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卷第4期2008年12月
岱宗学刊
Vol.12 NO.4Dec. 2008
JOURNALOFDAIZONG
阴险狠毒还是雄才大略
———关于郑庄公的两种评价
曹丙燕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山东青岛 266510)
[摘 要]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成功刻画了郑庄公这一人物形象,传统观点认为郑庄公是一个阴险狠毒的反面人物,而今天却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认为郑庄公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文章分析了造成两种不同评价的原因:传统观点是从伦理角度对郑庄公做出的道德评价;而新观点是从历史高度对郑庄公做出的政治和历史评价。
[关键词] 郑庄公;道德评价;政治历史评价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122(2008)04-0005-02
《左传·伯克段于鄢》无论是史学上还是文学上都有
很高价值,所以它被历代传诵,在今天它几乎成了所有古代文选和大学语文教材的必选篇目。这篇文章最大的特色就是对郑庄公的成功刻画,但是如何评价这一人物形象,古今观点分歧颇大,传统观点认为郑庄公是一个阴险狠毒、老谋深算的反面人物,但是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为郑庄公翻案,认为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对同一人物为什么会有如此迥然不同的评价呢,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两种评价呢,本文不揣浅陋,试做粗略分析。
由此郑庄公的行为引起了历代评论者的诟病:《公羊传》中说:“克之者何?杀之也……大郑伯之恶也。”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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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认为:“庄公之心天下致险也。”[1](在清代吴调侯、吴楚材点评的《古文观止》中,对庄公的言行连用了九
[2](P1-2)
个“毒”字。对郑庄公的这种反面评价作为主流观点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下的大学教材,如古代文选作品选、大学语文,在文章的导读中,仍然用“老谋深算”这样的词汇来评价郑庄公。
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读者认为,这样对郑庄公大加讨伐实在有失公允。首先,共叔段与郑庄公矛盾根源是由姜氏引起。其次,矛盾的激化是由姜氏和段引发的。最后,姜氏和段里应外合发动兵变,导致“郑伯克段于鄢”这场战争的爆发。就整个事件来看,段和姜氏蓄意谋反在先,郑庄公后发制人,一举平定叛乱。郑庄公的做法既维护了自己的君位又维持了郑国的稳定与发展,为他日后称霸消除内患,无论是对于郑庄公还是郑国都是正确的,这正体现了郑庄公的雄才大略。
两种观点仿佛是针锋相对、非此即彼,面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同样的历史事件,是什么导致了古今观点的巨大差异呢?
一、褒贬不一的郑庄公:阴险狠毒与雄才大略
郑庄公是郑国的第三代国君,也是春秋初期政治上最为活跃的君主之一,《左传》对他的记载有:鲁隐公元年“克段于鄢”、鲁隐公二年“周郑交质”、鲁隐公六年“朝王”、“胜陈”,鲁隐公十一年“伐许而戒饬守臣”,鲁桓公五年“败周王之师”。其中,《郑伯克段于鄢》是叙事最详细、人物刻画最成功的一篇,对郑庄公的反面评价也由此而来。文章记载的是郑庄公和他弟弟段之间的一场权利斗争。作者把战争原因一直追溯到姜氏生郑庄公,郑庄公是难产而生,这让姜氏非常害怕,于是讨厌庄公而偏爱段,先是建议武公废长立幼;后又通过请封地为段夺权做铺垫。段到了封地后仰仗姜氏的偏爱贪婪狂妄、目无王法:肆意扩大城墙规模;不断扩展势力范围;最后居然与姜氏里应外合策划兵变。结果被郑庄公一举粉碎,段逃跑到共国;姜氏被软禁到城颍。但是不久庄公就后悔了,在颍考叔的帮助下母子相见、和好如初。这就是“郑伯克段于鄢”的始末。
二、两种评价标准:伦理道德的与政治历史的
《左传》是配合《春秋》的编年体史书,在人物刻画方面基本延续了《春秋》的观点。《春秋》对这一事件的记载非常简单:“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但是这九个字却充分体现了《春秋》“微言大义”的特点,对此《左传》有详细的解释:“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如果说《左传》的表
[收稿日期]2008—09—10
