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回族“劝谕型”民间故事是一类对人有劝诫、教育作用的口承语言民俗。其主要内容包括孝敬父母、与人为善、勤俭节约等，作为语言民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植根于伊斯兰文化，还吸纳了其他民族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
【关键词】“劝谕型”；传统道德；回族文化；族际交流
Abstract：Theprincipal content of “exhortation”folktales include pieties,amity, frugality, and so on. Not only arethey cultivated by the cultures ofthemselves, but also assimilate the exterior－cultures.They are specific folklore-cultures.
Key words：“exhortation”folktale，traditional morality，Hui culture，minorities’ communication
一、伊斯兰道德对回族故事内容的影响
民间故事属于世俗文化，但它的构成与演进又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这与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文化是民族形成的基础和条件，回族是伊斯兰文化的载体，伊斯兰文化构成了回族作为一个民族的主要特征。
伊斯兰教是由唐代初期来华的阿拉伯穆斯林传入中国的，伴随着宗教的传播与发展，中华大地上逐渐出现了一个新兴的民族——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她完全是伊斯兰教在我国传播、发展的结果，换言之，回族是由于信仰的凝聚力而凝结成的民族，因此伊斯兰文化对回族文化，对民族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回族文化也基本是在世界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本土文化双向交流、渗透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伊斯兰教的是非、善恶，亦即合法与非法的严格界定，以及它的神圣化、制度化、法律化的特点，使回族文化继承与发展，不仅一个源头，且又一个流向。”（1）
伊斯兰教非常注重道德修养。先知穆罕默德曾说：“我的使命只是为完美人类的道德。”伊斯兰教的道德观念有两个特点：一是把“信仰”作为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信仰是道德的核心与基础，伦理道德必须以服从信仰为前提。二是注重内在的修养，不仅看重行为效果，更重视主观动机。“万事皆以立意而定”（圣训），要求人们应当心存纯正动机，并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情操。简言之，伊斯兰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提倡并鼓励人们遵循各种美德，反对并禁止人们去接近一切恶行。它提倡的美德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敬畏——保持一种敬戒心理，防止那些遭安拉谴怒和损人害己的行为，远离真主所禁止的各种丑恶和罪行。
（2）守正、自洁——包括谦虚谨慎、淡泊明志、知足安命、忍耐坚强、诚实宽恕、远奸近贤等提高情操、锤炼自我的修身之道。
（3）孝亲、爱人——包括孝养双亲、尊师重友、和睦家庭、善待邻里、救助孤残、体恤幼弱、救济贫困等处世准则。
（4）行善、止恶——不仅自己要做善美之事，还要规劝他人去做；不仅自己不做丑恶之事，还要劝阻别人去做，所谓：教人行善，止人作恶。
回族“劝谕型”民间故事将伊斯兰教的道德观念，精神信仰体现得淋漓尽致。宗教的一切规定不仅给回族提供了道德规范的标准，也为回族民间口承语言民俗的内容框定了一个范畴和模式，这是其“劝谕型”民间故事数量繁多的根本原因。比如主人公做事，无论善恶，最终都会得到真主的奖赏或者惩罚。作为伊斯兰教的忠诚信仰者，在回族人看来，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如何，是他的正信、虔诚程度的表现，这不但是他在世俗生活中的声誉、地位、价值取向以及能否得到其他回族穆斯林尊重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它被视为在后世生活中能否顺利通过末日审判，进入天堂的重要依据。
在回族传统伦理道德与宗教信仰二者的关系上，前者往往是处于隶属地位。也就是说，回族穆斯林的一切道德与行为均应服从于信仰，这被看作信仰是否虔诚的基石。譬如，“诚实守信”是回族的道德规范之一，但“诚实守信”如若背离宗教信仰就是“不诚实、不守信”的。
正由于回族传统道德在其信仰领域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便在无形之中决定了“劝谕型”民间故事的内容。
二、伊斯兰文化对故事内容的影响
长期以来，回族一直处于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在各个地区与其他兄弟民族共生共存，和睦相处，因此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必然现象，但伊斯兰文化对回族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刻，以下例故事为例：
农夫有事进城，路上碰到一条蛇，胆小的农夫吓得浑身打颤，想扭头往家跑，蛇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哀求：“农夫大哥，我是一条善良的蛇，你不要怕。现在有几个人在追捕我，想杀了我，你救救我吧，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农夫一听，心软了，问：“蛇啊，见死不救是要下多灾海（2）的。我想救你，可是我怎么救你呢？”蛇说：“最好的办法是我先钻进你的肚子里，等追我的人走了，我马上出来。”为了救活这个生灵，善良的农夫张大嘴巴让蛇钻进了自己的肚子里。
