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家派出所的所长，手下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我喜欢开车，从北京吉普到三菱吉普，我都开过。这些跟我今天说的故事没多大的关系，但我还是说了。我算是个“文职警官”，不可能整天办案，也不可能老关在家里写作。我也去一家歌舞厅卡拉OK，但是不常去。我不常去却碰到了一件让人忘不了的事儿。
那家歌厅名叫东方娱乐保健中心，简称“东方”，是我的一位转了弯抹了角的亲戚办的。“东方”的楼上一家酒店失火，我正在办案归途中，大火自上而下越烧越旺，火舌已舔到“东方”的大门口了，在一旁的主人急得一筹莫展。我急忙率手下的人去断火路，自己提着灭火器冲在前头，连扑带滚地将火压了回去。我身上长了火苗，我有些狼狈，也有些惊慌地为自己灭火，没想到一桶冰凉的水迎面倒过来，我全身湿透了，牙齿立马打起了架，正是大冬天。冷呵!我再定睛一看，对面一个女孩，双手提着一只水桶，望着我直发颤，仿佛自己做错了事似的。这女孩十五六岁，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深陷着，下巴微翘，长发金黄，像个“洋娃娃”。我说我该感谢你的，是你救了我。
前不久，我去“东方”唱歌。进了大厅，我感觉有些闷热，于是，脱下西装存放在碟房。
我刚找了个位子坐下来，一个女孩走过来问道：“我可以在这里坐坐吗?”
闲谈中，我认真地端详了一下这女孩，想起了4年前，那个用一桶冷水浇灭我身上的火苗的金发姑娘。
“你是不是4年前救火时，那个泼我一身水的女孩?”我有些急切地问。“不，不是，哦……不知道。”她转过脸去，招唤服务员，要了杯茶，独自品着，间或，为场上的歌唱鼓掌。但我看见了她捧着茶杯的手在轻微地抖动。
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时光真能改变一些什么的啊!
我去碟房取衣，买单。那女孩追过来，我以为她在粘我，有点儿烦她了。没想，她说：“老板，忘了付小费吧。”我以为女孩在开玩笑，不想她挺“原则”的，脸上的笑容似乎职业性地收敛了。我明白了我是遇上了人们所说的“坐台小姐”。她居然靠过来，很近，贴我，用手碰我的腿，摸我的口袋，最后她走了。
我到了碟房，指着女孩的背影问放碟的小伙子，她是不是4年前提一桶水浇到我身上的那位，小伙子说有可能，不过，别看她漂亮的脸蛋儿，甜得出奇的嗓门儿，爱得让人死的柔情儿，但缠起人来特别可恶，她是“白道”上的人，爱点“白粉子”，进过三次戒毒所。我明白了，难怪她的眼圈儿带青，脸蛋儿惨白。
我去总台买单。一搜裤兜，350元没了。想是自己转移了，再搜马甲，没有，上衣的口袋也是空的，钱莫是长翅膀了。我有些恼羞成怒，想到了那女孩。
我拉她到碟房，女孩见我像跑累了的马似地呼呼直喘气，便萎下来，她说她如果拿了我的350元钱就是孙子，她压住自己的愤懑，提醒让我再搜搜自己的裤兜。我说都搜遍了，在一旁放碟的小伙子也说再仔细搜搜，我又搜了。“你的衬衣口袋呢?”女孩忽地提醒道，我一搜，脸色骤然大变，妈的，这不是350元钱!
我手心浸出了汗。于是，我一抱拳，说了声：“很对不起，我错怪你了。”而这时女孩急促转过身去，双手捧着脸“呜呜”地哭出声来了。
我想，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在他蒙受羞辱和伤心难过时，他总是双手捧着自己的脸蛋，因为内心的一切容易写在脸上。我想，这就叫尊严吧。
“极所长，极所长，停车，停车。”我启动吉普车正要离开“东方”时，几个女孩发疯般跑过来，截住了我。我急忙刹车。
“快来，快来，有人出事了，可能不行了。”小姐们拥上来，把我带到后院，进了一间塞满了上下铺的宿舍。
我惊呆了!正是那位女孩，割脉，刀片还捏在手里，人躺在床上，地被染红了一大片。我急忙取了根带子，系紧受伤的那只手的血管，女孩的呼吸似乎停止了。
在市区一家医院的急救室里，抢救在进行着。两个小时后女孩才醒过来。她看见我，把头扭过去，眼泪却不住地从眼角溢出来。我很悲哀，捏着她的布满针眼的血管硬化的手，心如铅重。我说：“不要怕，你的朋友全在这里。”
第二天，我买了一大把被满天星呵护着的康乃馨送到她的病床前，她脸上的气色好了些，但她缄默着只字不语。我也只好沉默着，满腹的歉疚也不敢表达。临别时，女孩说话了，她告诉我用一个空罐头瓶子盛上水，加点盐，把花插进去，几个月都不会谢的。
再次去医院，人去床空。医生说，她走了，而且将那瓶花留在护士办公室，并让医生转告我，被人采摘过的花，也有心的。
现在，我还常常心怀歉疚地想起那位女孩。
我想：人的尊严，就像那摆在灵魂高处的精致器皿，稍不留心就要碎的。 (康谦摘自《青春潮》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