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柳倪之争1
1994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海军总医院。联想集团总经理柳传志夜不能寐。经过十年的发展，联想集团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高科技企业，联想的贸工技发展战略也初见成效，2003财年，公司的销售收入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利润指标却令人满意。但公司内部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却越来越大，尤其是总工程师倪光南和常务副总经理李勤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甚至导致北京联想正常的工作会议都无法进行。
柳传志是3月底从香港回到北京的，见此情形，头疼病一下犯了，住进了海军总医院，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柳传志的医生指导柳传志一个字一个字地睡，一句话一句话地睡，一段一段地睡，最后一夜一夜地睡。医生告诉柳传志能打个盹就是胜利。早上，柳传志到八一湖边散步，看到老头老太太跳舞，觉得这是将倪光南问题暂时撇开的好方法，就去和老头老太太学跳舞，因为，跳舞要全神贯注听拍子，否则就要踩人家脚。
"最少在一瞬间，我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使我不想倪光南问题，使我将情绪安定下来。我当时已经焦躁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
就在柳传志为怎样调和倪光南和李勤的矛盾费尽心机的时候，倪光南的一封信让柳传志坐不住了（见附件1）。在这封信里，倪光南拿给他调换司机这件小事情借题发挥。柳传志觉得，这一次，倪光南似乎不仅仅针对李勤，而是冲着柳传志自己。回想联想十年的发展史，柳传志和倪光南，一个是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一个是卓有成效的科学家，二人的紧密合作，才成就了联想这个国内知名的高技术企业。现在，倪柳之间的这种关系，无疑会影响联想将来的发展。柳传志知道，他这次必须深思熟虑，作出一个艰难但却坚决的选择，因为这不仅将决定他和倪光南之间数十年个人关系，也将决定联想的未来。
柳传志和倪光南：蜜月
柳传志，联想集团现任总裁，一九六六年毕业于中国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之雷达通讯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1984年11月，柳传志和他的另外10名同事以20万元人民币投资创立中科院计算所公司（联想公司前身）。当时，电脑刚刚开始进入中国大陆，许多人对电脑非常陌生，计算所公司于是开始组织公司职工积极为用户验收、安装、维修计算机，靠手提肩扛开始了最初的积累。
在为用户服务的过程中，柳传志他们发现，由于文化科学的差异，加上西文汉化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相当一部分用户买回电脑后不得不闲置。而中科院计算所很早就开1 案例2000MBA学生张国德在朱恒源的指导下，根据公开报道的资料改写。案例仅供教学讨论之用，并不说明企业管理的某一方面是否有效。为此目的，案例中的部分数据和内容作过一些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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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了计算机西文汉化方面的研究。柳传志决定，将辛苦积累的资金用于开发联想式汉卡，从此开始了他与倪光南10年的合作历程。
柳传志对倪光南：盛情相邀
1984年12月，中关村计算所主楼322房间，汉字系统研制组办公室，倪光南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前，忙着L X-80汉字系统向PC的最后移植工作。刚刚成立公司一个多月的柳传志和他的同事王树和、张祖祥敲开了322的房门，满脸堆笑地坐到倪光南桌前，邀请倪光南加入公司。
倪光南没太犹豫，就接受了邀请。倪光南说原因有两个：
