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汽车兵
1984年，十八岁的张良善，从山清水秀的陕西安康来到叶城，在步兵连当了一名炊事员，每天做40个人的饭，外加喂8头猪，10头驴。
有一天，驴圈里少了2头驴，他想到一墙之隔的另一支部队的驴圈里瞅一瞅，连长说，没关系，少了就少了。过了两个月，猪圈里莫名其妙的多了两头猪，报告给连长，连长说，多了就多了，猪和驴加起来总数没变就行。
他觉得连长是个好说话的人。
在新藏公路零公里处，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走上高原走向阿里。牌子周围总是集聚着车辆和长途汽车司机，有时候，部队的汽车兵也参与其中，聊得最多的是新藏公路上的奇闻异事，常常说出一串顺口溜。
红柳滩上吃过饭
界山大阪尿过尿
死人沟里睡过觉
班公湖里洗过澡
昆仑山上走着看
谁英雄谁好汉
大家一边抽着烟，一边哈哈大笑，自豪之情，满足之意，溢于言表。
回到连队，张良善主动请缨，到汽车营当驾驶员，连长点个头，他就走了。
第一次上高原，自然有师傅陪着，穿行在大片大片的棉田中间，粉红色的花朵铺天盖地，迎风招展，叶城的天空瓜果飘香，南疆的大地牛肥马壮。师傅见他乐滋滋的样子，淡淡一笑，什么也不说。
树木逐渐稀少，河流逐渐变窄，雪山逐渐凸显，喜悦逐渐恬淡。库地大阪、麻扎大阪、小黑卡、大黑卡、康西瓦、奇台大阪、死人沟、界山大阪、红土大阪、狮泉河大阪，一路而行，终于到了阿里军分区所在地狮泉河镇，快要蹦出胸口的心脏终于平静下来。
到了狮泉河镇，师傅把他领到烈士陵园，献上哈达，点燃香烟，撒上白酒。并对他说，新藏公路上，也牺牲过我们的战友。
第一次上高原的军人，都会到康西瓦烈士陵园和狮泉河烈士陵园拜谒，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来到阿里，见识了人烟稀少、荒漠戈壁，才理解部队为什么舍近求远，不从本地就近运送物资到各个边防连，而要从千里之外的叶城，耗时费力，运来钢筋、水泥、焦炭、被服、大米、调料、土豆、白菜、洋葱、粉条，一根筷子一只碗，一针一线。枪支弹药、柴油、发电机，所有一切都得从物产丰富的南疆运来。
从阿里返回叶城的路上，张良善陷入了沉思。
要求到汽车营的时候，有人就对他说过，汽车兵刚开始都热情高涨，体会了翻车、死亡、饿得头晕眼花，就乐不起来了，三个月以后，有的垂头丧气换了岗位，有的干脆复员，一走了之。
回步兵连，还是当汽车兵？恐惧在周身蔓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师傅握紧方向盘，专心开车，他则把目光投向路边。积雪少一些的地方，横七竖八的散落着动物的骨头，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莹白的光芒。汽车飞驰，路边的骨头没有减少，反而增多，公路延伸到哪里，白骨就铺展到哪里。
不会是人的骨头吧？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就吓出一身冷汗。
当汽车兵没过多久，他就随师傅一道去札达县山岗边防连，接运烈士周治国的遗体。
周治国生前是山岗边防连的一名报务员，盛夏的一天，连队巡逻来到帕里河，雪水如脱缰的野马，从山上急泻而下，受惊的军马在水中狂躁打转。周治国怕电台被溅起的水花淋湿，就从马背上下来，把报话机紧紧抱在怀中，不料被激流连人带马卷入漩涡。牺牲的时候，他喊了一声——保护电台。三天前，他才过二十岁生日。
从山岗边防连出发的时候，天色已晚，下小子大阪陡坡的时候，发动机突然熄火，车灯不亮，手电筒没电，打火机打不着。借着月光，打开车头盖摸索着检查，一切正常。师傅和他对望一眼，同时爬上车厢，周治国的遗体包裹着白布，用绳子捆绑在木板上。由于颠簸厉害，此时的周治国连同木板一起搭在车厢围栏上，稍微再颠簸，尸体和木板就会掉下车去。
两人一边捆扎好尸体和木板，一边念念有词。治国，好兄弟，不会丢下你不管，好好的，咱们一起回家。
