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空间文化经济学论纲

　　内容摘要 一切文化经济的存在都是时间与空间的存在。因时间而使文化经济发展具有时代性，因空间而使文化经济呈现出地域性和文化多样性。文化经济的发展因时间而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因空间而具有文化的比较性和借鉴性。研究文化经济时空结构及其运动变化规律是文化经济学研究与文化经济实践的重要内容。文化经济学研究不仅要超越时间和空间研究文化经济最一般的规律，而且也要研究时间和空间形态下的文化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 　　关键词 时间文化经济学 空间文化经济学 文化经济演化 动力机制 论纲 　　作者 胡惠林，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文化产业评论》（CSSCI）主编。（上海 200240） 　　时间与空间的急剧变动，造成了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的前所未有的恐惧、焦虑、纠结。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便是它的一个突出症候。时间概念和空间效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中国文化产业驱动创新和转型的力量。但是，人们对时间和空间这一基本范畴，在建构我们一切文化经济行为中的关系和价值认知，与其在实践中的积极态度是非对称性的和非均衡发展的。对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构成了文化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时间与空间文化经济学。 　　时间与空间：文化经济存在的一般关系 　　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文化消费行为（尤其是文化娱乐消费）都发生在晚上？为什么人们总是对非自我的东西感到好奇与神秘？为什么越是遥远的文化存在差别越大？这些问题与人关于“白天”与“黑夜”的时间节律相关，与人关于时间的分配相关，或者说，这种关于时间的分配与使用，并用以安排、规范自己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时间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人的物质与精神的生产与消费都是时间的，由此而发生的一切经济行为与结果都属于时间经济学。时间文化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人们的文化生产、消费与时间的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构成中所发生的成本与效率关系：什么样的文化经济时间分配才是最经济的，即在什么样的时间内文化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率差可能是最高的，而交易成本是最低的？ 　　文化是时间的，它以空间方式生产、记忆和存储。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以工具和生产力的进化表现文化的时间性，后来发展为以朝代划分文化生产的年代性，标注着不同朝代在文化生产文明进程中作出的贡献，以及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发展历史阶段创造出的精神现象；再后来发展为时代、时期，人类文化生产的时间节奏加快了，朝代已不足以用来刻划文化生产的进度。这是文化的时间序列，也是人们认识文化演化的思维模式。艺术品经济便在这一思维和认知模式中生成。 　　文化又是空间的，它以时间方式生产、记忆和标注。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良渚文化，尼罗河文化、两河文化、黄河文化，以人的生活和生产地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演变表现文化的空间性，通过对不同空间文化生产在实践上的相似性，来标注文化经济空间发展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后来发展为区域，人类的文化经济行为系统因自然空间的阻隔发展出社会性，地点已不足以用来表达人类文化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延展性，于是空间文化经济被普世化了，成为人们认知文化新的思维模式。再后来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文化经济的空间性由自然阻隔演化为社会阻隔，进而构成制度性的空间文化经济。国家建构了文化经济制度，国际文化贸易便在制度性空间文化经济中生成。 　　文化因时间而具有价值，因空间而具有多样性。多样性即差异性，而差异性则意味着稀缺性，稀缺是价值构成的重要来源。文化因时间而造成其存在的稀缺。文化因空间阻隔而导致交流的困难，文化参照的缺乏使之只能按照自己的想象设计生活和把握世界，于是形成独特的“这一个”。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既包括时间形态的多样性，也包括空间形态的多样性。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多样性都是稀缺的。于是时间与空间在“稀缺”中交汇、融合。这一规律规定了文化经济的价值构成。比如，“原生态”既是对空间价值的肯定，也是对时间价值的赞美。人们选择消费文化的“原生态”，就是选择消费多样性、差异性和稀缺性，同时也是对现代性异化的反抗和躲避。“原生态”也进化，但是按照原生态的路线进化，而不是脱离原来的路线进化。这是文化进化的生物性。进化既表现为对时间的适应性，也表现为对空间的适应性。适者生存，文化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 　　人们恐惧时间，时间的流逝意味着生命的流逝。