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仓颉造字”的传说有类于古希腊普罗米修斯“茴香盗火”的传说——那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因为它们都开启了人类新的文明和进步，或者说使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有了一个崭新的飞跃，不再在蒙昧与野蛮中久然徘徊。
相传，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在此以前，人们结绳记事，后来发展到刻木（竹）记事。随着文明的发展，物事日益繁多，用结绳和刻木的方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历史进步的需要了，这就有了造字的迫切要求。黄帝时期，中国古人不仅发明了养蚕，还发明了舟、车、弓弩、锅与甑等等。在这些发明创造影响下，仓颉决心创造出一种文字来。于是“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今之可相别异也，构造书契。（《说文解字·序》）”这“书契”就是仓颉造下的字了。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渐渐地，这些“书契”得到了全面推广。
仓颉造字成功了，“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上天下粟如雨，是因为仓颉造成了文字，可以用来传情达意、记载物事，上苍为贺；鬼夜哭，是因为有了文字，民智新开，人类将日益告别蒙昧，先民可闻往事——所以，连鬼怪都要忌妒人类的进步——历史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有了仓颉初创的文字，便有了后来的甲骨文、金文、铭文、石鼓、大篆、小篆、汉隶、魏碑、楷书、行书、草书等种种演变。而正是因为这些演变，承载和记录了中华民族七千年的文明史（蒋南华所著《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一书，就把中华文明史定位在七千年）。-所以，历朝历代，“玩字”的书家学者层出不穷。玩字，就是传承，就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为字是中国人的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正是这种玩字，把中国文字的美发掘出来，并把它推上了一个个无以伦比的境界——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于是，一个个书法艺术家诞生了。
杨天开就是这众多书法艺术家中的佼佼者。
一
杨天开先生国历甲子年四月初八（公元1924年）出生于礼乐先进、人文宏隆的犍为县，父亲是一位中医，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在他童年的记忆里，他的身边都是些“玩写字”的人：父亲玩字，叔父玩字，外公玩字，舅公杜祝三玩字，街坊邻居也玩字。之所以称之为“玩字”，是因为这些人都不以功利为事，仅仅是闲暇之时泼墨挥毫，自得其乐。出于好奇，他也时常在旁边观看。也许因为父亲觉得玩字有趣、有益，所以在杨天开五岁那年，也被要求玩字了。他玩字是从握笔临帖开始的，因为是玩，所以很不认真，也不自觉——因为临帖之外，还有很多更好玩的物事，像林间的小鸟、河边的鱼虾、草里的蛐蛐、天上的风筝等等，都是他的最爱。外公是清末的举人，姓万，便苦口婆心地教他；外公有个朋友叫邓季香的，也玩字，也常常顺便点拨一二。耳濡目染，让杨天开从小就打下了扎实的书法基础。那时他学习的是颜体。颜鲁公字好，人品也好，所以学习的人很多，而庭训师教告诉他的正是：“人品正，字才正”。
流年似水。他就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了小学、初中、高中。
1940年，他考上了四川大学机械系。由于家中有人吸食鸦片，家道中落，他的生活费常常是无以为继的。“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嘛，于是他发挥他的书法长项，“走穴”似地卖起了字——居然也有人买。这让他信心十足，习字也更加用功了，只要课业一完成他就练字。成都装裱店很多，他也常常去观摩店里那些写得好的字。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深受中华文明熏陶和影响，但是对中国广袤的土地及其丰富的资源也长期垂涎。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7月7日，日本加快了它上岛和富国的步伐，中国便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那时，有识之士四处游说，动员民众出钱出力，扩军募资，像黄炎培、冯玉祥等人就曾来在犍为发表演说，宣传抗日。有个假期，杨天开回到了犍为，就亲耳聆听到了黄炎培先生的慷慨陈词，也听到了街头巷尾传唱着黄炎培先生即兴写下的礼赞犍为的歌词（由当地的一位音乐教师谱曲）：“犍为犍为，美哉犍为；铜山崔巍，岷江迂回……（铜山就是现在的翠屏山）”对家乡的热爱、对日本人的仇恨，让青年的杨天开热血沸腾了。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已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和意识注入血液与灵魂的他决定投笔从戎，以身许国。回到学校，他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了中国远征军。父母知道后坚决反对，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认为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国家的安危更重要的事了，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出川抗日的漫漫征程——那年是1943年。