两人给周治国烧了纸钱，洒上酒，说了更多的好话。
再启动，发动机轰鸣，车灯明亮，刚才的一切似乎是一场梦。
1987年10月，向阿里运送物资，出发前，他把自己车上备用的配件借给了另一名驾驶员，返回叶城经过多玛130公里，距红柳滩230公里的无人区时，车上的齿轮坏掉，没有配件，只好让副驾驶搭乘另外一辆下山车取配件，自己留下来看车。常年奔波在新藏线上的官兵，都知道这样一句口头禅，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红柳滩到多玛。
一等就是15天。
临别时战友给他留下两天的干粮，干粮吃完以后，只能到十几公里外的小湖边，用铁锹打鱼，然后用喷灯和高压锅将鱼煮熟，高原鱼皮厚得有筷子那么厚，没有调料，难以下咽。被困的十几天里，每天的事就是打鱼、煮鱼、吃鱼、睡觉。后来几天看见鱼，就恶心呕吐。救援的战友看见黑瘦的他和一大堆鱼骨头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991年4月，叶城的石榴花，红似火艳如霞，张良善踏上雪域昆仑，担负着运送17名新战士到普兰哨所的任务。途中遇到雪崩，把前面200米长的路堵死了。他让新战士下车休整，大部分新兵头痛恶心，呕吐不止。他就带着副驾驶挖雪开路。为了安全，他始终在前面开道，副驾驶紧跟其后。挖一段要吼几声，试探是否继续雪崩。
新战士要求替换他俩，张良善不同意，初上阿里的人，体力消耗过大容易导致休克。他也开始头疼，用绳子勒紧脑袋，坚持往前开道。两名新战士自称身体素质好，夺过铁锹，挖了不到五分钟，就瘫倒在地。
忽然，再次发生雪崩，他被雪块掩埋，副驾驶带着17名新兵把他从雪堆里扒了出来。新战士第一次见识这种情景，吓得目瞪口呆。大伙把剩下的两个馕饼让给他吃，他把两个馕饼分成小块，强迫新兵一一吃下，并告诫他们，驻守边防，首先要保住性命。
天逐渐黑了下来，寒风刺骨，星光闪烁，连队来了救援分队，新战士激动的大声喊叫，老班长，我们有救了。17名新战士哭成一团。他也控制不住激动，泪流满面。只是，背对着新战士，不让他们看见。
张良善的故事逐渐在汽车兵中传开，他被当作楷模和英雄，被人津津乐道。有人劝他复员转业，回到内地，开一家汽车修理厂，日子一定会红火。 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位天生丽质、聪慧灵秀的妻子，来自陕西老家的何桂丽。自从有了美丽的妻子，再也没有穿过油腻的衣服，妻子像众多的军嫂一样，住在叶城留守处。一次次送走精神焕发的丈夫，一次次迎回披星戴月的夫君。
恩爱有加的张良善夫妇，却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劫难。
1992年10月，即将分娩的何桂丽因重感冒住进医院。当时，向阿里运送油罐的车已经装好，次日一早就要出发。有人劝张良善留在叶城，照顾妻子，他依然走上高原，挺进阿里。
车队刚到红柳滩，留守处就把电话打到兵站，让他连夜赶回。车到狮泉河镇，留守处把电话打到阿里军分区，说他妻子第二次住院，即将分娩，难产。
卸完油，连夜开车往山下赶。到了多玛兵站，留守处的电话追到兵站，问他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
他哽咽着说，都要保，都要保，实在不行，就保大人。
他驾着车就跑，5天的路程，他用了1天1夜就赶到了。回到叶城，孩子已经夭折，妻子因为大出血生命垂危。他在病床前守了15天。妻子弥留之际对他说，以后，跑山上的路，要慢一些。
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再次成家，把妻子孩子留在老家，一两年探亲一次。
如今的张良善把自己完全变成了阿里人，在阿里军分区担任装备部部长。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全军汽车驾驶员等荣誉称号。
