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论坛2002年第6期
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
李 云 泉
内容提要: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汉唐时期, 随着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 朝贡制度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内涵, 贡、封之间, 已有定例可循。与此同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朝贡事务的组织与管理日益周密而具体。
关键词:朝贡制度; 朝贡关系; 朝贡贸易; 汉唐
中图分类号:K206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2) 06-0079-08
起源于先秦时代, 以君臣主从关系为表征的中外朝贡制度, 曾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怀柔 远人 和稳定边疆的有效手段之一。汉唐时期是中外朝贡制度的确立时期, 随着中外交往范围的扩大, 朝贡制度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本文拟以当时中外封贡关系为依据, 对两汉至唐代中外朝贡制度的内涵、特征及其发展演变作简要论述。
一
中外朝贡关系及其制度的建立, 取决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稳定繁荣和夏夷力量强弱的转化。汉代的中外朝贡制度, 一方面承继了先秦时代的五服制, 另一方面凭借与周边民族, 特别是与匈奴打交道的经验逐渐建立起来, 并且表现为一个漫长的过程。
汉初, 在对外关系方面, 汉高祖于 白登之围 后, 鉴于匈奴日盛而汉朝尚弱的现实, 不得不采用刘敬的 和亲 建议, 与匈奴结为 兄弟之国 , 以长城为界, 各统一方。汉朝在向匈奴 奉金千斤以结和亲
[1](P2400)
贡, 而不是相反。
经过 文景之治 的积累, 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 在对匈奴由守转攻的同时, 又屡屡发师, 东讨朝鲜, 南征南越, 西平西南夷, 开疆拓土, 盛极一时。自是以后, 明珠、文甲、通犀、翠竹之珍盈于后宫, 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 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 四面而至
[1](P3928)
。
随着中外交往范围的扩大, 朝贡逐渐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从 史记 、 汉书 的有关记载来看, 朝贡走向制度化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前期, 并主要通过汉匈关系、汉与西域的关系体现出来。汉神爵二年(前60) , 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 诸单于相继分立, 汉匈力量对比出现决定性转化。甘露元年(前53) , 呼韩邪单于慑于汉朝的强大攻势, 决定 称臣入朝事汉
[1](P 3797)
, 随后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至汉朝作
[1](P3798)
质子。三年(前51) 正月, 呼韩邪单于来朝, 汉待以殊礼, 位在诸侯王上, 赞谒称臣而不名
[1](P 3798)
。同
的同时, 还要 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
。班固和司马迁笔下的这个 奉
年, 其兄郅支单于亦 遣使奉献, 汉遇之甚厚
。至此, 朝贡制度的内涵逐渐明晰。就
物各有数
[2](P2895)
字, 确是画龙点睛之笔, 它道出了汉匈双方因势力强弱不同而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匈奴单于不仅不受和亲约束, 时常发兵南下侵扰, 而且在其势力强盛时根本不把汉朝皇帝放在眼里。以此而论, 如果当时汉匈之间存在朝贡关系, 应该是汉朝向匈奴朝
汉、匈关系而言, 匈奴须朝觐、献贡、纳质; 汉朝则对其上层给予相应的册封和赏赐。
朝觐包括单于亲自入朝和派遣使节、质子(亦称侍子) 入朝, 以贺正旦最为隆重。这一仪式一直为后世所本。在此以前, 内属蛮夷首领的朝觐, 已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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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汉宣帝曾于神爵元年(前61) 颁诏, 令诸侯王、列侯、蛮夷王侯君长当朝二年者, 皆毋朝 。颜师古注 朝二年 为 朝来年之正月
[1](P 261)
臣之礼 表明, 汉朝统治者仍从传统的服事观出发, 视匈奴为荒服, 其地位也由汉初的 兄弟之国 降为 蕃臣 。余英时先生注意到, 维持朝贡制度的费用比此前的和亲制度要高得多
[5](P428)
。贡品主要