中国远征军是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和抗战“输血线”而出征滇缅印、抗击日本的英雄部队。当1939年9月1日在欧洲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6月4日英法军在敦刻尔克丢盔弃甲大溃败之后，英伦三岛岌岌可危，英国希望借助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伟大力量，支援它在远东的殖民地特别是缅甸、印度、马来西亚方面的战局，挽救远东大后方的危机；同时，在中国方面，为了要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也必须确保滇缅路这条最后国际交通运输线的畅通。于是一拍即合，两国于1941年12月23日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中国远征军就是根据中英军事同盟而组建的。杨天开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军长叫杜聿明，师长叫戴安澜。
因为杨天开是学机械的，他便被编到了中国空军的军官学校，任了一名机械士，负责机械维修与故障排除。他先后来到印度加尔各答，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经常与美军联合作战，还参加了发生在印缅边境的南木伽战役。
战争是残酷的，每天都要面对死亡的威胁。生活更是艰苦的，富有挑战性的，不仅要面对热带丛林的毒蚊、毒蛇攻击，还要面对疟疾、热病的流行，更要面对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书法，已经被置之脑后，只有偶尔还能被记起。战争，最需要的不是书法家，而是战士——是能像铆进钢板的铆钉那样的战士。杨天开做到了：他工作勤奋、刻苦，技术上精益求精，生活上乐观豁达，乐于助人，不久就赢得了战友们的爱戴。其中有一位安徽籍的战士，也酷爱书法艺术，性格也接近，成了他最要好的朋友；而就是这位战友却眼睁睁地死在了他的面前。那也是一次日军空袭，为了抢回他们的工具箱，这位战友迎着俯冲下来的敌机就冲了过去。一枚炸弹在他旁边爆炸了，弹片削掉了他的左手和左腿。等敌机飞远了，战友们跑了过去，杨天开把战友搂进了了怀里。这时这位战友血流如注，他嗫嚅着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只是右手艰难地握成了拿笔管的手势，然后慢慢垂下了….. 这手势，让杨天开记到今天；这手势，只有杨天开能懂得——他是在弥留之际告诉杨先生，他希望得到一幅杨天开的字。从此以后，杨天开恨日本人，是恨得心中滴血的那种。
就是这样艰苦卓绝的牺牲与付出，中国远征军牵制了200万人的日本军队，也保证了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进入战场，促进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不久，杨天开就退伍了。
二
1946年1月，杨天开回到了家乡。那时的犍为县，可真叫“管得宽”——北至牛华、五通一带都是犍为县的地盘。为了生计，杨天开应聘到五通桥小学教起了“自然课”。就在这三尺讲台上，他迎来了刘邓大军隆隆的炮声。
四川解放后，百废待兴。国家进行了区划调整，五通桥区一跃成为五通桥市。由于有文凭，杨天开不久就被调到了“五通桥市市政建设委员会”当秘书。由于勤奋、好学，能说会道，又写得一手好字，当时五通桥市的市长王淑堪曾动员杨天开给他当秘书，杨天开淡淡地说：“我不适合……”就拒绝了——他无意于政治、官场，他有心要发展和提高自己的书法艺术。可是不久，由于种种原因，他失业了。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四川日报》刊出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印刷厂”招考员工的消息。他去了，并考上了——因为他刻得一手好钢板。
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印刷厂，他像海绵一样吸吮着知识的玉液琼浆——不管是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的书籍，他拿来就读，他要拓展自己的知识结构，他要对自己的书法艺术进行一下深刻的、系统的总结和提高。他深深的知道，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名家众多；如果没有历史文化、文学诗词的支撑而就书而书，可能擅美一时，但永远是走不远的，更不可能有所建树。他要融会贯通，他要自成风格，他要全能、全会。这志向是远大的，研习却是艰辛的，通向成功的路上常常是迷宫遍布的……他要去体会明代张绅《书法通释》中所说的“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主”；他要去玩味右军《兰亭序》中那“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的韵味（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书法》）……生涩而抽象的书法评论术语他要认真去揣摩、体会、领悟。攀登虽然令人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但是他依然顽固地坚持着。