[作者简介]曹丙燕(1977-),女,山东泰安人,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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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还比较含蓄的话,《谷梁传》的解释明确而犀利:“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从中我们看出,从《春秋》到《左传》、《谷梁传》都把批判的矛头更多地指向了郑庄公,段“不弟”在先,庄公“不兄”在后,儒家的评论者为什么单单要对郑庄公如此苛刻呢?吕祖谦的解释是这样的:“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庄公负段,段何负于庄公?且为钩饵以诱鱼者钓也,为陷阱以诱兽者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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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1](段夺权的企图郑庄公在一开始就看明白了,郑庄公作为哥哥不仅没有及时制止段的不义行为,还故意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养其奸纵其欲,直至段打算起兵谋反,庄公又用谋反的罪名将其铲除,所以段不过是那上钩的鱼、落入陷阱的兽,庄公却是阴谋的制造者。“君子诚之为贵”,这种“兵不厌诈”的权术斗争在儒家看来是“不诚”的,是违背道德的,更何况庄公把这种权术用来对付自己的弟弟,更体现了郑庄公的阴险狠毒。所以郑庄公的罪名除了“失教”,更在于他“处心积虑,成于杀也”。后世人对庄公的讨伐也是延续了《左传》和《谷梁传》的观点。在漫长的伦理社会里,儒家的伦理思想在深层的文化意识中把维系伦理社会的一整套观念、价值、心态制度化为国家意识形态,也内化为人的自然情感,变成人的习惯性选择。所以从《春秋》以降的评论者对“郑伯克段于鄢”这场战争的定性是兄弟之间的矛盾斗争而非政治斗争,对郑庄公的定位是段的哥哥而非郑国国君,对郑庄公的评价标准也正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即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观点认为郑庄公是一个反面人物,是因为评论者一直是从封建伦理的角度对郑庄公做出的道德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3]。在这种价值标准之下,古代评论者把对郑庄公的道德评价推向极致,取代了政治评价和历史评价,成为惟一标准。
我们不难看出单纯从封建伦理道德角度来评价郑庄公,并因此完全否定郑庄公是有失公允的。郑庄公与共叔段、姜氏的特殊身份决定,他们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就不
是简单的家庭伦理矛盾,而是一场牵扯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的权利斗争、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郑庄公的身份也不仅仅是儿子和哥哥,他还是郑国国君;庄公与段的矛盾斗争战争爆发,他们准备了22年,这样蓄谋已久的夺权斗争也不是能通过“亲亲之道”就可制止的。段治理京地长达22年,但是最后当他举兵谋反的时候,他的百姓却全都叛变了他,可见段在政治上是极其低能的,但是他一味仰仗姜氏的偏爱,目无王法、贪婪狂妄,对庄公的君位和郑国的稳定构成威胁。除掉段,郑庄公作为一个国君是必然的举措。郑庄公之所以虚伪应对,隐忍了22年,既是他的精明也是他的无奈,如果不彻底除掉段,对于庄公这始终都是一个隐患。因此庄公要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既能一举铲除共叔段,又不会给自己背上不孝不义的罪名。所以祭仲和公子吕几次进谏,庄公都是不温不火,直到段谋反的罪名成立,才认为火候到了,马上下令出兵讨伐,一直把段驱逐出境,彻底铲除段的势力。从历史和政治角度看,郑庄公作为一国之君,铲除段既维护了自己的君位,也维护了郑国的稳定与发展,为当时社会和历史做出了贡献。而且蓄谋22年的内乱能够轻而易举地被平定,正说明了郑庄公的雄才大略。可见今天的读者在评价郑庄公时,是把他定位为一个政治和历史人物,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考查他对当时社会和史历的贡献,所以在今天读者眼里郑庄公又成了一个正面人物。
综上所述,面对同一个郑庄公,面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古代评论者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郑庄公在伦理道德上的不足;今天的评论者聚焦于郑庄公的政治功绩和历史贡献。所以古今评论者的角度不同、标准不同,面对同一个郑庄公、同样的历史事件自然得出了不同结论。毫无疑问,对于郑庄公的政治和历史评价比单一的道德评价更客观更全面。
[参考文献]
[1]吕祖谦.东莱博议[M].北京:中国书店,1986.[2]吴调侯,吴楚材.古文观止[M].北京:中华书局,1963.[3]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