留住时间的唯一办法就是生产时间，通过生产时间来延长自己的生命长度，于是，便有了关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所有关于时间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进而有了时间文化经济。时间文化经济不只关涉已经消失了的时间的文化再生产，而且也关涉还没有出现的时间的文化生产，所有的科幻作品的生产，都是关于尚未出现的时间的文化生产。人们害怕孤独，因而也恐惧空间，于是在生产时间的同时也生产空间，文化及其产品就是被生产的空间。因此，人便不再孤独，精神有了空间的存在方式，有了另一种生命对象，这就可以使得人的生命得以以现实为中轴线，同时向两个逆向方向延展，构成了一个文化生命的三维空间。人的生命的长度、宽度和厚度，便在这时间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的时间结构中得以建构。于是，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恐惧，即对于生命的恐惧，便在时间与空间的互为建构中被消解。人的生命永恒于时间的文化经济的空间之中和空间的文化经济的时间之中。 　　时间与自然节律相关，而自然节律又与气候运动相关。这就使得时间与气候产生关联性，进而进一步与人们的文化生产与消费选择建立起联系：例如，夏天人们需要避暑，于是气候宜人的地方便成为旅游消费的“大众选择”。可见人们的文化生产与消费选择偏好与因时间而产生的气候发生了关系。人体的“生物钟”，因时间而摆动，从而导致文化生产与消费行为选择的空间转移。于是，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种类的多样性应运而生。时间也进而表现为空间的生成：即新文化产品的出现。这就产生了一个需要我们关注的新的对象性问题，即气候学意义上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症候学”——中国东北地区的大众娱乐形式“二人转”的发生就缘于特殊地区冬寒气候。 　　任何文化经济形态都是以一定的时间为内容，并以一定时间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为存在方式，体现一定的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以文明发展的生产力水平为尺度，文化经济可以表现为农耕文化经济、工业文化经济和信息文化经济三种时间形态。农耕文化经济以手工生产为其主要特征，工业文化经济以大规模机械复制为主要手段，信息文化经济则以数字化虚拟形态为其主要存在形态。以现代化为标准，农耕文化经济可称为前文化经济形态，工业文化经济可称为现代文化经济形态，而信息文化经济则可称之为后现代文化经济形态。 　　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文化经济形态的价值内涵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了不同时间的文化经济形态的现实性差异。这种现实性差异是通过人们的态度和选择来反映出的。农耕文化经济形态由于其比较多的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及其资源，这种历史信息和资源由于时间的稀释而具有稀缺性特征，对于这种稀缺性的文化消费就成为一种崇高和高贵的消费行为。因此，保护、开发和利用便成为农耕文化经济的重要命题。工业文化经济与信息文化经济则相反，由于工业文化经济和信息文化经济的实现程度，直接表现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文化经济实现的现代化程度，以及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的程度，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和发展工业文化经济和信息文化经济，便成为工业文化经济与信息文化经济的重要命题。例如，大力发展动漫文化经济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 　　人们在时间与空间中生产，同时也生产时间与空间，并且以时间与空间为尺度，对被生产出来的时间和空间加以区分，用以记录和度量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于是便有了“史前史”、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划分；有了种种关于空间的划分，如岛屿、陆地、海洋、山脉等等，进而有了领土、疆域和国家。通过时间与空间的生产与划分，建立起了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并且把这种关系在文化的经济活动和结果中表现出来。于是，所有的文化产品，不仅有年代，还有产地，根据年代和产地，人们建构了时间和空间的文化经济关系，进而一切文化产品便有了价值，尽管这种价值的差异性较大。然而恰恰是这种差异性，建构了时间与空间文化经济学的合理性。以上所有的划分，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时间与空间的再生产。 　　时间与空间：文化经济的价值性 　　文化的价值是多样的。对某个人有价值的文化，对他人可能是无价值的。这规定了文化价值观构成的多样性。文化价值的存在是人的发现与认知的结果。文化的时间长度与文化价值的高低并不构成正相关关系。这就是价值形态与工具形态的背反：价值形态因时间而递增，工具形态因时间而递减；越是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文化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投资价值递减（例如唱片经济）；越是较少依赖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文化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投资价值递增（例如艺术品和古董）。文化价值形态运行的时间性与文化工具形态的时间性呈现出背反性运动关系。