为土特产, 且数量不多。纳质作押, 本是先秦时代周边各民族之间、中原各诸侯国之间彼此交往时取信于对方的传统方法, 但将之纳入朝贡制度, 则是汉朝的发明, 以此作为维系宗藩从属关系的保证。需要指出的是, 纳质仅局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 且主要是 内属 的标志, 还不是后世典型的朝贡制度的特征。除匈奴外, 相继纳质于汉朝的还有南越、鲜卑、乌桓, 以及车师、龟兹、莎车、大宛、康居、乌孙、鄯善、焉耆、拘弥等西域诸国
[3]
。实际上, 和亲
只是汉朝不得已而为之的缓兵之计, 一旦条件允许, 汉朝便把朝贡置于对外关系的核心地位。据统计, 汉初至汉武帝前期, 共有5位汉家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汉武帝中期至汉元帝后期, 出于联合夹击匈奴的需要, 先后有3位公主和2位宫女嫁到西域。而竟宁元年(前33) 当亲赴长安朝觐的呼韩邪单于自请为汉家之婿时, 汉元帝却仅将5名宫女 赐 之, 并且此后终汉之世, 再无与匈奴和亲之举
[6](P460-463)
。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皆不同程。
度地与汉朝保持朝贡关系。朝贡制度中的册封, 源于先秦时代的封爵制度。汉初对归降的匈奴首领, 已有封侯之举。及呼韩邪单于降汉, 汉 待以不臣之礼, 位在诸侯王上
[1](P 3282)
汉朝之所以重视朝贡制度, 斥以巨资, 固然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 将它视为怀柔远人, 巩固边防的有效工具。但如果再作进一步分析和比较, 就会发现一个重要事实:维持和亲与朝贡制度的费用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高。汉文帝践祚, 赏赐6位功臣黄金多则5000斤, 少则1000斤, 总数为13000斤
[2](P418)
, 册封便成为朝贡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 内容包括授封号、颁印玺、赐冠带等。最能体现物质利益的赏赐, 历来是吸引四夷朝贡的法宝。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51年首次朝觐时, 汉朝的赏赐物品有 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 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两年后他再次入朝, 汉朝 礼赐如初, 加衣百一十袭, 锦帛九千匹, 絮八千斤
[1](P3798-3799)
, 不知要超过用于一次朝贡或和亲费用多
[1](P3833)
少倍。更何况与匈奴 岁钜万计 的 侵掠所获 相比, 和亲赂遗, 不过千金
。维持朝贡制度
的费用虽难以估算, 也不会以 万金 来衡量。因而对汉朝来说, 朝贡制度所蕴含的潜在的物质利益不可低估。而对匈奴、西域及其他国家而言, 朝贡则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他们不仅从汉朝获取大量的赏赐物品, 而且往往借朝贡之名, 行贸易之实。对此, 范晔总结汉朝与西域关系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西域 自兵威之所肃服, 财赂之所怀诱, 莫不献方奇, 纳爱质, 露顶肘行, 东向而朝天子 弛命走驿, 不绝于时月; 商胡贩客, 日款于塞下
[7](P2931)
。此后, 汉朝对匈奴的
朝贡人数作了限制。据 汉书 匈奴传 记载, 汉哀帝建平四年(前3) , 单于遣使上书, 愿朝五年。后因故 复遣使愿朝明年。故事, 单于朝, 从名王以下及从者二百余人。单于又上书言: 蒙天子神灵, 人民盛壮, 愿从五百人入朝, 以明天子盛德。 上皆许之 。这说明匈奴朝贡人数以二百余人为限, 而且单于欲亲朝及增加朝贡人数, 都必须事先遣使征得汉朝同意。
与此同时, 朝贡制度成为汉朝控制和管理西域的得力手段。昭、汉这世, 当汉朝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时, 西域36国皆 修奉朝贡, 各以其职
[1](P4268)
。东汉时期,
中外朝贡关系又有新的发展。建武二十四年(48) 南北匈奴分裂后, 南匈奴每年均向汉遣送质子及入贺正旦的使节, 单于也时时入朝。西域诸国的朝贡虽受西域三绝三通的影响, 但在永元六年(94) 班超复击焉耆, 再定西域之后, 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 皆重译贡献 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 遣使贡献
[7](P2910)
。这可能是 朝贡 一词术语化并见于文
[4](P125)
献的最早例子。
质言之, 朝贡制度的建立, 是汉、匈强弱易位在外交制度上的反映。呼韩邪单于降汉后被 待以不
。西南
夷中夜郎、哀牢夷、白狼、永昌郡徼外蛮夷、掸国王雍
由调等都曾至京师洛阳朝贡。另外, 与东汉有朝贡关系的还有东夷中倭、韩、鲜卑、乌桓以及日南徼外蛮夷等, 如汉章帝元和元年(84) , 日南徼外究不事邑豪献生犀、白雉
[7](P 2837)
说: 匈奴本与汉为兄弟, 匈奴中乱, 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 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 为王莽所篡, 匈奴亦出兵击莽, 空其边境, 令天下骚动思汉, 莽卒以败而汉复兴, 亦我力也, 当复尊我!
