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各国漫长的翻译史上，似乎均有一个共同的现象：译者同时也是作家。中国也不例外。本文考察同时作为作家和译者的鲁迅和张爱玲两个个案，从社会学的角色冲突理论出发，结合特定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分析为何在翻译实践中，鲁迅译者身份较之作家身份占上风，而张爱玲则相反，并由此个案研究进一步证明社会学和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可行性。
关键词： 鲁迅 张爱玲 作家 译者 角色冲突
一、引言
随着翻译学内部微观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外部宏观研究的不断扩展，当今的翻译学跨学科研究显得异彩纷呈。其中一支队伍就是翻译社会学研究。武光军认为：“翻译社会学就是将翻译……看做是一种受社会因素调节的活动，并据此对翻译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其社会行为而人（即译者）进行社会语境下的分析的翻译研究。”［１］武光军在同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当前对翻译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社会学理论，并指出了翻译社会学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另外，俞佳乐在《翻译的社会性研究》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翻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各章节从社会语言学、文艺社会学、文化社会学、译者的地位等角度对翻译进行了别样的解读。
本文主要从社会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角色冲突出发，分析鲁迅和张爱玲虽然都具备作家和译者双重身份，然而在他们身上，两个身份的分量，或者说冲突的胜出者却截然不同，我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在于两者的驱动目标的迥异。通过这一实际案例分析，进一步说明社会学对新时期翻译研究的启示意义。
二、社会角色冲突
社会角色是指“社会对拥有某种社会位置或身份的人所持有的期望”。［２］生活在现实社会里，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社会的认识，或者说期待，一般都是作家应该有着较为新颖创意的视角和文字。而作家似乎很多时候都希望能够有言论自由，并且发出有特色的声音，毕竟他们赖以生存的便是表达文字的独特性。似乎可以说，作家这一角色的特点之一就是文字思想自由。相反，作为一名译者，他的舞蹈表演是戴着脚镣进行的。不同的译者在“直译”和“意译”的两端虽有不同的拿捏，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译者这一身份的前提就是原文的存在。换言之，排除社会外界因素（如社会意识形态和翻译赞助商等），译员的自由度总体说来要低于作家，因为前者即便是改译甚至是胡译，终究不能完全摆脱原文。
正如林纾在《黑奴吁天录》的《例言》中所说：“译书非著书比也。著作之家，可以抒吴所见，乘虚逐微，靡所不可；若译书，则述其已成之事迹，焉可参以己见？”［３］刘半农在《复王敬轩书》中也提及：“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绝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４］我们由此可以认为，作家的自由和译者的克制，在某种程度上，是相抵触的。似乎可以总结说，译员这一角色的特点之一就是受到原文一定程度的限制。
当一个人同时饰演两个角色时，冲突随之而来。也就是社会学所指的角色冲突，“当满足一个身份的角色，可能直接违背另一个身份的角色”。［５］角色冲突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角色间冲突和角色内冲突。前者指针对同一角色的冲突；后者指针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角色产生的冲突。角色冲突的根源涉及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根据Hoy和Miskel提出的社会系统修正模式，角色“所表现行为受到制度层面与个人层面的交互影响”。［６］
就结果而言，在鲁迅身上，译者的克制发挥了更大的力量；相反，张爱玲的作家身份则拔得头筹。下文将通过在角色中介模式的启示下，综合社会背景（如两人所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如生活和工作等），结合两人不同的翻译倾向，试图对两人角色冲突的不同结果进行初步的解释。