艺术品经济是最典型的时间决定价值的经济。年代在艺术品价值构成中具有重要意义，是价格形成的依据。 　　不同时间的文化经济形态由于其价值显现的差异，在其现实生命的存在形态和存在过程中，获得的主体性态度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技术的先进性与历史的丰富性呈现出逆运动特征。具体表现在某一文化产品上，一件当代的精美瓷器，绝对无法与一件粗糙的上古彩陶相提并论。原因就在于，一件上古彩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与价值含量是一件当代瓷器所无法比拟的。人们在消费（观赏）上古彩陶所获得的精神满足和愉悦，与消费当代艺术瓷器的一个最大区别，就在于是消费历史还是消费现实，是消费和拥有稀缺还是消费和拥有富裕。历史越久远，资源和信息越稀缺，价值量越大，物品因为时间而被赋予价值。 　　一般的物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它的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而文化产品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得以增值——艺术品因时间而增值、图书因时间而获得“版本”价值。一件艺术品倘若获得价值增值，不是因为它的物质性，而是因为它的历史性。例如一只明代寻常的瓷碗，因为其是“明代的”而使之成为“古董”。“明代”作为一个特殊的时间符号改变了一只普通的生活用具的性质——不再是用来吃饭的器具，而成为收藏或投资的对象和衡量一件物品文化价值的标准。价值形态——使用价值——的变化会导致价值量构成的变化。 　　在人类所有的劳动和生产活动的成果形态中，只有文化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价值，而一般的物质载体形式只有当它承载着特殊的时间文化信息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人类文化遗址的价值并不在于这一片土地作为一种世间存在本身，而是在于这一片土地曾经是什么和其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所谓“大遗址保护”并不是保护这片土地，而是保护这片土地上的“曾经”对于今天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价值。越是“唯一性”的东西，它所承载的时间信息容量越大，价值越高。“物以稀为贵”是一条文化经济的铁律。所谓“绝版”、“孤品”、“孤本”等等，均反映出这一规律。 　　时间具有风险性。文化产品的生产周期的长短与文化产品价值大小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不确定导致了文化经济的风险性：文化产品生产周期越长潜在风险越大，亦即文化投资周期越长风险越大。投资周期的长短一般来说与收益成反比例关系：周期越长，成本回收时间越长，收益越慢；周期越短，成本回收时间越短，收益越快。因此，文化产品投资的成本与时间长度的评估在文化经济发展中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时间的流淌，文化信息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耗散、流失、湮灭，进而造成文化产品的稀缺，成为文化遗产、遗址、遗存。这些被称之为文化遗产、遗址和遗存的对象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们保留了过往时代人们生活信息的记载和印迹，且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这里都成为“文化的”，成为“我”“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的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证”，因而成为今天人们认识其来历的依据。人们去这些地方“观光旅游”，就是因为它们有价值，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经济行为，以及经济收益也就成为能够用来衡量它们的价值指标。即使是那些仿古的文化经济，也都属于时间文化经济，是过去对于今天的价值，是今天对过往时间的一种再营造和再表达。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因为稀缺而有价值，“遗产”价值的大小和“遗产”与人们现实生活关系（精神生活）的距离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遗产，但是，它与物质文化遗产在人们生活中的“价值”之间表现为非对称性：人们竞争“申遗”，不是为了“遗产”，而是为了遗产的经济价值。那些不能带来经济价值的遗产，即便是世界与人类的，因其不能规模化变现而难以产生“经济”。中国的昆曲就是典型，只能靠政府补贴，社会没有“投资的冲动”；但同样是“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山西平遥和万里长城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这似乎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宿命”。 　　人类创造时间，但是空间有限。人们不可能把在时间中创造的一切都保留下来。于是，人类便发明了博物馆——时间的空间存储器。时间既在这里流淌，又在这里凝固。人们既可以在时间中徜徉，又可以在特定的空间中驻足，在凝固的时间中理解、认识、感悟和把握在这时间中所包容的巨大空间。 　　博物馆是存储时间的。博物馆的功能是把流逝中的文化和文明形态载体，借助于一种空间形式永久保留下来，并且展示给人们看，帮助人们认识历史、认识自我，并且以这种方式表达一种对于消逝了的时间的一种态度，进而通过这种态度的交流实现在同一个空间里的沟通，建立起对在不同时间建立起来的文明和创造出来的文化的尊敬和景仰。