。那次是我第一次接待国家领导人，不知道有这种规定，也不知道大使到机场后径自去了贵宾厅等候，能在荣老代表团刚下机就将他们接到贵宾室，等随行人员把行李拿出后就从特殊通道直接走了，把我这个公司代表一个人扔在机场。
接待工作我准备了好长时间，居然没有接到自己所在公司的最高领导，白跑了一趟机场！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个耻辱，更是工作上的严重失误，因为我是荣老领导的公司派驻法国的人员，有责任在他到达的第一时间迎候，否则就是不恭敬，也是失职，尽管和使馆在沟通上出现问题。负责礼宾的人只顾陪着大使、忘了我这个在大厅外等候的非官方人员，即便这样也不能像傻瓜一样等那么久才反应过来。
我懊恼地独自驾车赶到荣老一行入住的酒店时，他们夫妇两人已经洗漱完毕，大使早已离去。荣老夫人杨老是一个举止优雅的女士，第一次见面，微笑着向我打招呼，什么事没发生一样。荣老已经知道事情的原因，看到我的时候，调侃般地说了一句：“哈，没接着吧。”然后他再没提起这件事情。
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下来，知道面对的是一位宽厚的长者。我虽然没有期待着一个严厉的批评，但是这种宽容更让我痛记教训，以后类似的事情没有再发生过。
荣老一行下榻的里兹酒店位于巴黎市中心旺多姆广场。这个广场像一个巨大的中国庭院般的四四方方，周围是用黄色的石墙、灰色的屋顶建成四层小楼，中间耸立着一根高达43米的铜柱。风雨吹打近200年后，这个铜柱已经布满了绿色的铜锈，柱身的浮雕是拿破仑在奥斯特利兹大败普鲁士联军后，用缴获的1200门炮熔化铸成的。以里兹酒店的盛名，住宿的客人花钱如流水，给小费都要显示与众不同，那里的服务员额外收入因此比工资还高。
出去吃饭前，陪同访问的姚总拿了一些零钱给荣老，都是二十法郎的纸币，那是法国面额最小的纸币，往下就是硬币了。拿这样小的纸币做小费让我看到了荣老的节俭，有钱也不乱花。相比之下，出手大方的西方人给小费动辄五十一百，让我看着咋舌，其实所得的服务仅仅是让门童开了一下车门而已。
而在中信公司最初成立，在崇文门旅馆办公时，夏天太热，荣老自己掏钱为大家买饮料消暑，不用公款报销，早期进公司的人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以后他买了几套住房，让没房的公司单身青年住，还一分钱不收。他说话无锡口音很重，偶尔给他当翻译的人犯怵，怕听不懂出错，曲解了他的意思，他每次都很耐心地重复，让翻译人员没那么紧张，实在不懂的索性由在旁边的姚总重说一遍。
荣老喜欢的名言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所以，住在挥金如土的世界里，他不和西方人比阔；在国内相对贫穷却有人大肆贪污公款时，他自己掏钱改善职工的生活；在那么多暴发户购置房产然后高价出租时，他买房子给公司人员免费居住。和国内的某些人相比，荣老难得质朴，公私分明。与西方国家的资本家相比，他出身豪门，却不崇尚奢华。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