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暨纪念“兴城会议”30周年高峰论坛
主题报告
演讲人：居其宏（河南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南京艺术学院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人：杨燕迪（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西方音乐史学会会长，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副会长等）时间和地点：2016年11月25日（下午），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学术报告厅。（续）以今日视野看“兴城会议”
“兴城会议”距今已30年矣。以今日之视野回望30年之前的“兴城会议”，它在我国当代音乐史上究竟给我们留下怎样的遗产和启迪？
一、大批有朝气、敢担当的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脱颖而出参加“兴城会议”的大多数代表，经过30年来的人生历练和学术磨砺，后来均逐渐成长为我国音乐学各学科的领军人物或著名学者。例如：音乐美学方向的王宁一、李曙明、韩锺恩和汪申申；民族音乐学方向的沈洽、周吉、乔建中、伍国栋、杜亚雄和萧梅；西方音乐史方向的蔡良玉、杨燕迪和王晡；中国古代音乐史方向的吴文光；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方向的张静蔚、梁茂春和魏廷格；作曲及作曲技术理论方向的李西安、王安国、杨通八、瞿小松、赵晓生和彭志敏；音乐批评方向的罗艺峰；音乐社会学方向的曾遂今；流行音乐研究方向的金兆钧；音乐编辑学方向的缪也、张弦、于庆新和方萌，等等。这些学者，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春雨沐浴下意气风发、勇于担当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代，在各自所从事的科研、教学、创作和编辑工作中，为我国音乐理论、音乐艺术的健康发展和后继人才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新时期中国乐坛“历史反思时代”承前启后的标志“兴城会议”前，有19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到1985年底《中国音乐学》开辟“回顾与思考”专栏以及随后《人民音乐》开辟“回顾与反思”专栏，发表大量历史反思文论；“兴城会议”后，除《中国音乐学》《人民音乐》继续发表反思文论外，《音乐研究》及其他学术期刊也相继发表了大量历史反思文论。这场“历史反思”涉及的领域，几乎涵盖了我国音乐艺术的方方面面，若论其广度、高度和深度，均超过了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三、为新时期中国乐坛的思潮论争开启多元争锋时代由“兴城会议”率先提出并延续下来的论辩有很多，但就其规模、深度和影响及其持论的多元和碰撞激烈程度而言，主要是以下几场论辩：
1.关于“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论辩在“兴城会议”上，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并不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领域。其原因是参会的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对这两股音乐潮流已有高度共识，并在会前会后为这两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当时赵沨提出之“两个怪胎”说、李业道之“两个冲击波”说、吕骥之“不走正道”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音乐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运动中，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被上纲到“颠覆反颠覆、渗透反渗透、演变反演变”进行严厉批判，再次处于思潮争鸣的风口浪尖；即便在如此严峻的气氛下，仍有一批持不同观念的音乐家公开与之据理力争。
2.“音乐价值相对论”与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论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兴城会议”展开的争论是第一回合的话，此后音乐学界围绕这一命题的争论经历了如下几个回合：
第二回合——《年鉴》讨论会1990年12月，《中国音乐年鉴》编辑部以“中西关系的元约定可靠与否，现约定健康与否”为题举行讨论会，论题集中在对百余年来中西关系的检讨与反思上，与会学者各抒己见，提出一些相异或相左的观点，但不同意见均在阐发各自观点阶段，彼此间并未展开正面接触；各方的立论和分歧，从整体看也未超出“兴城会议”已经显露出的范围。这场讨论会的发言均以短论形式发表于《黄钟》1991年第1期上。
第三回合——“‘U’字之路”及“主体性危机”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沈洽为代表的一批民族音乐学家纷纷发表论文，以“音乐价值相对论”为主要理论武器，以“欧洲中心论”为主要攻击目标，对20世纪中国新音乐的创作、表演、教育、理论研究诸领域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反思，并对其中存在的所谓“全盘西化”问题、“后殖民主义”问题提出了措词严厉的批评。这些代表性文论有：沈洽《二十世纪国乐思想的“U”字之路》（《音乐研究》1994年第2期）；王耀华《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之得失》（《音乐研究》1994年第3期）；管建华《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的思考》（《音乐研究》1995年第4期）和《解开殖民与后殖民的“死结”，走向文化平等的音乐对话》（《中国音乐》1997年第3期）。
第四回合——《中国新音乐史论》香港学者刘靖之在他的著作《中国新音乐史论》[1]中，将整个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称之为“全面西化”的，并把这个过程概括为“抄袭、模仿、移植”——这就是后来备受大陆音乐学界诘难的所谓“三阶段论”的由来。该书出版之后，在大陆学者中间引起不同凡响和争论。这种争论起先在两次关于该书的出版座谈会上初露端倪，后来相继见诸于公开出版物。
第五回合——学界联合专题座谈由于这场争论的许多重大命题牵涉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历史评价及其在21世纪的战略走向，事关大局，故而引起音乐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自1990年代中期起，一些研究机构、教学单位和学术刊物，纷纷召开以“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为主题的讨论会，希望能够以文会友，为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者提供一个当面交流与现场对话的学术平台，以改善单纯背对背“打笔仗”的局面。其中1995年2月广州召开的“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提出“以中华音乐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口号，认为在20世纪中国音乐教育中，“欧洲中心论”占主导地位，作为“母语”的中华音乐文化受到不应有的排斥，导致“母语”的失落。