1. 倪光南1983年研制出来的LX-80汉字系统，授权4家推广，一直到1984年底，
近两年时间，销量不到600台。倪光南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市场人才帮助他推广。
2. 倪光南信得过这三个人。
其实，倪光南、柳传志最密切的交往始于1974年在天津干校一起下放劳动，两个人分在同一个班，住同一间宿舍，劳动之余一起聊天。外在环境的改变使两个人的关系比在研究室里亲密了许多。
让倪光南难忘的是，一天晚上，熄了灯，大家躺在床上，柳传志讲《基度山恩仇记》电影，倪光南看过这部小说，本不会有兴趣听，但柳传志将整个电影讲得绘声绘色，前后讲了一两个小时，倪光南听得津津有味。倪光南从此对柳传志的文学功底和表达能力佩服不已。 柳传志1970年进计算所，老听人说倪光南聪明，记性特别好，决定私下考倪光南一个非常长的方程式，柳传志假装不会，请教倪光南，倪光南提笔就写了出来。倪光南1960年大学毕业，10年不用的方程式还能记得如此精确，让柳传志佩服不已。
倪光南平素待人特别谦虚谨慎，年轻人和他说事，他都会站起来和人家讲。直到今天倪光南仍保持着这种谦谦君子作风。这些都给柳传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干校劳动，倪光南体力不大，但一点不娇气，发烧39度，照样坚持打场，不肯下来。柳传志感觉倪光南和他一样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都可以在灰尘里面咬着牙工作，吃东西时，苍蝇在旁边嗡嗡叫，也满不在乎。倪光南也欣赏柳传志坚韧不拔的信念，倪光南回忆说，"柳传志在干校劳动一直有低烧，查不清原因，但他能坚持劳动。"
倪光南答应加入计算所公司时，提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在倪光南眼里，当总工不算做官。倪光南还表示，钱、地位都不太在乎，最在乎的是将汉卡推出去。
倪光南提出这些条件的出发点是，尽量少参与和研发无关的事情，免得浪费时间。柳传志等人满口答应了倪光南的条件。
在办公室请完倪光南，柳传志还不放心，对张祖祥说，"咱俩再去倪光南家请一次，倪光南看来问题不大，关键是他太太，太太工作做不好，倪光南也不会来。"
柳传志、张祖祥两人在倪光南位于和平里的家里，又一次倾吐了如何重视倪光南之情，又一次表达了对倪光南这个人才的渴望。倪光南太太开始还不是太同意，后来，勉强答应了。
和信通争夺倪光南的心
柳传志请倪光南之前，倪光南和信通、深圳中航技都有合作。信通当时比计算所公司大得多，他们给倪光南投了七八万元，用于购置两台计算机，开发汉卡。
柳传志心里明白，倪光南和信通点头，和中航技点头，和计算所公司也点头，"只有我们自己多卖了汉卡以后，才能让老倪觉得只有我们和他一条心。"
所以，第一批200套汉卡，柳传志愿意承担生产任务，将元器件采购任务让给了信通。当时汉卡生产非常难，做印制板要跑很多家工厂，做了一次两次都不合格。在那时谁掌握了生产，谁就掌握了汉卡的命脉。柳传志急于为汉卡多做事，通过为汉卡做事和倪光南紧紧地梆在一起。
汉卡做出来后，按协议，不管是谁卖的，利润都要平分。信通是大公司，业务多，没拿汉卡太当回事，也没好好卖汉卡，而计算所公司是整个公司扑上去，做推广，200套汉卡大部分是计算所公司卖出去的。
当时，柳传志强调的是"产供销一条龙"，他和倪光南一起出去推销汉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柳传志和倪光南形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至今，倪光南仍称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倪光南对柳传志：“我支持他，不叫他小柳了”
倪光南比柳传志大五岁，进计算所比柳传志早10年，而且，倪光南在所里是出了名的技术尖子，柳传志在所里属于" 小字辈"，所以，即便在计算所公司倪光南也喊柳传志"小柳"，在倪光南看来，五岁的差距是相当大的，足以让他喊柳传志" 小柳"。
1986年，计算所公司总经理王树和离开公司，回到计算所当所长助理，柳传志任总经理，倪光南为了表示对柳传志的支持，不叫"小柳"，开始称"柳总"。
"我资格非常老，在公开场合叫他'柳总'，是很大的支持。我不摆老资格，很快改口，开始还有些别扭，因为已经习惯当他是年轻人。"
尽管倪光南开始喊柳传志"柳总"，但是打心底，他依然认为他所从事的技术研发最重要。在公司里面，倪光南是一个特殊人物，他可以、也不愿意参与公司事务性的管理工作。按理，倪光南是公司的二号人物，应该参与讨论一些决策，但是，他可以拒绝参加任何他不想参加的会，只要他说"我正忙着开发"就行。柳传志们也想让倪光南全心全意地搞研发，就没有用公司的纪律约束他。开会迟到，柳传志可以罚任何人的站，但柳传志从来没罚过倪光南的站。倪光南压根儿就可以不去。