1958年，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发动了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运动——史称“大跃进”。 “大跃进”伊始，乐山地区创建了乐山大学，乐山大学也下设了印刷厂。为了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杨天开请调来到了乐山大学印刷厂。可是乐山大学好景不长，1962年就解散了，余下的印刷厂划归五通桥，后来成了五通桥区印刷厂。他的人生仿佛从终点回到了起点。
1966年“5.16”以后，中国大地上席卷了“文革”风暴。由于他的“中国远征军”经历，他成了“运动员”。戴高帽子、挨批斗，被人呼来喝去就不说了，“进去”也是家常便饭。尽管“中国远征军”是国民党组创的，但是它是抗日的；就他个人而言，他也没有丝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就算站错了队，那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政治追求——谁叫那时是国民党执政呢？如果是共产党执政，他会站错队吗？所以，慢慢地，人们认识了他，理解了他，也原谅了他。可是，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运动嘛，总是要找替罪羊的。按理说，他无党无派，是不应该成为派性斗争矛头的目标指向的——但仅仅因为他喜欢坐茶馆，与各派人物都有接触，他最终还是被得势的一派以莫须有的“幕后策划”的罪名逮捕——最后无罪释放。还有一次，他几乎又被冤枉了。文革后期，印刷厂内出现了“反动标语”，有人仅仅是怀疑他便检举了他。他被带到了“治保会”，听完“指控”，他火了，振振有辞地说：“现在，‘黄泥巴糊裤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说我写‘反标’，你们有何证据？”义正则词严：这种辩护是不畏强权的，带着火药味的——这是他在自己的书法里学到的一种“正和直”的抗争力量：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那是不能混淆的；更不能“屈打成招”，稀里糊涂地接受别人莫须有的诬陷指控。好在治保人员也宽怀大度并不记怀，没在他的态度上做文章，否则他也会“吃不完兜着走”——要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后来查明，确实不是他所为，而是另有其人。
他就在这样的煎熬中蹉跎岁月，借酒浇愁，虚度青春，一直熬到了粉碎“四人帮”——唯有书法艺术的美能给他战战兢兢的心上拂来阵阵带着墨香与超然的慰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了极左的文革路线；共产党的工作重点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渐渐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也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派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了。应该说，这以后杨天开的生活是安稳的、平静的，心情却是舒畅的，科学和艺术渐次恢复着它应有的地位与名誉。杨天开可以心无旁骛地、全部身心地投入他的书法艺术研究与实践之中了。
这一时期，他是有所成就的。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杨天开先生退休了，但是他在乐山书画界的名气并不大。当时，嘉州画院创建不久，迫切需要一位书法高手，有人推荐了杨天开，但是院长李琼久坚持要通过考试的办法来录取。那天，考试现场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围观的群众和爱好者。只见杨天开不慌不忙地走到案前，膏笔挥毫，一写就是五体：隶、楷、行、篆、草，直让围观者啧啧称奇，赞口不绝。李琼久也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自然被录取了。是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嘛，积几十年的学养，能不达到一定的造诣吗？
改革开放后，乐山成了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城市之一。1986年初夏时节，为了配合乐山市第一届国际龙舟节的举办，遥对大佛、襟三江的嘉州宾馆迎来了日本书法艺术交流团。名为“交流”，实际上或多或少都有点“打擂”的意思，有的甚至怀有“挑衅”的下意识，因为日本书法艺术交流团成员都是当时日本书法届一流的高手。他们认为，以一国的高手，应对“一市”的“高手”，还不是小菜一碟，起码在级别上就占有绝对的优势，应该是龟兔赛跑，没有悬念的。