仰望昆仑的女人
请你在高原为我采一朵雪莲
让我吻一吻那圣洁的花瓣
请你在高原为我许下一个心愿
让我能够望见那梦中的雪山
保玉琼炖好排骨汤，走出房间，为院子里的辣椒浇水，然后走到一株石榴旁，仰望昆仑，轻轻吟唱。这首网络歌曲在叶城十分流行，几乎每位军嫂都耳熟能详。
昆仑就在不远的地方，昆仑就在云端之上，那里的积雪，天天沐浴着炽热的阳光，深爱的男人，正驰骋在弯弯曲曲的昆仑山上。
晚风轻轻吹拂，石榴飘溢着清香，彩霞在天边无限美好。保玉琼走进厨房，闻到了排骨汤变凉的气息。摸出两对碗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擦拭一下灶台，用的却是洗碗布。在原地转了两圈，终于想起来要干什么。
举起锅铲，敲击暖气管，隔壁的军嫂发出了同样的敲击声，说明邻居的汽车兵丈夫也没有回来。再一次走到石榴树旁，昆仑已经模糊，呈现出黛色的模样。借着月光，走到新藏公路零公里处，徘徊良久，依然不见丈夫的影子。
按照惯例，车队最迟下午四点前就能返回营区。可是，太阳落山了，晚霞褪尽了，月亮升起来了，还是不见车队的影子。军嫂们纷纷走出家门，集聚在一起，急切的打听车队的消息。新藏公路上没有手机信号，根本无法知道车队的情况。
女人们遥望昆仑的方向，默默祈祷丈夫平安归来。月亮游弋到另一个方向，星星不再明亮，晚风有了劲道，保玉琼还站在石榴树旁，眼眸里闪着星光。
第二天，没有车队的消息。
第三天，没有车队的消息。
第四天，军嫂们表情严肃，交头接耳。
有人说可能遇到泥石流，车队无法前行。有人说可能遇上暴风雪，车队受阻。有人说，可能到更远的边防哨所送物资去了。
保玉琼自言自语，老公，你到底在哪里，希望你平安归来。
第五天中午，终于传来了消息，人车安全，男人们正在库地沟修路。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保玉琼一把抱住石榴树，一只红艳艳的石榴落在胸脯上，她却毫无察觉，不管不顾的失声痛哭，鸟儿惊慌而逃，发出迷茫的叫声。
丈夫回来以后，轻描淡写的告诉她，车队走到库地沟时，突然遇到洪水，公路被冲毁，只能等洪水退去，修整路面，连续几天都住在四星级的东风宾馆里。
后来，保玉琼才知道，所谓四星级东风宾馆，就是四个轮子的东风汽车车厢。
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玉琼逐渐意识到，给高原汽车兵当老婆，就像走钢丝，天天都提心吊胆。越来越怕听到汽车的马达声，马达一响，就心慌气短。车队一出发，追着车队跑。扳着指头数日子，翻着台历做标记，天天查看地图，天天都在打听新藏线上的故事。哪里是大阪，哪里是峡谷，哪里有河流，哪里有冰川，甚至比自己的汽车兵丈夫都清楚。
焦虑不安的心，绕在丈夫的车轮上，辗过雪山戈壁，走过冰峰哨卡，一遍又一遍地丈量着千里边防线。
同保玉琼一样，邻居们全是军嫂。这里是阿里军分区在新疆叶城的留守处，因为集中居住着阿里驻军家属，便有了女人村的称谓。
由于阿里地区高寒缺氧，不适宜人居，阿里驻军家属，从全国各地来到南疆，随军不随队，居住在千里之外的叶城。
女人村里的军嫂们，大部分没有走过新藏线，没有到过藏北高原的边防哨所，但她们总是有意无意的仰望昆仑，想象昆仑那边的阿里，思念阿里高原上的丈夫。
景慧慧，是一个特例，是一位走过新藏线的女人。
她的爱情故事，就是从新藏线上生发的。
那个时候，景慧慧还是一位纯情少女。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了阿里守防军人的报道，高原军人纯粹的境界打动了她。大学毕业那一年，她决定到高原寻找自己的人生信仰。路过塔里木盆地，大漠戈壁，满目荒凉，她迟疑了。但对高原的好奇驱使她来到叶城，没有找到前往阿里的长途汽车，便搭上了开往阿里的军车。
在得知开车的汽车兵和自己是同龄人时，清秀的景慧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汽车兵皲裂的皮肤，沧桑的面容，使她一度怀疑这位老兵早过了而立之年。翻越界山大阪时，头疼脑胀，恶心呕吐，繁密肥硕的雪花，重重的落下来，加剧了她的高原反应。她愈加慌乱，心神不定，昏昏欲睡。