[1](P3829)
。 究不事 , 为柬埔寨旧可
译。由于朝贡范围的扩大, 东汉王朝的对外封赏已由匈奴、西域扩至日本、东南亚、南亚等地。
汉制, 天子用玉印黄赤绶, 诸侯、宰相用金印黄绶, 九卿用银印青绶。东汉王朝授予朝贡国国王的印章与诸侯、宰相所用印章规格相同, 为金印紫绶。据 后汉书 东夷传 记载, 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 , 倭奴国奉贡朝贺, 使人自称大夫, 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这枚金印已于1784年出土于日本福冈县志贺岛, 上刻 汉委奴国王 五个阴刻篆字。据日本学者鉴定, 该印的大小尺寸符合汉代 方寸之印 的规定, 蛇形钮饰也与汉代授予夷王印章的规格相合
[8](P17)
见在匈奴势盛时, 匈奴及其所控西域诸国根本不可能纳入汉朝的朝贡制度之下。故而仅从朝贡的角度审视汉代中外关系的发展进程, 容易掩盖中外关系的多样性。
两汉时期朝贡事务的组织与管理, 主要由大鸿胪负责。鸿胪为诸卿之一, 由周代的大行人、秦代的典客继承发展而来, 属官有大行令、译官令、别火令等。 续汉书 志25 百官志二 载其职掌为: 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其郊庙行礼, 赞导, 请行事, 既可, 以命群司。诸王入朝, 当郊迎, 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 匡四方来, 亦属焉。皇子拜王, 赞授印绶。及拜诸侯、诸侯嗣子及四方夷氐封者, 台下鸿胪召拜之 。可见大鸿胪的基本工作性质是礼宾。自汉代开始, 蛮夷朝贡献见之礼 , 成为大鸿胪的主要职掌
[10](P 877)
。汉和帝永元九年(97) , 缅甸
[7](P2851)
古国 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 和帝赐金印紫绶, 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
。据 后汉书 顺
帝本纪 记载, 日南徼外叶调国于永建六年(131) 遣使贡献 。注引 东观汉记 曰: 叶调国王遣使师会诣阙贡献, 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 赐其君紫绶。 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费王郎考证, 叶调 即今印尼的爪哇
[9](P17)
。具体到朝贡事务而言, 其主要职责:一
是接待蕃王、贡使, 转呈外交文书。大鸿胪不仅负责蕃王、贡使的迎来送往, 而且负责其在京居住馆舍的管理和生活安排。汉朝在京城设有专供蕃王、贡使、质子及蕃商居住的蛮夷邸, 由大鸿胪属下的大行令管理
[11]
。
有必要说明的是, 中国统治者历来视朝贡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 在封建史家的笔下, 中外交往的诸多形式一概被冠以朝贡之名。而对有些国家来说, 朝贡其实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 如汉代那些带所谓贡品前来的往往既非官员, 也不是贵族, 而是前来贸易的普通商人
[5](P449)
。别火令则根据四夷不同的生活习俗而另
外开伙, 以适应其不同的饮食需要。二是主持蕃王、贡使的朝觐、纳献、宴享等一系列礼仪活动及汉朝对他们的封赏仪式。汉安二年(143) , 汉顺帝封匈奴兜楼为单于时, 天子临轩, 大鸿胪持节拜授玺绶, 引上殿。赐青盖驾驷、鼓车、安车、驸马骑、玉具刀剑、什物, 给采布二千匹
[7](P 2962)
。至于 后汉书 中被广为
[7](P2920)
征引的 大秦王安敦 于公元166年 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 始乃一通焉
这段文
。三是 主四方夷狄朝贡
侍子 。从西汉初至成帝时, 此项事务由典属国负责, 成帝河平元年(前28) 典属国省并于大鸿胪后, 其职掌也由大鸿胪接管。四是事涉朝贡事务的翻译工作, 由大鸿胪属官译官令承担
[12](P62-68)
字, 也不过表明双方之间发生的首次政治、经济联系, 实在算不上朝贡关系。是以对文献中所反映的中外朝贡关系, 应予以分辨。另一方面, 汉代的朝贡制度不仅很不完善, 而且在多大程度上付之实践, 取决于中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夏、夷力量的对比, 中国并不总处于中外朝贡关系的主导地位。更始二年(24) , 更始帝遣使授给匈奴单于舆玺绶, 舆骄横地
。此外, 汉