第六回合——《中国民族乐理》1995年10月，杜亚雄的《中国民族基本乐理》[2]一书作为教材正式出版。该书提出：20世纪中国音乐教育走的是一条以欧洲理论为理论、欧洲标准为标准的“全盘西化”之路，因而必须创建一套不同于西方乐理的中国音乐基本理论体系。1999年，旅美中国学者周勤如发表《研究中国音乐基本理论需要科学态度》[3]一文，对杜亚雄这本教材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提出了全面的措词激烈的批评，特别是对书中关于中西音乐所持的某些极端化理念和做法的学理性批评尤为严厉。周勤如文章发表后，一些同行对其观点持赞同与反对态度者几乎旗鼓相当且同样强烈。
第七回合——“向西方乞灵”说一直从事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研究和教学的蔡仲德，对20世纪中国音乐关于中西关系的处理有其别出心裁的独特见解。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出“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4]之说，按照作者自己的解释，此说的核心还是在“求西方音乐之道”：寻求音乐之道，寻求音乐的根本精神，“求道”的目的是夺回音乐的独立生命，使之由礼的附庸变为人的灵魂的语言。
此文立论的主要依据有二：（1）中国音乐历来是“礼的附庸”；（2）西方音乐则是具有独立生命的“人的灵魂的语言”。故此要“向西方乞灵”。此文发表后，在音乐界引起轩然大波，触发了激烈争论。
3.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论辩“重写音乐史”命题虽然迟至1988年由戴鹏海先生率先明确提出，但其题中应有之义却在“兴城会议”前后即已露出端倪——从《中国音乐学》1985年创刊号在“回顾与思考”专栏发表陈聆群《反思求索，再事开拓》到《人民音乐》正式开辟“回顾与反思”专栏，以及“兴城会议”上许多代表的论文和发言，都不同程度地涉及“重写音乐史”命题。毫无疑问，戴鹏海文章发表后，在音乐学界引起剧烈论辩。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美学观为指导，写出一部史料真实全面、评价公正客观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留给当代、教给学生，是这场争论的核心主题。以上这几场论辩，在我国音乐学界开启了改革开放语境下平等对话、多元争锋的时代。
四、为《当代中国音乐》的编写夯实史观和史料基础“兴城会议”及其前后围绕中国当代音乐的紧迫问题、回顾与反思、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音乐批评、观念更新、重写音乐史等问题上的讨论和争鸣，使得笼罩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人物、争论、作品上的种种迷雾得以廓清，某些错误的成说、结论和史料得以纠正，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和美学观在中国当代音乐史领域的指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完全可以这样说：鉴于《当代中国音乐》的绝大多数编者和撰稿人都是“兴城会议”的正式代表，也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回顾与反思”的亲身参与者，因此，“兴城会议”的参会经历以及从中得到的学术启迪，非但为《当代中国音乐》的编写班子作了编写队伍的充分组织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为之提供了坚实的史观和史料基础。
五、相关文论及其理论局限当然，无论在“兴城会议”上，抑或是会议前后，一些中青年学者发表的相关文论、尤其是“回顾与反思”中提出的某些观点或表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例如，在关于音乐批评反思中，居其宏《归来兮，批评之魂》一文就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将综述当论文写；其二是文中使用“丑小鸭”“豢养”等刺激性词语，极易遭人诟病。再如，在“回顾与反思”中，梁茂春提出“讲话后现象”之说，将一个异常复杂的音乐艺术现象简单化地一言以蔽之；而居其宏的《不可逾越的反思课题》一文，其中某些观点和表述亦颇有可商榷处。上述两文的表面特点是语出惊人，但其内在原因则是学术心态浮躁，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这也充分说明，当时，部分中青年学者的学术心态和理论素养均欠成熟。这些局限，客观上为此后音乐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了部分口实。
简短结语在我看来，今天同行们在上海音乐学院隆重纪念“兴城会议”30周年，并非出于当年一批参会者的怀旧情结或自我慰藉，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立足当下，接通此前30年和未来30年，继承和发扬“兴城会议”的精神；这就是：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紧跟改革开放前进步伐，怀抱爱国家、爱民族的满腔热忱，以深沉博大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勇于担当的学术使命感，认真把握音乐艺术的普遍规律和中国音乐的特殊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创造立得住、留得下、传得开、堪与人类一切灿烂音乐文化和经典作品比肩而立的中国特色当代音乐艺术为己任，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腾飞贡献当代音乐家的青春、才华和激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兴城会议”精神和上音老院长的“贺绿汀精神”一脉相承，是“贺绿汀精神”在当代中国乐坛的坚守和发扬。
注释：
[1]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台湾《音乐时代》杂志出版社1998年9月台北出版。
[2]杜亚雄：《中国民族基本乐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10月北京出版。[3]周勤如：《研究中国音乐基本理论需要科学态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4]蔡仲德：《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人民音乐》1999年第6期；其全文后来发表于《音乐与表演》。
全文完
文章发表于《音乐艺术》2017年第1期
“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暨纪念‘兴城会议’30周年高峰论坛”纪要专栏音乐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