三、鲁迅的翻译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些均是普通大众对于鲁迅最普遍的认识。然而纵观其战斗的一生，尽管鲁迅对中国翻译事业贡献巨大，但他的翻译家身份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似乎略显陌生。
通过分析与梁实秋和瞿秋白两人的信件往来讨论，以及他自己的翻译实践，可以发现鲁迅的翻译方法基本属于“直译”，强调忠于原文，以信为主，以顺为辅。
鲁迅的翻译活动大致分为三阶段：①从日本留学到五四运动前夕；②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论争前夕；③从革命文学论争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总体看来，鲁迅的翻译活动和当时的中国革命氛围紧密相连。在第一阶段，鲁迅与周作人合译了《域外小说集》，该书奠定了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翻译基调，即翻译被压迫民族作家的作品。在第二阶段，鲁迅的翻译实践为中国后来的为人生、为新文学和为文学革命服务的翻译打下了基石。第三阶段鲁迅则翻译介绍了苏联革命文学，“为中国输送了新的精神食粮”。［７］
从翻译目的来看，鲁迅在《域外小说集》的序言文字中有所反映：“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８］鲁迅之所以推崇直译翻译方法，正如他在其《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所说明的：“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９］除了要借翻译来改革中国的文字表达之外，在同一篇文章中，鲁迅表示还希望通过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为中国“新的创作家，也就得到了正确的师范”。［１０］正是怀抱着以翻译为媒介为中国输入新血液的态度，鲁迅自然要将一副异国风情呈现在国人面前。
四、张爱玲的翻译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字中所表现的苍凉意境和悲剧色彩令读者为之震撼，而学术界对其文学作品的研究也不甚枚举。但是另一方面，似乎较少有人了解张爱玲还从事过较长一段时间（粗略说来是自1952年到1967年）的翻译工作。
张爱玲的翻译大体可分为三类：①汉译美国文学；②自译；③编译。当时的张爱玲受雇于冷战背景下的香港美国新闻处，该机构出资设立今日世界出版社，其宗旨就是“执行美国政府全球战略布局下的外交与文化政策，以达到围堵共产主义的目的”。［１１］这一点就和鲁迅大为不同，相比较而言鲁迅的翻译更多出自自己的追求（如他亲自领导了“左翼”和“未名社”的建设，尤其是后者的翻译活动），而张爱玲则完全出自生计的需要。故张爱玲的这一时期翻译作品主要是美国文学，其中包括受到一致好评的《老人与海》。另外，由于张爱玲的英汉双语驾驭能力几近炉火纯青，她还翻译了自己的作品，如《秧歌》、《赤地之恋》、《五四遗事》和《怨女》等。这其中有些是先汉语创作然后译为英语（如《秧歌》），有些则是先英语创作后来译为汉语（《赤地之恋》）。此外，张爱玲还根据英国名著《呼啸山庄》和美国电影剧本《魂断蓝桥》为脚本分别将其编译成汉语电影剧本《魂归离恨天》和《一曲难忘》。
五、两人之翻译实践对比
如果说译者对原文的尊重或者说考虑是译者的一种天职的话，那么鲁迅在这方面则是恪尽职守的。鲁迅对“直译”的倡导是众所周知的，并且他之所以选择“直译”有着极其明确的出发点，如更新中国语言及文学形式。相对比之下，张爱玲似乎在作家和译者的角色冲突中，总体说来还是偏好施展作家的自由，她的编译实践就是最有力的佐证。她赋予了两部作品以中国特色，如在《魂归离恨天》“剧尾按中国人的审美风尚增添比翼鸟意象”。［１２］此外，张爱玲的翻译无意向鲁迅那般为汉语引进新的血液，她更注重国人的阅读习惯。如在其《的几个问题――英译本序》一文中她解释了英译文中的删节原因，主要是因为部分内容“会使外国读者感到厌烦，还没开始看不下去了（ibid）”。这“从一个侧面充分地反映出张爱玲首先作为作家存在的特质――创造（ibid）”。
事实上，如果综合考察二人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就会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借鉴外国文学并融和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晶，“体现了西方叙事手法与心理学理论的影响……是翻译与创作完美结合的范例”。［１３］较之于鲁迅创作中明显的翻译影响，张爱玲则更擅长将外国文学化为己用。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半生缘》据说则是巧妙的移花接木之作，借鉴的就是美国作家JohnP.Marquand的作品《普门先生》（Hm Pulham，Esquire），据说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一封信中提到《半生缘》是根据《普门先生》改写的，而读过《半生缘》的读者恐怕很难发现外国文学的影响痕迹。虽然《半生缘》的创作到底是否经历过这段故事还没有得到严格考证，然而上文所论述的其他有关张爱玲的研究已经得到公认。