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是不能仅仅用博物馆的门票收入或者是博物馆藏品的复制品的销售收入来衡量的，尽管它们也都是一种时间经济学的体现方式——博物馆经济。但是，作为一种时间的经济学的实现价值和实现方式，博物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对在过往时间中的人类创造文明所曾达到高度的认识，并且通过这种认识改变了自己的文明观和历史观，进而改变了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交往理念、交往方式和交往机制——制度和政策。交往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机制，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它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而所有这一切，恰恰是博物馆——人类时间的存储器创造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国家和城市博物馆的发达程度是一个国家和城市文明发达程度的标识，也是一个国家和城市创造力程度的广度和深度的标识。很难理解，在今天，一个没有博物馆的国家和城市会有文化和文明的创造力，会有发达的物质生产和经济的繁荣。 　　文化产业园区正是一种新博物馆形态——一种开放的、在时间建造的空间中留住时间、再造空间的时间与空间博物馆。一般意义上的博物馆可以和这个城市——它所在的空间完全没有关系，而文化产业园区则一定是这个城市时间和空间生命存在的必然表达。城市文化和城市文明以及它的新生命形态：创意产业——在过去的时间留下的空间中再生产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包括这个城市本身，从而使之成为这个城市今天对于过去的时间态度和空间再造能力的表达。这是一种新城市博物馆的生产，也是一种新博物馆的文化生产。正是文明和文化的进步与演化，总是不断地更新着博物馆的形态以及人关于博物馆的生产。 　　空间（地理与非地理）文化经济的意义 　　一切文化经济都是空间文化经济。所有的文化经济行为，无论是文化生产还是文化消费和文化流通，都只有在一定的空间形态里才是可能的，因而也只能在空间中产生。即便是虚拟文化经济，也是如此。文化经济存在的空间形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地理空间是有形空间，即以物理为标志的空间，有着明确的文化经济的行为地理标志，如好莱坞、百老汇等；文化空间属于无形空间，以文化产品的形式超越文化经济行为的地理约束，例如：出版经济、演出经济等。 　　文化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的综合——水平不仅在不同的时间里表现出差异性，而且在相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里也会表现出差异性。造成这种文化生产水平空间差异的原因是文化生产力水平运动与空间结构之间的梯度级差。城乡之间构成梯度级差，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也会构成文化生产力水平运动的梯度级差。这在中国文化生产力水平构成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当上海、北京、杭州、广东已经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第二次现代化”发展阶段的时候，中国广大的西部地区还承载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现代化程度，决定了文化生产力水平在空间形态上的梯度级差。在中国由东向西，总体文化生产发展水平的空间运动结构呈现出逐层递减的态势，即东部发达而西部低下，中部地区构成了一个过渡带，兼有两个空间的特点。国土空间的广延度和国土空间形态构成的复杂度——地形、地貌、环境和气候，都会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生产的发展水平，进而影响文化经济的成熟与发展水平。文化产品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由一个国家国土空间规模和复杂性决定的。一个空间过于狭小的国家很难产生差异性跨度极大的文化形态。 　　处在文化生产力不同精神高度是构成文化生产力空间梯度级差中最关键的级差。所谓话语权，反映和表达的就是这种级差。一般来说，拥有话语权的精神文化生产主体处在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端，而受制于这种话语权的处在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端。由此而产生的空间文化经济价值，往往由拥有话语权的一方决定。 　　文化生产的空间性、文化消费的空间性和文化流通的空间性，构成了文化经济空间形态的主要特点。文化生产的空间性是指所有的文化生产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空间里进行和在一定的空间里完成的。不同空间的文化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一定空间文化生产的供给能力和文化影响力。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文化消费空间和文化流通空间的非对称性。文化消费的空间性是指一定的文化消费行为只能在一定的空间里发生、进行和实现，空间条件的象限性程度规定了在这一空间文化消费满足的可实现程度，进而制约了该空间文化消费经济的规模化程度及其对该空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文化流通的空间性是指文化商品在不同空间的运动和流动。流通是因为交换和制造交换而发生和进行的。文化商品在不同空间流通的速度和容量，决定了一定空间文化经济繁荣和发达的程度。一般来说，文化商品流通速度越快和流通容量越大的地方文化经济越发达和繁荣，反之则反。