柳传志对倪光南：老倪是1，别人是0
在对待倪光南的态度上，柳传志一直坚持" 只要我能将公司调动得住，为了表示对倪光南的一种尊敬和礼貌，可以将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上"。
柳传志曾经在公司宣称，"只要老倪说的都对，老倪是有效数字1，别的科技人员都是0，这些0只有跟着倪光南干才能出成绩。"倪光南说，他不太同意柳传志这种说法，但他当时没有表示反对。
柳传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88年，中科院计算所公司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并在香港与港商合资成立香港联想，利用自身科技实力的优势和港商对世界市场熟悉的优势，一方面开展贸易，另一方面，开发和生产电脑主板。倪光南在香港开发联想286主板，事前，柳传志再三叮嘱负责生产的周晓兰：" 设计出来的主板一定要再三审查清楚，再去生产，批量生产后，再发现错误，损失就太大了。"倪光南等不得时间，强令周晓兰投入批量生产，结果出了错。周晓兰和倪光南发生争执，周晓兰一定要求追查清楚到底是谁的责任。 最后，柳传志不得不出场，硬着心肠对周晓兰吼："和老倪发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这件事情，出了成绩，是倪总的，有错的话，你就得担着。不行，将你调回北京。"最终，柳传志将周晓兰调回了北京。老汉卡是两块卡，陈大有和曹之江针对倪光南的老汉卡进行了很大的改进，并拿出了演示样品，但是此时，倪光南希望走另外一条路改进汉卡。 陈大有是柳传志在计算所的老师，曹之江是柳传志老同学，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开发的汉卡已经做出来了，而倪光南的改进型汉卡还只是头脑中的设计。
倪光南提出两个方案一起上。柳传志考虑再三，对倪光南说："公司没有实力支持两个方案，他们的方案撤下来，上你的。"柳传志亲自去做陈大有、曹之江的工作。但这件事情对陈大有打击太大。陈大有也是计算所大牌科学家，资格比倪光南还老，柳传志当年请陈大有进公司时，就曾委屈陈大有给倪光南做生产，这在计算所体系内是不可能的，为了公司的利益，陈大有认了，但是，这一次„„
袁宝玑研发的六型汉卡是软汉字，当时软件汉字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而且，这种趋势比较明显，但是，袁宝玑的软汉字也和陈大有的汉卡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柳传志此次照顾倪光南情绪，遏制联想汉卡向软汉字发展，使联想没有赚到在汉字系统应该赚到的大笔利润。相对于WPS、UCDOS，联想汉卡总利润并不算很高，总共也就两三千万，WPS、UCDO S论市场能力绝对不能和联想比，但其利润都远远超过了联想汉卡。
柳传志对倪光南的做法，好多副总裁有自己的看法，但大家都没有反对柳传志，因为柳传志威信太高，所以大家在这件事情上宁愿认为，柳传志是在从大局上考虑。当时没有人对柳传志说，"你这样做不对，这不公平。"对此，倪光南很自豪：
"从 1984年到1993年以前，柳传志是全部信任我的，绝对信任我，基本上，我说的他都支持。"
1991年柳传志、倪光南在联想春节联欢会上
倪光南比柳传志有名
每任公关部总经理上任，柳传志和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传好倪光南。
有一段时间，倪光南一回到北京就要不停地填各种表格，因为公司要推荐他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柳传志说，他这样做是出于公司利益考虑。90年代初，联想迫切需要一个高技术企业的形象，高技术企业必须宣传高科技，宣传高科技，宣传高科技带头人最有说服力，所以倪光南顺理成章。
为了提高倪光南形象，联想拿出50万元，以科学院名誉奖给倪光南，然后让倪光南再以个人名义捐出去。
第一届工程院院士是单位推荐的，并不是选举的。柳传志找到联想董事长曾茂朝，希望曾茂朝推荐倪光南。柳传志对曾茂朝说：" 联想需要树立一面旗帜。"时任计算所所长的曾茂朝同意了，但同为科学家的曾茂朝没忘和倪光南说："在学术上，并不是你在天上，别人都在地下，问题是联想需要你作为一面旗帜，陈大有就不比你差。"
分歧
倪光南要当董事
1994年，联想在香港的合资公司香港联想要上市，原定中方出3名董事，港方出2名董事，倪光南从美国回到香港，提出也要做董事。柳传志很为难，因为中方增加一名董事，港方就要增加一名，港方增加谁呢？找不出合适的人来，对方就会反对。