不一会儿，几个抓蛇的人追来了。他们问农夫：“大哥，你看见一条蛇从这儿跑过去了吗？”农夫假装没见，慌忙摇头否认。抓蛇的人在四处找了找没有，就匆匆走了。农夫见人走远了，便叫蛇：“哎，蛇呀，他们走了，你快出来吧！”农夫心里美滋滋的，以为蛇出来会重谢他这个救命恩人。谁想，从他肚子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哦，他们走了？我现在又饿又渴，让我喝点你的血，吃掉你的心，等我的肚子不饿了再出来吧。”农夫听了吓得魂飞魄散，忙向真主祈祷：“主啊，你叫我们痛慈世上一切生灵，我奉你的命救了它，我的心诚了吧？可是我得到的报应是这条蛇要喝我的血，吃我的五脏六腑。求求主，救救你的奴仆吧！”说完闭上眼睛等着。
这时，山道上来了一个人，听了农夫的诉说，从一棵树上摘下两片树叶，交给农夫，小声说：“你吞下这两片树叶，一片可以把蛇化成水，一片可以洗净你的内脏。”农夫把两片树叶嚼碎吞了下去。一会儿，他感到肚子咕噜咕噜响，恶毒的蛇被化成一股污水排了出来，农夫得救了。
这则故事虽然源自于《伊索寓言》中《农夫和蛇》的故事，但熟知《东郭先生和狼》的人都能看出，其情节内容也受了汉族故事的影响。由于伊斯兰文化在中世纪时积极汲取了中国、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等六大古国的文明，对自身起到了承前启后、发扬光大的重要作用，回族先民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适时地将“蛇”的故事带入中国，并把它和中国汉族传统的“东郭先生”的故事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则民间故事。
两则故事有相似的情节，相近的结局，但不同之处在于恶主角及语言表述方式的不同，前者的恶主角是蛇，后者则为狼；回族人祈求真主的庇佑和保护，而汉族则求助于苍天。
为什么会有这种异同呢？首先，回族虔信伊斯兰教，严格坚持一神论，相信真主是世界的惟一主宰，也是惟一应受人们崇拜的神；而汉族则不同，对于自然神的崇拜使他们相信天神是人类的保护神。
其次，小聚居的格局为回族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在这些小社区内，仍然以回族之间相互交往为主，这就使得民族传统、信仰观念得以完整保留并顺利传承，甚至语言词汇中也仍然保留着大量波斯语、阿拉伯语的音译词。如将“地狱”称为“多灾海”，将“礼拜”称为“乃玛孜”等。
“口头故事在不同国家和民族间流传，总是和文化的其他方面的交流关联着。”（3）所以回汉民间故事会有彼此相似之处，当然与回族的文化发展进程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明末清初以来，刘智、王岱舆等回族伊斯兰学者用汉文译著伊斯兰经典后，伊斯兰文化中国化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同时为适应在中国的生存，伊斯兰教主动呈现出了融合儒家思想，以汉语传教的趋势，这样不仅使伊斯兰教更易于在中国扎根、传播，也为儒家伦理向回族道德的渗透提供了便捷之道，使得回族民众在意识形态上同时受到两种不同体系的影响，一为伊斯兰及其道德伦理观念，一为中国传统儒学及其“三纲五常”的思想，两种意识形态共同作用在回族身上的不是水火不容而是相互调适，形成独特的回族道德伦理观，这样，回族民间故事也就不只是反映伊斯兰道德，同时也体现了儒家传统伦理。
回族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诞生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因此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一开始就参与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
自古以来，儒家文化在我国居主流支配地位，作为支流的回族文化将儒家文化巧妙加以改造，使其既符合儒家传统，又具有明显的回族文化特色。如回族“五典”就是儒家“五常”的改造，《农夫和蛇》更是将汉文化断面取材后的产物。而在我国明清时期回族伊斯兰学者的著作中所显出的“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语言虽异而义无不共”，以及“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中，则更能看出儒家道德伦理观对回族道德观念的渗透及影响。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融合，使各民族文化自然交流。在传统道德观念上，各民族虽未有过大的影响、变化，但对于语言文化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渗透首先表现在民间口头文学上，出现了回族与保安族、回族与东乡族、甚至回族与藏族、蒙古族等非穆斯林民族之间的相互借用、转化。
虽然回族“劝谕型”民间故事和汉族等民族同类故事有不少联系，但从文化整体角度来观望，其民族传统、民族个性仍然保持完好，以及伊斯兰道德、文化的色彩十分浓厚，并且在长期的传承中继续起到强化民族信仰，规范民间传统道德，凝聚民族力量的作用。
注释：
（1）李佩伦：《绿野沉思》，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转引自马平：《回族行心理素质与行为方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2）多灾海：地狱。阿拉伯语。
（3）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
参考书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王正伟：《回族民俗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马绍周、隋玉梅：《回族传统道德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朱越利主编：《当代中国宗教禁忌》，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5.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中译本），冯川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系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