汽车兵递给她一片红景天，用温和的声音与她交谈，防止她一睡不起。好听的男中音，仿佛从遥远的家乡传来，又仿佛从苍天翩然而至。美丽的少女感到了清凉，感到了奇妙，说不清道不明的美好。
当她醒来的时候，漫天飞雪依然，则有丝丝缕缕的温暖。一件破旧的军大衣不知什么时候披在她身上，老兵手握方向盘，专注驾驶，却在瑟瑟发抖。大雪阻断了道路，车队在界山大阪被困三天，景慧慧患上了肺水肿，到达狮泉河镇后，汽车兵把她送进了部队医疗站。三天以后，病情基本稳定。找来针线，缝补好大衣腋下袖口的破洞，抱着油腻腻的军大衣，寻找它的主人，被告知车队已经出发，给一个遥远的边防连队补给物资去了。 两年以后，景慧慧辞掉了家乡优厚的工作，来到叶城，成为一名新娘，亲爱的夫君，正是军大衣的主人。
如今，青春靓丽的景慧慧，已为人母，成为一名普通的军嫂。每当汽车兵丈夫要上山，她总是早早起床，把自己和孩子打扮一番，面带笑容送走丈夫。当孩子嚷着要爸爸的时候，她就抚摸那件更加破旧的军大衣，爱恋和牵挂洋溢在脸上。
在叶城，有一位花甲老人，几乎是女人村里最年长的军嫂。哪家的孩子要上学了，她帮助联系学校。哪家的孩子闹肚子，她帮着看管孩子。军嫂之间闹别扭了，她帮助调解。久而久之，成为军嫂的知心大姐，好阿姨。入住女人村的军嫂越多，老人越喜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人来了一茬又一茬，军嫂换了一拨又一拨。
热情的老人总是相送，每送走一位军嫂，就到叶城烈士陵园，坐在丈夫的墓前，大哭一场，边哭边絮叨。你为什么死那么早，为什么不带走我，快30年了，那么多女人都走了，都被自己的男人带走了，唯独没有人带走我。我想家，想回内地老家，又不能丢下你不管。
老人从烈士陵园回到女人村，继续忙前忙后，笑容满面的关照军嫂们的生活，继续送走一位又一位军嫂。
现在，她把一个儿子也送到了阿里高原，子承父业，守卫边防。
有个旅伴叫老龚
2009年7月，从拉萨前往阿里，搭乘丰田4500越野车，高原路，路难行，颠坏了我的戴尔笔记本电脑。2010年8月，从阿里返回拉萨，乘的也是越野车，防止电脑再坏，上车以前，将电脑用围巾和哈达包裹严实，随时抱在怀中。为了方便上下车，坐在车窗边。冷风吹得肩膀和腰身生痛。半夜时分，行之神山脚下，停车方便。女人躲在车尾方便，男人站在车的两边，就地解决问题。夜色黯淡，雪花纷飞，飘落在屁股上、脸上、头上，针刺一般，疼痛而冰凉。
快速方便完以后，发现坐在中间位置的男人还没有上车，一个念头突兀冒出，如果坐在中间位置，就少了寒冷。健步如飞，跨上车来，一屁股坐在中间位置，抱住电脑，假装睡觉。那个男人没有言语，只好坐在靠窗的位置。
天亮以后，车内气氛活跃起来，大家说说笑笑，互相打听对方哪方人士，何种职业。
被我抢了坐位的男人说他是四川邛崃人，老婆在拉萨批发哈达。他在阿里承包了电信公司一个工程，没挣到几个钱，晚上他想睡在车上。
当天晚上在萨嘎县城住宿，住宿前要吃晚饭。小餐馆里只有几张桌子，不约而同，我和他坐在了同一张方桌上。他望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就点了三个炒菜。我有些纳闷，一晚上三十元钱的住宿费都掏不起，三盘菜，起码得上百元。如果他邀请我一起吃饭，不好推脱，但这钱就得我付。如果这样，走为上策。
屁股一抬，扭身去了另一家餐馆，十五元钱吃了一碗红彤彤的面条。第二天上车，我说昨晚的面条里，肯定放有地沟油，那颜色，好似六月艳阳天。
男人接过话茬，大声骂了起来。妈拉个巴子，以为你跟我一起吃饭，点了三个菜，到处找不到你，害得我肚子撑得难受。
我说，你不是要睡在车上，连住宿费都掏不起嘛。
男人靠近我，解开棕色棉袄扣子，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叠红色百元大钞。
我惊呼道，哇，你还真有钱啊。