代与朝贡事务有关的中央机构还有尚书主客曹、谒者台、符节台等。尚书主客曹负责起草外交文书, 如册封四夷首领和外国君主, 先由尚书根据皇帝旨意草拟诏书下达大鸿胪, 大鸿胪根据诏令而具体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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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封礼仪。谒者台下属谒者的主要工作是伴送质子, 符节台掌管册封四夷首领和外国君主用的天子印玺以及授予他们的印绶
[12](P71-83)
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 安东大将军 等称号
[15](P844)
。倭五王主动请封, 甘为刘宋臣
。属之举, 颇为日本学者所诟病, 但以当时东亚国际关系格局而论, 实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图谋。
2、韩中朝贡关系的制度化。东汉时, 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逐渐强盛, 汉光武八年(32) , 高句丽王遣使朝贡, 始见称王
[16](P 844)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与当时分裂割据的局面相适应, 中外朝贡制度主要通过各割据政权的对外交往来体现。尽管大一统格局的打破, 对中外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但中外朝贡制度仍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1、曹魏、刘宋与日本的封贡关系。据 三国志 魏志 倭人传 记载, 魏景初二年(238) , 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节难升米、副使都市牛利携生口(奴隶) 10人、土布2匹至带方郡, 请求前往京城向天子 朝献 。难升米一行抵洛阳后, 魏明帝盛礼接见, 诏封卑弥呼女王为 亲魏倭王, 假金印紫绶 , 封难升米为 率善中郎将 , 都市牛利为 率善校尉 。所赐物品有锦、绢、毯、金、刀、金、铜镜、珍珠等。此后8年(240 247) 间, 双方使节往来达5次之多, 其中, 邪马台遣使3次, 魏遣使2次。日本学者认为, 陈寿编撰 魏志 以当时官府所存记录为据, 故上述记载可以凭信
[13](P15)
。此后终西晋
之世, 文献中记载的双方之间以朝贡为名的交往并不多见。韩国学者全海宗在全面考察韩中朝贡关系的基础上指出, 典型意义上的韩中朝贡关系的形成, 始于东晋后期, 并在5世纪逐渐走向制度化
[4](P141-147)
。
南北朝时期, 朝鲜半岛高句丽、新罗、百济鼎足而立。其中, 与中国建立稳定的贡封关系最早, 交往最为密切的是高句丽。东晋义熙年间(405 408) , 高句丽 始奉表通职贡, 历宋、齐并授爵位
[15](P 2393)
[17](P803)
, 而
且自义熙四年(408) 年起 每岁遣使献方物
。 奉表 、 授爵 与定期纳贡, 构成后
世中外朝贡制度的主要内容。据统计, 从刘宋建立至隋朝立国前夕(420-580) 的160年间, 高句丽来华朝贡143次, 其中向北朝各政权朝贡102次(北魏79次, 东魏16次, 北齐6次, 北周1次) , 向南朝各政权朝贡41次(宋22次, 齐3次, 梁11次, 陈5次)
[4](P 142-143)
。
中国南北朝对峙时期, 正值日本大和国 倭五王时代 。当时, 大和政权已扩张至朝鲜半岛南部, 并与百济结为同盟, 以对抗新罗和高句丽。日本史家井上清指出, 倭五王 仍按照公元一世纪中叶奴国王历来的传统, 都和中国皇帝建立君臣关系, 企图取得中国皇帝的保证, 许其作为南朝鲜国王, 行使统治权
[14](P30)
。从中可以看出, 除去双方交战的时
期, 高句丽来华朝贡的次数与上述 每岁遣使 的记载大致相符。新罗从566年以后 连年朝贡 , 估计百济亦从这时期每年来华朝贡
[4](P144)
。与高句丽
。从刘宋政权建立到被南齐政权取代较多地向北朝诸政权朝贡不同的是, 百济和新罗向南朝的朝贡多于北朝, 且次数要少得多。在同一时期内, 百济来华朝贡28次, 其中向南朝朝贡23次(宋13次, 齐3次, 梁5次, 陈2次) , 向北朝朝贡5次(北魏1次, 北齐2次, 北周2次) ; 新罗来华朝贡10次(北魏1次, 北齐2次, 梁1次, 陈6次)
[4](P142-143)
(420 479) 的59年中, 五倭王 遣使贡献 10次, 并自封诸多头衔请求宋帝予以承认。永初二年(421) , 倭王赞遣使朝贡, 以贺刘宋政权建立。宋高祖诏曰: 倭赞万里修贡, 远诚宜甄, 可赐除授。
[15](P 844)
至于