张祖祥对柳传志说："柳总，你别为难，我退出。"说这句话的时候，张祖祥清楚地记得，1984年他和柳传志一起去倪光南家请倪光南时，倪光南对他和柳传志说过的话："官我不做，管理我不懂。"
张祖祥是香港联想中方总经理，中方的工资由他发，当时中方员工按新华社的标准，拿1000多港币的工资，柳传志悄悄对张祖祥说，"给倪总多加5000元。"不管这算不算不规范的公司行为，反正倪光南接受了。柳传志当时工资也是 1000多港币，比张祖祥高30港币。 1990年，科学院奖给柳传志一套房子，柳传志将这套房子送给了倪光南。柳传志说："我当时考虑了一下，不是做思想斗争，关键是我老婆这关要过得去。"
直到今天，柳传志和倪光南还住同一栋楼，倪光南的房子是柳传志送的，柳传志的房子是房改时买的。
1993年 交锋：倪光南要辞职
在1990年，倪光南认定要开发的项目，别人怎么说都不行，柳传志、李勤当时也提不出反对意见，也认为倪光南说得有道理。
到1991年、1992年，柳传志、李勤慢慢理出了"贸、工、技"的思路，即，联想必须从贸易开始，通过贸易积累资金，熟悉市场，学习经营和管理，然后逐步向制造业转移，打好做工业的基础。在市场运作和生产制造环节稳定以后，技术开发的产品才能取得市场成功。尽管就具体产品而言，“技、工、贸”是一个并行处理的过程，但是，联想认为，他们找到了一条战略能力的积累路径。按照这样的思路，李勤觉得倪光南立项太多，几十个项目一起上，联想能力跟不上，技术无法变成钱。
第一个冲突，发生在1992年春节，李勤要设总工办，建立立项制度，定出研发的指导思想。李勤当时明确提出，研发是种"西瓜"，还是种"芝麻"？提出研发"是不是应该有重点？一年是不是就做有数的一两个重点项目？"来和倪光南商讨。
倪光南不同意"芝麻、西瓜"的提法，倪光南认为，科学上很难分清楚，哪是"西瓜"，哪是"芝麻"。李勤说：" 怎么不好分？就按投入的资金的规模分。"最后大家都不吭气了。 晚上，倪光南给柳传志打电话，提出辞职，说"总工我不当了，立项审批我不同意，成立总工办我不同意。"第二天早上，又和李勤说了一遍。
柳传志、李勤很快妥协，本来已宣布曹之江做总工办主任，只好找个理由，收回任命。辞职事件，尽管以柳传志、李勤妥协告终，但李勤还是坚持住了研发立项审批权。
倪光南与李勤：矛盾越来越大
联想研发中心屡屡不能将技术转换成产品，变成产品，也卖不出去，投入800多万元的多口卡项目失败后，李勤和倪光南的矛盾激化了。倪光南认为，失败的原因是"速度慢了"，倪光南要求，动作要快，投入要大。李勤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管理基础和公司能力不足造成的。倪光南要求，继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给技术人员更好的待遇，"要不，科研人员要走。" 李勤认为，加大投入也没有用。
李勤、倪光南的矛盾由来已久，原因是，汉卡一个新版本推出来，必然会有很多考虑不周的地方，到了市场以后，客户会反馈回来很多意见，陈大有根据这意见进行修改，好不容易稳定了下来，到了能够大量销售的时候，倪光南又拿出了一个新的汉卡型号，而这个新型号又要有一个新的稳定过程。
作为企业，在老型号钱还没有赚够的时候，新型号按道理是不能推的，而作为研发人员，当然急于展示自己的最新成果，因此，在什么时候推新品上，李勤屡屡和倪光南产生矛盾。倪光南除了在公司内部会议上与李勤冲突之外，还向上级告李勤不务正业学跳舞
1993年，柳传志主要在香港，北京联想交给李勤负责，偏偏1993年，北京联想虽然利润不错，但没有完成销售额任务。倪光南就到科学院告了李勤一状：一、1993年没有完成任务主要责任在李勤；二、李勤不务正业学跳舞。
李勤也很委屈：
"跳舞是工会组织的，我一共去过四次。原因是，1992年年底，联想和科委、计委联欢，联想的领导班子既不会唱，也不会跳，没法接待别人，躲在一个角落，特别尴尬，就决定也学一学。"
柳传志与倪光南：矛盾爆发
1994年3月，柳传志从香港回到北京，倪光南和李勤的矛盾在联想公司内部愈演愈烈，经常在公司的例行会议上公开争执。科学院征求柳传志的意见，柳传志态度坚决："如果你们要听倪光南的，将李总撤了，也把我一起撤了，我们班子集体都不做了，因为没法做"。