他低声对我说，这只是两千元现金，我还有十万元的钱在卡上。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蓝色银行卡。
我觉得他是个单纯的男人，就跟他开玩笑，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并问他怎么称呼。
他说，别的女人都叫他老公，你就叫老公吧。
我笑着说，凭什么叫你老公。
司机解释，这位老板姓龚，他想捡你便宜。
老龚发现我没有生气，就问我是哪里人，在阿里干什么工作。
我说闲人一个，无业游民。
他说，你不像无业游民，听你说话，好像还有一点点文化，是不是阿里军分区司令的老婆，或者行署专员的老婆。
我说，如果我是他们老婆，肯定不会跟你挤一辆长途汽车，还受你欺负。
他说，那你是电视台的，或者老师。
见我没有答复，就说，可能你是干那个的。
我笑着问他，干什么的啊。
他说，说了你别生气。
我说，不会生气，你说吧。
他说，你是坐台小姐。
同车人喜眉笑眼，却不言声，我哈哈大笑。然后告诉他，你高抬我了，哪有我这种既不年轻、又不漂亮的坐台小姐。
他说，年轻漂亮的小姐都到内地大城市坐台去了，像你这种既不年轻，又不漂亮的女人才在阿里坐台。
我连声夸他有头脑，善思考。
车过拉孜县的时候，有了树木和绿色。他推开车窗，大声喊叫，妈拉个巴子，好压抑啊，老子两个月都没有看见树木和青稞地了。
快到拉萨的时候，他在公路边买了一些高山蘑菇，说是回拉萨以后，让老婆给他小鸡炖蘑菇。
我在拉萨下车，无意间看到一蓬开得正艳的粉红色玫瑰，和穿着裙子的女孩，愣怔了好长时间，才反应过来。真好啊，拉萨的花真娇艳，拉萨的女孩子正过夏天哩。
2011年春天，在拉萨的街上游荡，忽然想起老龚。到大昭寺附近的哈达批发市场寻找，的确见到一位邛崃哈达批发商店。三十多岁的女店主，用戒备的眼神和语气，问我为什么找她丈夫。我说去年从阿里乘同一辆车回拉萨，想看看他。
女人不情愿的递给我一张名片，走出店铺，打他手机。电话那头的男人，非常热情，让我在原地等他。
五分钟以后，一个男人兴冲冲的来到我身边，也姓龚，但不是我要找的老龚。男人说，你要找的人可能在珠峰伟业商场批发哈达。
我去了那里，一个男人告诉我，老龚目前在邛崃老家，得了不好的病，经常去医院透析。然后说，老龚虽然回内地了，他老婆还在开店。
在珠峰伟业商场，果然见到了老龚的妻子，个头不高，但精明能干，她承包了一个摊位，批发哈达，周围人都叫她哈达。哈达，有人找你，哈达，多少钱一百条哈达。
我向老龚的妻子刚说自己是陕西人，女人就笑嘻嘻的说，知道，知道，老龚跟好多人都说起你，只知道你是陕西人，不知道你是干啥的，说你喜欢开玩笑。
老龚的妻子领我到他们租住的房间去参观，不大的房间，异常简陋，每月房租150元。一张床，一个破旧的电视机，一堆色彩缤纷的布条。女人白天在商场批发哈达，晚上边看电视，边用布条编成小工艺品，卖给游客。
女人告诉我，老龚还不到四十岁，名叫龚永波，自从2010年8月，从阿里回到拉萨，肾病加重，只能回四川邛崃治病，每周都去医院透析，在阿里挣到的十万元钱，花得只剩三万了。
打通老龚的电话，他说，没想到我会跟他联系，有人关心，会好受一些。
再后来，他经常在透析的时候打来电话，说自己对生死看得很淡，今天死跟明天死，没有什么区别。几十年里，最幸福的时光是在西藏度过的，千里迢迢到拉萨摆地摊，蹬三轮车，从一个农民，发展成一个小老板，都是西藏赐给他的福，一个人，有西藏的经历，死而无憾。
每次听到龚永波微弱的声音，辛酸之情油然而生。生命垂危的人，格外渴望慰藉，希望呵护和关心，向往温暖的手与他相握。
就像我八年间，五次进藏，三次抵达阿里的过程中，遇到危难，就很脆弱。渴望得到帮助，幻想有双大手，将我牵出迷茫，走出阴霾，走向光鲜。
后来，渐渐明白，那双大手是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西藏。
[责任编辑 吴佳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