授予何种封号, 史无明文。倭王珍继立后, 于元嘉十五年(438) 遣使贡献, 自称使持节, 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 安东大将军, 倭国王, 表求除正 。而宋文帝仅 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 。此后, 除倭王兴得到同一封号外, 刘宋政权曾应倭王济、武之请, 先后授予两人 使持节, 都督倭、
。
从高句丽与北魏之间稳定的朝贡关系来看, 朝贡趋于制度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贡有定期, 封有常制。正常情况下, 高句丽一年一贡; 从五世纪初期以来历代高句丽王皆受魏帝册封, 如太延元年(435) , 高句丽开始向北魏 奉表贡方物 , 北
魏太武帝封高句丽王琏为 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公、高句丽王
[18](P3113)
见朝贡与 回赐 带有互通有无、互利于市的官方贸易性质。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 虽有不定期的朝觐与册封关系, 但大致不出汉代班固所言 其慕义贡献, 则接之以礼让
[1](P 3834)
, 同时赐以冠戴、车骑等。二是规定贡
此
奴物的名目。贡物包括马、石石、木苦矢和各种皮货,
的范围。
外还贡美女。据 三国史记 记载, 公元504年开始使用 常贡 一词, 常贡之物有黄金、珂等。三是每逢受封加爵, 高句丽王须遣使 谢恩 , 所贡之物称 谢恩贡 , 包括金、银等贵重物品, 如公元435年北魏册封高句丽时, 谢恩使 岁致 金200斤、银400斤。可见谢恩贡的价值非常之高
[18](P 3113)
与此同时, 北方各政权与西域关系的变化, 以其国力的强弱为转移。有作为的君主大多力图恢复汉朝与西域建立的朝贡关系, 以对其行使有效的管辖。魏国建立后, 西域虽不能尽至, 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 无岁不奉朝贡, 略如汉氏故事
[16](P840)
。四是北魏统治。前秦苻坚统治时期,
者居于韩中朝贡关系的主导地位, 并以宗主的身份对高句丽发号施令, 如太和十五年(491年) 北魏孝文帝诏高句丽王云 遣世子入朝, 令及郊丘之礼。云上书辞疾, 遣其从叔升于随使诣阙。严责之。自此, 岁常贡献
[18](P 3114)
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 大宛献汗血马, 肃慎贡
木苦矢, 天竺献火浣布,
康居、于阗、海东诸国, 凡六十
有二王, 皆遣使贡其方物 。公元382年, 当前来朝觐的车师前部王请求年年朝贡时, 苻坚 以西域路遥, 不许, 令三年一贡, 九年一朝, 以为永制
[20](P2904)
。南北朝时期韩中朝贡关系的制
度化, 为以后中外朝贡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3、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朝贡关系。三国时期, 吴国曾派朱应、康泰于乌七年至十四年(244-251) 南宣国化 , 招邀 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 各遣使奉贡
[16](P1385)
。北魏太武帝太延年间(435 440) , 魏
德益以远闻 , 西域九国来献, 遂遣使广招诸国, 来贡献者十有六国。其后相继而来, 不间于岁。国使亦十数辈矣
[21]( 西域传 )
。当时, 西域之高昌、吐欲
浑, 东夷之高句丽、勿吉、库莫奚等与北魏往来密切, 皆以朝贡为主要形式。来华朝贡人员中, 既有官方使节, 也不乏以朝贡为名, 行经商之实的商人。
在朝贡事务的组织与管理机构方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突出的变化是, 大鸿胪(北齐时改称鸿胪寺) 的地位和作用较汉代有所下降, 随着尚书主客曹权力的扩大, 其职掌多归尚书主客曹
[12](第5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 来华朝贡
的南亚、东南亚国家较以往有所增加, 尤以扶南朝贡最为频繁。据统计, 西晋武帝时, 扶南曾5次遣使至洛阳朝贡。此后历宋、齐、梁、陈四朝, 扶南朝贡不绝。其中, 梁天监二年至太清二年(503 543) 40年间, 扶南遣使来献达12次之多, 平均每3年多一次
[19](P25-28)
。三
。国承汉制在中央政府中设大鸿胪, 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 , 四方夷狄封者 , 属官有丞、宾馆令等
[6](P98)
在南朝四政权中, 萧梁统治时期是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史上的黄金时期, 史载 自梁革运, 其奉正朔, 修贡职, 航海岁至, 逾于前代矣