与此同时，倪光南极力主张，为提高联想主板的技术含量，在上海成立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中心，设计开发电脑主板用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这件事情酝酿已久，香港报纸已经开始报道，但柳传志自己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他认为，尽管联想主板批量很大，客观上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创造了很好的市场条件，但是，联想基本上是一个以制造和销售为特长的公司，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上并没有经验，也缺乏相应的管理手段，这样一个投资额巨大的项目，条件还没有成熟，他希望找一个恰当的时机与倪光南好好沟通沟通。
还没等柳传志想好如何与倪光南沟通，倪光南就为给他换司机这件小事直接给李勤和其他总裁室成员写了一封信，并将信直接传真到了柳传志的病房。事情的起因，是原来给倪光南开车的司机多次出现安全事故，而且被人发现在值班室饮酒。柳传志知道后，从倪光南安全的角度考虑，坚决要求将这个司机“挂起来”，另外给倪光南安排司机。为此，柳还在总裁室会议上当者倪光南的面，批评总裁室分管车队的负责人。柳传志没有想到，倪光南会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
看着倪光南的信，柳传志激动不已，他提笔给倪光南回了一封信（见附3），在信中，柳传志再一次解释了给倪换司机的初衷，回顾了他和倪光南数十年的交往，并表达了希望找个机会与倪好好沟通一下的愿望。写完之后，柳传志来不及仔细斟酌文字，就让人把信送给了倪光南。
送走了给倪光南的信，柳传志思绪依然不能平静。他真的非常希望倪光南能够平静下来，与自己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他也非常希望自己与倪光南的关系还能恢复到十年前那样亲密无间。如果能那样的话，对他柳传志、对倪光南、对整个联想都是莫大的幸事。不过，他隐约觉得，他和倪光南都与十年前有了不同。他必须做最坏的准备，如果倪光南仍然坚持他的态度和做法，他必须采取措施，使联想继续向前发展。眼前急迫的事情，是如何处理在上海设立集成电路开发中心的事情，因为香港媒体已经开始大幅报道，倪光南也做了相应的准备，设不设都必须尽快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附录1：
倪光南关于车队问题给李总及总裁室的信
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
王威（车队队长--作者注，下同）在车队说，赵明漪（倪光南夫人）曾找老蔡（办公室主任）反映说："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这完全是捏造。赵明漪从未找老蔡反映过车队的任何意见。王威倒曾来总工办征求对车队的意见，赵提出： 1、小侯在给老倪开车中从未发生过事故，服务是努力的，老倪表示满意。2、去年车队事故多，跑公里数浪费多，应予注意。当事人还有姜延玲同志可以作证。我历来认为，去年车队的问题，第一责任在分工主管的总裁室成员老蔡，第二责任是车队主管。具体工作同志的成绩和错误应实事求是地分析。从事实出发，小侯在给我开车中，是专心、认真的，从未发生过任何违章行为；至于在不为我开车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我不了解情况，不作评论。我在任何场合都未说过"小侯给我开车不安全"。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并未表示同意。在一个管理良好的车队，谁给我开车，我都感到是安全的，在管理不好的车队，只好根据事实，我是尊重事实的。我也历来不主张对总裁室成员不加分别地（例如对我）实行专车制度，我从未主动提出要谁给我开车。三月份以来，车队换了小何给我开车，事先并未征求我的意见。但我的原则是，不论谁开，这是车队的安排。车队要精简，应实事求是地分析各人的成绩和错误、优点和缺点。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见"，把小侯给我开车认真遵纪的优点说成缺点，以便达到精简他的目的，试问这是想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为什么要把总裁室成员引入车队的矛盾中，甚至不惜用捏造的手法？
我建议：1、王威应澄清事实，在多大范围内散布的，在多大范围内澄清。2、王威应说明他这样做的动机。如果车队负责人有某些不正常的企图，我不认为他领导的车队能提供安全的服务。当然，王威这种捏造构成了对我名誉的毁谤，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动的权利。 倪光南
1994年5月3日
附录2，联想公司历年经营业绩
