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吹得报人醉,总把新桃换旧符

　　“互联网思维”，不就是“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供给部”的再现么？ 　　新理论、新概念满天飞，大概是所谓转型社会的突出特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理论、新概念大都难逃“各领风骚三五月”的命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不好的。“新”往往被视为站在前进、正确一边，“旧”往往被视为站在落后、错误一边。这种唯新的进化论、发展观，这种左的幼稚病，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曾深受其害，并仍受其害。 　　理论、手段、技术等等，永远是为目的目标服务的，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有用”。实践是唯一的检验标准。只要“有用”，旧的也是对的。 　　具体到新闻传媒领域，唯新的进化论、发展观也很明显。新风吹得报人醉，总把新桃换旧符。唯新是从，唯网是从，不谈“互联网思维”不谈“新媒体”，就好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谈也无妨，不谈也不对，只是，倘若沉迷于谈，甚或以谈代行、以谈当行，旧的谈丢了，新的谈不来，结果是尴尬如掰棒子的那东西，惶惶如丧家的那东西。 　　创新，必须的;与时俱进，必须的，但总得有个目的目标在。有个目的目标，理论、手段、技术，不论新旧，皆可为我所用;否则，就会本末倒置，被其所役。 　　譬如“互联网思维”，根子或者说目的不是为互联网而互联网，而是赢得群众（用户），打赢“群众（用户）争夺战”。运用“互联网思维”，就是树立并运用群众（用户）至上理念，就是考虑如何从群众（用户）中来，到群众（用户）中去，更好地为群众（用户）服务。 　　“互联网思维”的精髓，其实就是群众路线。列宁说的“和群众在一起”，毛泽东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习仲勋说的“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与今天的“互联网思维”实质是互联互通的。 　　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是根据地巩固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关于这一点，当年聂荣臻与到晋察冀边区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对话时有所说明。他说：部队需要大批公粮，需要好多仓库储存，可是，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大仓库，就是建起来，敌人一来扫荡，全成敌人的了！部队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那么多的粮食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问题。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储存在每个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供给部，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创造。（孙成尧，《北京日报》，2015年2月2日）“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供给部”，越咂摸越有味。“互联网思维”，不就是“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供给部”的再现么？ 　　如今问题来了，为什么不断接受群众路线教育、天天强调“不能脱离群众”的媒体工作者，反倒不如那些网站更贴近群众？仅仅是技不如人么？技术决定论者，忘记了当年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大炮的历史，忘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何况，互联网技术，他用得我也用得，没人不让用啊。 　　除了技术，困扰媒体发展的另一大因素就是“资本”。媒体无不渴望资本的青睐，吸金越多越好。可是，当“媒体的逻辑”在“资本的逻辑”面前越来越低眉顺眼时，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开始感觉不对劲儿：媒体的根不是话语权么，怎么落得有话无权了？媒体不是舆论引导者么，怎么被资本引着走了？说好的责任与担当呢？与资本相处，就像与魔鬼共舞。在与魔鬼打交道中实现责任与担当，显然，我们的媒体还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根本自觉。 　　问题的根子，可能就是谈技术谈资本多了，谈群众谈服务少了;离金主近了，离民主（群众）远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各行各业，概莫能外。《吕氏春秋》里专门有“用众”、“顺民”、“用民”等章节，里面讲“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假人者遂有天下”，“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里面甚至还很统一战线、很互联网思维地讲“用民”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习大大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此言不虚啊。 　　聂荣臻在回忆录里说，抗日战争中，“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这句话，对于今天在媒体竞争中惶惶不安的媒体人，不乏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