[17](P783)
, 其职掌亦与汉代相同。至西晋初年尚书
[20](P 2911)
。梁武客曹 主护驾羌胡朝贡事 之后, 朝贡事务
帝时期, 除扶南外, 前来朝贡的还有大秦、婆利国(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 、盘盘国(今泰国万伦湾沿岸) 、丹丹国(今马来亚东北岸之吉兰丹) 等, 所贡之物有香料、药材、古贝、象牙、佛塔、玻璃器等
[17](卷54 诸夷传 )
的管理工作, 如外交文书的起草、朝觐的礼仪安排、贡使的接待等渐归尚书主客曹。而大鸿胪的主要工作是朝觐时引导贡使, 奉命出使行册封之礼以及贡使居住馆舍的管理。东晋南朝的大鸿胪常为清闲之职, 有事则权置, 事毕即省
[10](P461)
[15](卷39 百官志上 )
。但是, 上述国家的 奉正朔, 修, 其地
贡职 , 实为朝贡名义下的官方贸易, 并不表明他们已被纳入朝贡体制之下。例如, 扶南的贡品, 是古贝、琉璃等土特产, 而中国回赐的则是丝绸绫罗。可
位与作用更不如前, 惟掌导护赞拜, 不复主宾客之礼
。北魏虽常设大鸿胪之职, 但其主要任
务是负责管理客馆。
83
三
隋初西域诸国因受突厥、吐谷浑制肘, 故朝贡不通。隋炀帝即位后, 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 甘心将通西域
[22](卷67 裴矩传 )
贞观二十三年(649) 的32年中, 西突厥向唐朝遣使40余次, 其中朝贡使达21次之多
[26]
。即使负有其
他使命的使者来朝, 也往往携带贡品。更重要的是, 在大一统体制下, 一切对外交往的形式, 几乎都打上了朝贡的烙印, 如和亲、会盟等, 皆以朝贡关系的建立为其前提。
在对朝贡蕃国的封赏、贡使往返沿途的供应等方面, 也有例可循。 新唐书 卷221 西域传 赞 称蕃国朝贡, 中国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 东至高丽, 南至真腊, 西至波斯、吐蕃、坚昆, 北至突厥、契丹、革末革曷, 谓之 八蕃 , 其外谓之 绝域 , 视地远近而给费 。 报赠 即对朝贡国贡品的酬答与赐赠, 且 计价酬答, 务从优厚
[28]
[27](卷168 帝王部 却贡献 )
, 派裴矩至张掖主管西域互
市与朝贡贸易, 朝贡之路复通。大业三年(607) 七月, 启民可汗率部 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 帝赐启民帛二千万段, 其下各有差
[23](卷180)
。可见当时朝
贡贸易之盛。至大业十年(614) 正月, 突厥、新罗、革末
革曷、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契丹等
26国
并遣使朝贡
[22](卷4 炀帝纪 )
。隋炀帝曾于京城建
国门外设四方馆, 务
[22](卷28下 百官志 )
具体管理朝贡事
。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 国力雄厚, 四夷宾服。随着中外关系的发展, 朝贡范围的扩大, 中外朝贡制度日趋成熟。
通典 卷188称: 大唐贞观以后, 声教远被, 自古未通者, 重译而至, 又多于梁、隋焉。 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征讨, 唐朝解除了突厥的威胁, 奠定了在西域的统治地位。宋人评论说: 唐之德大矣! 际天之所覆, 悉臣而属之, 薄海内外, 无不州县, 遂尊天子曰 天可汗 。三王以来, 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 一为不宾, 随辄夷缚, 故蛮琛夷宝, 踵相逮于廷。
[23](卷199)
[24]
, 以不
失远人 向化 之心。报赠在京由鸿胪寺支给, 在地方由府州付给
。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
仪凤度支式残卷 云: 拟报诸蕃物, 并依色数送 。其交州都督府报蕃物, 于当府折 用, 所有破除、见在, 每年申度 、 部。其安北都护府诸驿赐物, 于灵州都督府给。
[29](P311)
册吊 指唐朝对
朝贡蕃国君长的册封或吊唁。均有赐物。 程粮 乃贡使回国时, 按路途远近支付其食粮。证圣元年(695) , 则天朝规定: 蕃国使入朝, 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 宜给六个月粮; 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 给五个月粮; 林邑国使, 给三个月粮
[25](P1798)
在
此背景下, 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 道路不绝, 每元正朝贺, 常数百千人