这是因为它不仅一般地反映了该空间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能力，而且还反映了该空间的文化服务能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商品的集散能力。 　　文化资源的丰腴度和文化市场发展的成熟度决定了文化生产、消费和流通的空间形态的丰腴度。城市和城镇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经济空间运动的主要承载形态，正是由上述两个最重要的指标决定的。文化资源不仅是指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总人口构成中的“文化人口”所占的比例，尤其是“创新型”——包括生产与消费——文化人口的构成比例。纽约、东京、伦敦、巴黎之所以被认为是世界文化中心城市，就在于它们巨大的文化生产、消费和流通能力。文化生产与消费能力是一种文化资源。由于这种能力所产生和形成的集聚效应，往往超过了空间存在形态本身，而具有全球性。有研究表明，全球85%的文化消费产品来自这四大城市。 　　文化价值形态也具有空间性。同一种文化商品在不同的空间会因为消费对象的变化，而出现价值形态的转移现象。例如，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并不具有价值或并不具有显著价值的艺术品，会在异地或异国得到较高、甚至很高的价值体现。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流转成本的增加之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文化商品在异地和异国的稀缺性。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艺术品的流通过程中，而且也表现在舞台表演艺术的市场行为中。存在空间的转移构成了对一种文化商品稀缺性的需求的紧张，有效需求供给不足，从而导致文化商品的增值。 　　文化经济存在的空间形态依据不同生产、流通与市场方式可以划分为城乡文化经济、国别文化经济（国际文化贸易）、区域文化经济（国际文化经济）和全球文化经济。 　　城乡文化经济是以文化生产方式来划分的。一般来说，农村文化经济以传统的手工业为主要存在形态，城市文化经济则以大规模机械复制为主要生产形态。农村文化经济是指以农村文化市场为空间存在形态的文化商品生产、消费与流通的文化经济行为系统。农民是生产和消费主体。城市文化经济则是指以城市文化市场为空间存在形态的文化商品的生产、消费与流通的文化经济运行系统。市民阶层是生产和消费主体。城市文化经济以先锋性为主要特征，而农村文化经济则以保守性为主要特征。因此，农村文化经济的形态和元素变化比较缓慢，而城市文化经济形态则变化迅速，从而成为主导文化发展、演化的引擎。自从出现了城市文化经济形态之后，农村文化经济的变化和发展一般是受城市文化经济制约的。因为，城市代表了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和生产力形态。由于农村在实践上是城市文化资源的涵养地和市场拓展的战略空间，因此，农村文化经济状况的变化也会导致城市文化经济形态的变化和转移。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农村文化经济的发展显得尤其重要。这种空间形态上的文化分工，实际上还是一个时间发展的结果，是在文明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演化而来的。这种城乡文化经济分工由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分工的转变，其互相融合的趋势也越来越鲜明。尤其是乡村经济的日益现代化和融入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需求，城市文化经济的转移和乡村文化经济对城市文化经济发展的补充，以及创意产业的发展，传统的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乡村文化经济在“文化创意产业潮”中被重新发现，从而使之具有某种后现代文化经济的意味。相反原有的城市文化经济形态在全球化进程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开始了空间生产的再造，网络文化经济正日益成为城市文化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 　　国别文化经济是以主权国家为空间形态形成的文化经济形态。在国别文化经济构成过程中，国家文化经济的资源禀赋要素，往往直接构成了一个国家文化经济的比较优势及其空间结构。由于国别文化经济在文化经济形态上集中表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因此，国别文化经济空间结构的构成必然要受到一个国家文化制度的制约和约束。一个国家文化经济领域的市场准入开放性程度，就是这个国家文化经济主权形态的表现和反映。然而，由于文化经济是财富增长和积聚的重要形态与来源之一，在一个国家的财富构成形态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不断扩大本国文化经济在国际文化经济构成中的比例，就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在文化经济领域的重要竞争内容。其中，国际文化贸易则是其最主要的竞争形态和竞争方式。国际文化贸易是空间文化经济学最主要的存在方式。 　　区域文化经济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指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单独关税区，以及由相邻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具有鲜明互补性的地区文化经济空间形态。前者如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后者如东南亚、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另一个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不同地区所形成的具有鲜明经济互补性特征的文化经济空间形态，例如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就是这样的典型的区域文化经济空间形态。