联想公司的经营业绩（销售收入，百万元）
[***********][***********]1994
附录3：
柳传志给倪光南的信
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处理司机的问题，我表示过非常明确的意见，当我知道他4次撞车，还在值班时喝酒时，我是坚决要求车队将他挂起来的，而且，我要求他们立即换司机给你开车，当老蔡处理这件事情犹犹豫豫时，我非常生气，认为他太软弱，甚至在总裁室会议上，也为此和他激动过一次。
这就是你在传真中写到的"其他总裁会成员说过，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难道我不是像你自己的肉似的关心你的安全吗？难道像侯海滨这种情况不该坚决处理吗？我实在弄不懂，你为什么要给总裁室成员发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传真，我实在弄不懂，你到底要冲着谁来？要干什么？
写到这里，我心里很不平静，我们配合十年了，这十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多种原因之中，我们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来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在所里是一个无名小辈，你能那样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这使我永远铭存感激，在公司经历的数不清的风浪中，你未必每件都知道处理的经过，根据你初到公司来的约法三章，我是能不打扰你，就不打扰你，但你总是用你最信任的态度和我坚决站在一起，在我们共同奋斗渡过难关的时候，那种胜利的欣慰，也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记得当我们拼力争得了汉卡科学进步一等奖的时候，当1989年中秋前后，你在北京彻夜不眠，解决技术问题以后，我们都像得到诺贝尔奖那样高兴。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96年春节，你在香港试286的板子，到年三十才能回来，我在公司全体员工庆祝春节的会上，提到你仍然在香港奋斗，不由得热泪盈眶，无法自制。我们有时间在一起谈谈心，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谈对人的看法，谈谈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些随便的谈话，使我们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情色彩。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个君子，但为人很固执，有时也很偏激，当你看谁好的时候，就什么都好，当你看谁不好的时候，又可能觉得这个人处处不好，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作是一种光荣，我把和你的关系放在了10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对你的最大意见就是性格太内向，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积存够了再讲，有时候，明明是误会，早讲早解决，也一定不讲，而且，一定觉得自己对。
如果有可能，我们当面将话谈透，把心里的话全倒出来，真心做到心心相印，你是个君子人，我信得过你，共商大计，奠定基础，今天的联想，无论是香港，还是北京都处在非常紧要的关头，核心组能同心同德处理问题，尚难保证顺利过关。如果核心部分锣起、鼓不起，则结果很难设想。如果觉得恢复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难度，信不过我，不愿意讲透，那我们毕竟是十年的朋友，我们不必将矛盾公开化，我坚决退出核心组。
因为有病，这样做还是很体面的，如果将矛盾公开化，公开冲突就实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对我来说，就更可悲了，因为我历来很想将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最近才犯过头晕病，所以思路很不清楚，信手写来很不冷静，所以请原谅。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