, 唐太宗俨然成
为华夷世界的共同主宰。盛唐时期, 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的多达 七十余番
[25](P860)
。 传驿 指贡使往返,
。唐代文献中, 由沿途馆驿负责接待, 并转运其贡品或朝廷赏赐物品。 新唐书 卷43下 地理志 记四夷入贡道凡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 二曰登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 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 五曰安西入西域道; 六曰安南入天竺道; 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各道沿途皆置馆驿, 驿间相距一般为30里。据 唐六典 卷5统计, 唐朝共设馆驿1639所。由于四夷 进奉 之物数额巨大, 加之不少蕃商借朝贡之名来华贸易, 沿途 贡物 的转运, 遂成唐朝政府的一大负担, 馆驿往往难堪重负。元和初李绛称: 若进奉货物悉令馆驿递送, 岂唯馆驿不济, 实虑州县难堪, 财货数多, 差夫递送, 便须防援, 转益劳烦, 实致扰人之弊
[30](卷646)
朝贡 一词频频出现, 已作为专用术语。与前代相比, 唐代中外朝贡制度的发展及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 朝贡事务更加规范化。除贡有定期, 封有常制外, 关于贡使入境的手续, 唐朝规定: 西蕃诸国通唐使处, 悉置铜鱼, 雄雌相合, 各十二只, 皆铭其国名。第一至第十二, 雄者留在内, 雌者付本国。如国使正月来者, 赍第一鱼, 余月准此, 闰月赍本月而已, 校其雌雄合, 乃以常礼待之; 差谬, 则推按闻奏
[25](P1795)
。当然, 诸蕃向唐朝所遣使者, 不只是
朝贡使, 还有和亲使、求请使、朝觐使等, 但朝贡使在其中占有很大比例。据统计, 在唐武德元年(618) 至
。故而即使在盛唐时期, 已
有人对大批贡使来华的沿途供应表示担忧, 主张 却其贡 。为此, 唐朝政府不得不限制进京贡使人数, 据 新唐书 卷48 百官志三 记载, 海外诸蕃朝贺进贡使有下从, 留其半于境; 繇海路朝者, 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 。
其二, 管理体制渐趋严密。唐代朝贡事务的管理, 仍以位列九卿之一的鸿胪寺和尚书主客司为主, 同时中书省、门下省也有相关机构参与, 各部门职责分明, 密切配合。鸿胪寺掌 朝贡之仪, 享宴之数, 高下之等, 往来之命 , 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 辨其等位, 以宾待之
[31](卷43 百官志二 )
的有24蕃
[33](P113)
。羁縻府州中有的向唐朝中央政
府交纳半课, 更多的则是以贡代税。就其与唐朝的关系而言, 朝贡既是政治上臣服隶属的标志, 也是经济方面一种特殊的赋税形式或交换关系
[6](P123)
。
因此, 引导和管理诸蕃朝贡, 成为各羁縻府州都护、都督的一项重要任务。贞观二十一年(647) 正月, 唐政府 以铁勒、回纥等十三部内附, 置六都督府、七州, 并各以其酋帅为都督刺史, 给元金鱼, 黄金为字, 以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 突厥以北, 置邮驿, 总六十六所, 以通北荒, 号为 参天可汗道 , 俾通贡焉, 以貂皮充赋税
[31](卷195 回纥传 )
[25](P 1314)
。除朝贡礼仪外, 。同年四月, 唐政
鸿胪寺的职掌还有:接受和清点贡物, 估其价值, 按有关标准拟定回赐物品及其数量, 上报尚书省礼部主客司; 负责贡使的入境验证及其进京员额的核定; 拟定官位, 行册封之命; 下设客馆, 管理四夷君长、贡使的饮食起居等
[32]
府 于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 以导宾贡
。这表明维护朝贡渠道的畅通,
是设置都护府的重要目的之一。另外, 据 新唐书 卷217上 回鹘传上 载, 安西都护府统辖区域亦有一条 安西诸国朝贡道 。安西都护府所辖之羁縻府州及西域诸国, 均循此道向唐廷遣使朝贡, 而由安西都护府负责 导宾贡
[34]
。上述事务大多由鸿胪寺所属
典客署具体承担: 凡朝贡、宴享、迎送, 皆与焉。辨其等位, 供其职事
[31](卷44 百官志三 )
。朝贡是当时。
外交事务的核心内容, 主管外交政令的主客司掌 诸蕃朝聘之事
[31](卷43 百官志二 )