区域文化经济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是一种由特殊历史形成的制度形态建构的，东南亚、北美自由贸易区则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共同体，而我国内地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文化经济构成则与地缘文化直接关联，前者属于吴越文化，后者属于岭南文化。共同的文化形成了共同的政治经济纽带，从而使他们的文化经济具有鲜明的共同市场特征。 　　全球文化经济是全球化意义上的空间文化经济概念。它所表达的就是相对于国别文化经济而言的，超越于国家的文化经济存在的空间形态，表现为全球文化经济的无障碍流通。这一类文化经济形态往往以跨国文化经济集团这一特殊的文化经济组织的世界文化经济网络为典型。当然，它还包括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形态，由全球经济各单独关税区为单位所组成的全球文化经济系统。 　　文化空间与空间文化是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概念。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用来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形态与样式。文化空间就其自然属性来说，必须是一个独立自在的文化场，即具有一定的物理、地理空间或场所。而空间文化则表明在一定的物理和地理构成的场所内，所构成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质。地方戏曲包括一切地方性文化就是属于一种空间文化，是因不同的空间以及在这种空间中关于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及其条件而产生的不同的表现方式和表达方式。城乡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空间，也是一种空间文化。在不同的空间文化中，人们所生产的文化空间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在不同的空间文化中，人们完全可以生产相同的文化空间。当被生产出来的文化空间发展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场所的时候，这种文化空间也就演变成人们的一种空间文化。城市和乡村的不同文化表达之所以能够获得彼此的文化消费，其原因就在于此。因此，空间文化经济同时还包含着生产文化空间的经济学价值和意义。一旦这种文化空间被生产出来并被转化成人们的生活方式即空间文化，那么它所产生的文化经济价值将是极其巨大的。这就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价值。 　　空间文化经济学更关注空间文化生产力的运动，及其空间文化生产关系的演变。空间文化经济研究不仅要关注资源在有形文化空间——区位——配置中的问题，而且还要关注资源在无形文化空间——不同文化经济空间——配置中的问题，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压缩与膨胀：时空文化经济演化的动力机制 　　空间因压缩而膨胀，时间也是如此。人们生产了时间，造就了空间，建立了时空秩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推动时空转向和时空压缩。时空压缩是时空膨胀的结果。没有时空膨胀就没有时空压缩。时空转向实际上是人自己的时空转向，是人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改变。时空压缩和时空转向不是后现代性的状况与特征，而是人与时空的一个基本关系。这个基本关系自从人类社会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产生了。人类社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生产时间和造就空间，建立时空关系，并且不断演化、丰富和发展。无论是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还是古华夏文明，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其实所有这些文明之谜，就是不同时空所造就的人与时空的关系在今天的不可认知。今天的时空观当然也就无法破解昨天的文明之谜。今天的人们为什么再也不能生产出昨天的那些被称之为无与伦比、不可思议的文化产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的时空观的差异。问题是，时空转向了，人们还是用过去衡量今天，用今天对待过去，人们时空价值观转向的程度成为衡量文化产品价值的度量衡。这就是时间与空间文化经济学：关于文化经济的度量衡。 　　时空文化经济的形成与演化主要有三种表现形态：自然生成、社会生成、国家生成。 　　第一，“自然生成”。这是时空文化经济生成的初始动力，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不同空间文化生产及其产品形态、产业结构的差异性是由时间生产的。今天的某些文化产业集群或集聚区，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偶然性”，不少的“创意产业园区”最初的出现和形成与人的创造性冲动没有本质的区别：内生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是生物性的。文化的生物性内生地建构了文化经济的生物性：需求冲动。 　　第二，“社会生成”。