六、原因
通过各自的翻译实践表现或者说倾向来判断，在两人各自的角色矛盾冲突中，鲁迅让译者特点占了上风，而张爱玲则让译者这一角色让步于自己的作家角色。那么造成两者不同抉择的原因又是什么？
英国翻译家朱丽亚・拉佛尔①曾在一次采访中论及到鲁迅和张爱玲二人。她认为两人都是“很国际化的作家”。根据她的访谈文字，我认为她口中的“国际化”主要是指两人都接触并对外国文学有比较深的认识和了解，也指两人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在她看来，“张爱玲稍微内向化，不过多谈论国家命运。而鲁迅刚好完全相反。他们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种主流。鲁迅代表了当时国家和个人身上背负的剧烈的矛盾冲突。而张爱玲则代表了40年代的城市文化”。两人创作指导思想也许是造成两人各自角色冲突不同结果的原因之一。然而如果进一步挖掘，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人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决定了二人不同的轨迹。下文将从个体经历及社会背景两方面综合出发，试图解释造成两者角色冲突不同结果的原因。
鲁迅（1881―1936）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救国救命贯穿了毕生，他一直怀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１４］正是因为这一信念，使得鲁迅在当时黑暗的年代里一直保持高昂的斗志和永恒的希望。当时的中国岌岌可危，一心救国的鲁迅曾经历过科学救国和文艺救国的转变，最后选择了以“立人”来“救国”的道路，“实际就是通过思想启蒙改变国人的精神，启发民众的觉悟，使落后愚昧的国人真正站起来”。［１５］既然要改造国人思想，精神文明则是无法越过的一环。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认为“无破坏既无新建设”。虽然鲁迅在对待中国旧有精神文化的态度上经历过从彻底否定到客观评价的过程，然而总体说来鲁迅倾向于大胆借鉴并选择吸收外国优秀文化。这是在这些个人体验和社会背景的双重影响下，不仅是鲁迅的文学创作，包括他的翻译活动，都带有浓厚的救国色彩，他对未名社的领导和参与，以及对“左联”翻译文学活动的共同发起，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外，正是由于鲁迅一直强调要选择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改造社会，改造中国语言文字，因此鲁迅的翻译便较多地保留了异域色彩。值得一提的是，就核心本质上来说，鲁迅的翻译文学和他的新文学创作又都秉持着同一思想，即为中国文学输入新血液。
张爱玲（1920―1995）同样经历过战火，她本人去英国学习的计划就因为战争的突然爆发而夭折，后来在香港即将大学毕业之际，也是因为战争而无法修完学业。张爱玲对于自己所处的风云变幻的时代感到“无力把握，也缺乏关心政治的兴趣”。［１６］张爱玲在创作初期所处的抗日战争相持时期的上海孤岛为她步入文学界的聚光灯创造了特点历史空间。不过较之于鲁迅将毕生所有文艺工作献给救国事业的鸿鹄之志相比，张爱玲的则是“为写作而写作”的职业作家，“写作是她的目的，写作是她的生命本身”。［１７］她在《天才梦》的开篇就说：“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１８］她的惊人天赋就是写作。在这条道路上，张爱玲显得纯粹而又自信。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评价：“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好在张爱玲没有受到影响，“以纯粹的文学态度和职业作家意识进行创作”。［１０］正是由于张爱玲怀有强烈的自由作家意识，翻译对她而言早已成为另一种创作形式，因此角色冲突中她的作家身份胜出。
七、结语
本文在社会学角色冲突理论的启示和关照下，通过比较对鲁迅和张爱玲的作家和译者角色矛盾进行了初步解读。由于角色冲突涉及一个人的多重身份，本文对鲁迅和张爱玲的作家身份分析略显薄弱。然而，在当前翻译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的背景下，本文希望能够通过借鉴角色冲突理论的初步运用得以更有效地认识译者的个体特点，拓展翻译史的社会和个人宏微观研究。
注释：
①朱丽亚・拉佛尔.曾为英国文学系列“企鹅经典”翻译了鲁迅和张爱玲的一些文章，出版《阿Q的真实故事及其他中国传奇》译文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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