广州在唐代一跃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口岸, 蕃商云集, 奇货充溢。开元二年(714) 始设于广州的市舶使, 其最初职能主要是为朝廷采办海外珍品, 以满足宫廷对珠宝、香料等奢侈品的需求。唐德宗初年王虔休任市舶使时, 奉宣皇化, 临而存之, 除供进备物外, 并任蕃商列肆而市, 交通夷夏, 富庶于人
[30](卷515)
, 主要职责包括蕃王、
贡使来华的审批、朝觐、宴享、朝贡贸易及对外遣使等方面的管理等。此外, 中书省属官侍郎、通事舍人, 门下省属官侍中皆参与朝贡事务的组织管理。中书侍郎的职责是, 凡四夷来朝, 临轩则受其表疏, 生于西阶而奏之; 若献贽币则受之, 以授于所司
[31](卷43 百官志二 )
。自此,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 市舶
。据 唐六典 卷9 中书省 记使兼具 进奉、纳舶脚、禁珍异 等多项职能, 但摆在首位的仍是 进奉 , 即负责征收和管理蕃商进献唐帝的贡物。同时, 岭南节度使作为管理市舶事务的地方长官, 在征收关税和进行 收市 (优先与蕃商进行官方贸易) 之后, 也要将所得舶来品进奉朝廷, 这是其进行市舶事务管理的最重要一环
[35]
载, 通事舍人负责受理 四方通表, 华夷纳贡 。而侍中则在蕃王朝觐唐帝期间, 承诏而劳问之
[31](卷43 百官志二 )
。可见, 唐朝政府根据朝贡事
务的性质和种类, 将其分隶不同的职能部门, 分工细致而具体, 管理体制较以往更加完善。
其三, 引导四夷来华朝贡, 向朝廷转呈海外贡物, 是边境地方长官和市舶使的主要职责之一。唐朝于边境地区边设羁縻府州, 管理内属蕃国。据 唐六典 卷4 尚书礼部 主客郎中 条记载, 凡四蕃之国, 经朝贡之后, 自相诛绝及有罪灭者, 盖三百余国。今所存者, 七十余番 。下列70余蕃名目。其中开元年间被唐朝设置为羁縻府州或授予羁縻府州名义
。正如岭
[30](卷473)
南节度使李复所言 进奉事大, 实惧阙供。
徐申为岭南节度使时, 蕃国岁来互市, 奇珠、玳瑁、异香、文犀, 皆浮海而来, 常贡是供, 不敢有加, 舶人安焉, 商贾以饶
[30](卷639)
。 常贡 一词表明, 当时
对蕃国、蕃商所进贡物的种类、数量, 似已有所规定。
综上所述, 在汉唐时期的中外交往中, 朝贡制度经历了由初创到确立的发展演变过程, 至唐代日趋
85
完善, 呈现出 四夷来朝 的盛景。因朝贡具有政治和贸易双重功能, 是以朝贡关系成为当时中外交往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除少数藩属国外, 朝贡制度中的册封制度, 并不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质内涵。这种象征意义, 也是后世朝贡制度的一个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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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地址: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济南, 250014)
责任编辑:侯德彤
On S ino -foreign Tributary System from Han to Tang Dynasty
LI Yun -quan
Abstract:The tributary system is one of the main Patterns in Sino-foreign relations in ancient China.
From Han to Tang Dynasty, with the extending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the tributary syste m had more regular connotation gradually and the system had been establish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tributary coun -tries. Meanwhile, both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organized and administered the tributary affairs more and more Perfectly and concretely.
Key Words:tributary system; tributary relations; tributary trade; from Han to Ta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