这是时空文化经济生产的二次动力，主要表现为社会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进程中的社会文化经济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转型，是指在某种文化产业集聚的雏形已经出现，并且确实代表了某种发展趋势以及具有鲜明的成长性的时候，价值和财富实现的欲望趋同性驱使人的社会行为的生成，于是出现文化产品生产的趋同性和文化经济的规模性，市场便开始通过价值和价格引导、鼓励和配置文化产品的商品生产，从而使之发展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资本，形成文化资本的时间和空间。 　　第三，“国家生成”。它直接由政府通过制定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在积极主动的扶持下得以生成起来。2006～2008年间在中国各地诞生的为数众多的动漫产业基地和园区就属于这一类。创意产业的初始发生，是艺术家对于被遗弃了的厂房和仓库空间功能的借用，这一借用在无意中重建了人们对旧厂房、旧仓库等工业文明遗产的认知，并且创造性地重构了在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进程中，如何建立对工业文明遗产重新审视基础上的新文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于是“创意产业”作为国家政策被英国政府发现了。对于中国来说，用这一政策重建工业文明的城市功能空间，在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又焕发城市空间的文化活力，便成为中国国家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由此，“文化产业园区”便成为国家文化政策一种空间建构、空间表达和空间实现。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生产“集聚”由“自然生成”而发展成为“集群”的“国家生成”，政府是决定正式制度的主体。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空间构造，体现的是国家文化权力和意志。 　　不同时空造就了文化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成本与收益。时间性与空间性是构成交易的重要条件。所谓距离产生成本，时间体现价值，就是指这种文化经济的时间与空间性。表现在文化经济领域里就是可交易的文化商品的移动成本与可收益之间的大小关系，这里包括文化商品的关税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贸易成本。国际商业演出成本和电影贸易成本是不一样的。版权经济可以说是最大的空间文化经济，但是在时间上是同时产生两个发展方向完全不同的时间经济，而且是无形文化经济。 　　时空压缩实现时空交换与时空膨胀。时间消灭空间产生时空压缩。压缩导致剩余时空的产生和新的时空的膨胀。空间文化资源因时间的改变而成为文化消费对象，遥远的人类留下的成果，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具有永久的未知魅力，而正是对于这种未知领域的好奇性求解，使之成为今天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对象。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一个方面被压缩了，另一个方面被扩张了。产业升级，工业老化，时空被资本压缩，但文化得到扩张。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不仅形成了新的文化经济形态，而且成为拯救工业文明的新时空力量。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新文化经济形态恢复和重建了时间和空间。它不仅留住了往日的时间，而且再造了往日的空间。时空错位和时空交融在时空膨胀中完成，文化经济因而具有其他经济没有的时空魅力。 　　时间和空间都是空间文化经济演化的动力机制。内涵的时空性——表征的时空性；核心的时空性——外围（边缘）的时空性；上游的时空性——下游时空性。这三对关系是空间文化经济演化的基本动力范畴。它们既是时空演化最重要的特性，同时也是不同时空范畴所构成的时空运动的矛盾关系，又使得其间充满着不断对抗的张力，推动着它们之间的运动与转化。时空压缩与时空膨胀共同构成了文化经济运动的结构形态。时空文化经济结构的运动状态取决于时间与空间这两个动力源的作用力的大小，并且都会对时空文化经济结构的内部构造和外部特征造成差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对时间的空间再生产和对空间的时间再生产：留住了时间——城市记忆，再造了空间——功能再造，进而再生产时间——当下、现代性。空间有限而时间无限。空间的有限性必然给时间的无限的留存性带来再造性，为自己再生产空间，进而再生产新的时间和空间文化经济学。 　　文化经济空间集聚的动力机制不同于一般空间经济集聚动力模式。一般空间经济集聚模式的形成体现为生产、运输成本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性距离，区位优势很重要；文化经济集聚也讲区位优势，但是，文化经济的集聚形态更加注重文化产品的唯一性、独特性和文化市场消费人群的空间构成。比如，同样是大城市，在20世纪30、40年代，上海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无论是出版经济、电影经济、娱乐经济、演出经济等等，其文化经济空间集聚程度都是近在咫尺的南京所无法比拟的，北京更是不能望其项背。 　　就一般企业而言，同一类企业集聚，可以通过分享重大基础设施“摊薄”成本；同一类技术工人集聚，有利于激励创新和技能传播，扎堆的下游企业容易和上游的供应商讨价还价，文化经济空间集聚的特点并不在于其同一性，而在其多样性，能够满足不同人群文化消费多样性的需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与南京和北京的一个最大差别，就在于它是一个移民城市。城市居民人口的多样性和流动人口的丰富性，以及作为移民城市的开放性，使得它能够比南京和北京这样的本土性城市更能够生成多样性的文化消费需求。