作为东道主，嘉州宾馆为这次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设置了书案，摆上了文房四宝。
日本第一位“高手”脸上带着粘贴的微笑上场了，我方第一位与之对垒的就是杨天开先生。出于礼节，杨天开先生请这位日本“高手”先写。这位日本人单眼皮、小杏核眼睛，他故作严肃、镇静，强压着心里快要决堤四溢的自负与狂傲，走近书案，蘸上浓墨，然后在砚边反反复复地荡笔，凝思结想，最后潇洒挥毫，一挥而就——那意思是卖弄的。杨先生站在旁边，看在眼里，不置可否。等着日本友人放下笔毫，杨先生平静安稳地走到书案前，没有更多的故弄玄虚、作姿作态，而是抓起笔管，饱蘸浓墨，一挥而就——那飞白还余响着他一生的书法功力与学养——犹如钢琴演奏家曲终之际放下了“延音踏板”，余音绕梁不绝。
这时，一直站在旁边的日本“高手”傻眼了，露出了“五体投地”的、有点谄媚的微笑。更绝还在后面——杨先生回以礼节性的微笑，合掌致意，然后似乎毫无意识地顺手将这位日本“高手”所写的“作品”一把扯了过来，撕成条状，自顾自地从中选出了一张宽窄合适的纸片，卷起了烟叶——杨先生那时抽烟，抽的正是他的家乡犍为所产的“叶子烟”——他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想起了那位死于日本炸弹的战友，也许是觉得这位日本“高手”的书法实在不敢恭维。这位日本“高手”并没有表现出太过激烈的情绪，仅仅是先羞辱地一愣，然后主动“大度”地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杨先生的双手。这就是日本人，心高气傲，但欺软怕硬、服硬；有礼貌，更懂得服软。这事并未影响中日友好，相反，它促进了中日文化特别是书法艺术的进一步交流——它让日本人看到了距离——后来他们竟然成了异国的朋友。白居易在《琵琶行》里说“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这是有道理的——这世界，只有惺惺方能惜惺惺，好汉方能惜好汉。像武术角力一样，书法打擂也在较量和比试着书法者自身的内在功力、审美眼力以及长期学养积累所散发出来的辐射力、折射力和张力——对那位日本人而言，在真人面前，不服不行。
这以后，杨天开先生的名气慢慢大了起来。他的作品先后参加了日本市川市书画展——其中“醉趣”二字还被日本书家重金收藏；参加了中国台湾台北市张大千故乡书画展、刘伯承诞辰120周年书画作品展等等，宋庆龄基金会给他买好机票邀他去参加笔会等等；其作品也被日、美、泰等国以及国内的个人或单位收藏。乔石来到红珠山宾馆点名要他的字，张爱萍来到大佛寺内点名请他书写清人张船山描绘嘉州山水的诗句：“凌云西岸古嘉州，江水潺潺绕郭流；绿影一堆漂不去，推船三面看乌尤。”……鲜花与掌声滚滚而来，于是他被聘为中国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书画研究院院士、嘉州画院顾问等等，等等。
无疑，对于书法他是学富五车的。从承庭训开笔写字，于课余、教余、工余兴之所致，从唐楷入，溯源北魏、两晋、两汉及秦国书椟、刻石、摩崖等，而后涉足行草书；临写广泛，却对魏、汉书颇有偏爱，仅临摹《石门颂》、《石门铭》就不下百通；五体皆能，而融会贯通，自成一格。耄耋之年犹自笔耕不断，旨在自娱。
玩字玩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吧？
四
首先杨先生的书法艺术。杨先生篆隶楷行草五体皆能，其书常常不拘古法，奔放之中外透娟丽，骨清肉满，耐人寻味。1996年用蝇头小楷所李白的《将进酒》、《远别离》、《北风行》等，深得钟王遗韵。行楷所书苏东坡《贺新郎》词，四尺四条屏，用笔方圆兼备，结体随字赋形，点画凝重而不失灵动，钩勒沉雄而感觉飘逸；字虽小如蝇头，而点画使转，无纤丝苟且，足见其书法功力之深，修为精纯之正也。杨先生2009年病中所书行草的《古典诗若干首》长卷，整篇一气呵成，气韵通达；行与行之间笔意连贯，字与字之间，大小参差，正斜揖让，似在不经意间形成，细细品之，则韵味无穷，非熟谙全文，精娴笔法，怎能臻此妙境？在“丹青乐山”2011迎春书画专场拍卖会上，此长卷最后以17万元的价格成交，被人重金收藏。杨先生的草书，气势开张，若存雄兵百万于胸中，排兵布阵，指挥若定，仅以1988年四条屏草书曹植《白马篇》为例，就可见一斑。
总之，对于他的书法艺术自有方家高论。杨先生曾与长期客居犍为县的著名学者、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后来参与《辞海》的音韵校编工作的刘天倪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刘天倪先生曾誉杨先生为“犍为最聪明的人”。著名画家陈寿岳曾赞杨先生为“蜀中第一”并书赠之。当时的四川省副省长韩邦彦也曾这样评价杨先生：“洋洋洒洒龙凤舞，真草隶篆笔有神”！
其次杨先生的书论。杨先生曾书对联“师古不古，有法无法”，可以说是杨先生最重要的书论与经验了！对于汉碑，杨先生曾说：“张迁碑为汉碑中之皎皎者（佼佼者）。字常多变，至碑阴处飞扬跋扈，尤见恣纵。欲从汉碑，先功张迁碑为首也”——也是慧眼独具的心得。他还说：“写字必须读书，读书比写字重要；写字必养人品，人品比写字重要。一个艺术家，二者缺一不可，这就是德艺双馨。写字，写文章，创新是第一，创新才能吸引人，创新才是艺术。乐山书画要发展，个人首先要发展。自身素质不提高，死守旧摊摊，吃老本，是不行的。”这既是他密不外传的学书体会，也是对乐山书画艺术人的谆谆教导和殷殷厚望。
（来源：杨天开书坛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