多样性的文化消费需求需要多元化的文化生产经济，这就造成了巨大的空间吸纳机制，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文化产品生产商和供应商带着不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服务集聚上海，从而使得不同文化经济形态的文化产品生产机制和服务机制得以形成。 　　巨大的市场需求形成巨大的市场吸纳能力，巨大的市场吸纳能力又生产了新的巨大的市场消费能力，市场集聚始终处在一个不断被压缩又不断膨胀的过程之中。文化消费吸纳能力不仅在集聚中迅速扩大文化经济的生产能力，而且由于其不断提供多样性的文化消费产品，还带来了对非文化经济体的吸引能力：巨大的文化市场提供了一般实体经济交易空间所无法提供的市场信息和人际传播建构。 　　任何文化经济形态的划分都是相对的。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即便在同一国家内部，文化经济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也不是整齐划一，也没有绝对的同步进入更高一级的文化经济发展阶段。更多的情况是不同形态的文化经济形态同时并存于相同的时间与空间中，从而使得文化经济存在形态呈现出多元网状结构：时空交叉共存、实体虚拟互补和内外多元同构。 　　第一，“时空交叉共存”。为什么那些被废弃了的仓库、厂房、码头，总是由艺术家首先进驻？空间的开阔、租金的低廉当然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然而，更重要的是，在那些透露着历史信息的空间形态里，有着艺术创作所必不可少的“时间素材”，艺术家在与往日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和寻找关于今日的表达。想象和联想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中才是可能的。艺术创作的灵感只能诞生在时间和空间的伟大的舞步之中。艺术家们在创意产业园区的往日的空间形态中从事今天的文化经济行为，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与交流中，碰撞艺术创造和文化构思的火花，寻找生命体验的灵感。时空文化经济正是一种集约化经济和能量经济形态。文化产业集聚最大限度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接受市场能量集聚效应的放大和转移，通过“借景”而扩大自己的能量经济和增值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商铺“扎堆”的地方，不仅没有因为“同行”太多造成恶性竞争而衰落，而是由于“马太效应”的作用经久不衰。 　　第二，“实体虚拟互补”。文化经济属于虚拟经济范畴，网络文化经济是其最典型的形态。然而，早在文化经济的萌芽时期，通过有形商品形式实现无形价值交换，并由此凸现文化经济作为虚拟经济存在的全部合理性，就成为文化经济行为的主要方式。“买椟还珠”实现的是文化和审美价值的交换。实物载体所承载的是精神内容，这是实现交换的原因。大量文物拍卖与交易，都是以物理性存在方式作为前提的。版权交易的出现以法律的形式界定了文化经济作为虚拟经济的本质。作为实体文化经济的存在的最主要的形态，就是以文化用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制造业。例如，钢琴等所有乐器的生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行业的系统。它们具有和其他实体经济形态相一致的生命运动方式。但是，它们却有着与其他实体经济形态不一样的功能，即服从和服务于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需求。 　　第三，“内外多元同构”。外部空间文化经济和内部空间文化经济建构了空间文化经济最基本的图形关系。外部空间文化经济表现为文化经济的物理形态，反映的是不同文化经济形态之间的比例关系；内部空间文化经济表现为文化经济的社会形态，反映的是同一文化经济形态中不同经济成分构成之间的比例关系。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革命性成果，就是重新建构了中国文化经济的空间形态和空间秩序，从而使中国文化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获得了新的能量经济形态。 　　总之，时间文化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时间的历史化过程中文化经济价值运动变化规律的科学。空间文化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在空间（地理）的社会化过程中，文化经济价值载体形态运动变化规律的科学。空间文化经济学既表现在外部空间形态中，也表现在内部空间形态中。外部空间主要表现为文化经济的外在空间关系，以一定的物理参照系为坐标；内部空间则主要表现为不同文化经济形态的内部关系构成。例如，出版经济和电影经济即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经济形态，同时又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区别只是它们的不同的价值生产方式和市场形态，而不在它们的外部性。时空文化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形态中文化经济运行的规律、相同的时间与空间形态中文化经济运行的规律、相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中文化经济运行的规律，以及在相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中文化经济运行的规律，这四个方面构成时空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四个向度。 　　编辑 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