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文学感受之三曹及建安文学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一个年号。这一时期，东汉朝廷为曹操把持，地方上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然而这一时期正式思想不受约束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诗歌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在这一时期，开创了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这就是“建安文学”。 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做出贡献，其中“建安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秦议散文，作品体气十分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能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
这一时期文学的特点就是文学史上推崇的“建安风骨”。何谓“风骨”呢？南朝齐梁年间，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对“风骨”二字做了这样的解释：“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行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大意是，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感染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和生动；骨，
是文章的表现力，直接体现在语言上就是准确、简练和明晰，有了骨，文章情感才有了坚实的附着。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共同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
而建安文人的创作，正是这两字的最好体现。一方面，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地位动摇，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另一方面，社会剧烈变动，百姓生活疾苦，个人命运多坎坷，为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基础。这时的文学一改过去崇尚理性、“言志”、“载道”的传统，感慨动乱现实，抒写内心性情，崇尚“缘情”，重个性，求华美，格调慷慨悲凉，质朴厚重，文风明朗刚健，遒劲有力。
建安时期，文学及政治中学也都集中在曹氏集团内。曹操是这一时期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不但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一位才学并茂的文学家。他一生戎马征战，但“手不舍书。登高必赋。”他的诗，现存二十余首，多以乐府旧题，首首都称得上是传世名篇，除了所学过的《观沧海》一首外，还有描写董卓之乱及汉末社会动荡的《蒿里行》，感慨人生苦短抒发壮志的《短歌行》、抒发自己“老当益壮”豪迈情怀的《龟虽寿》等，诗句质朴简约，但“气韵沉雄”，不假华词雕琢，格调自然豪迈，有燕赵慷慨悲壮之风。
曹操的儿子曹植，其文学成就最高，被称为“建安之杰”。他的诗现存八十余首，辞赋及散文共四十余篇。曹子建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醇厚的感情，描绘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他的五言诗，堪称五言冠冕。“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
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虽然怀才不遇，屡遭迫害，但政治上的失意加上文学上的敏感成就了他“骨气齐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
而作为建安文人集团真正的中心，曹丕与文士“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的紧密关系，更是得使建安文学有自己独特的气傲的重要一环。必起其父借景抒怀，被局限在政治领域的诗作来说，曹丕除去政治方面的诗赋，更在抒情方面颇有建树。魏初文章的“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影响了后世，而这一切更是文帝曹丕的功劳。他写作的现存最早的批评论文《典论》，其中“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而他的《燕歌行》等抒情诗篇更是中国古代早期七言诗中较著名的开篇之作。
曹氏父子不仅自己爱好文学，积极创作，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周围还聚集诸如“建安七子”这样有才华的文学之士。“七子”中成就最高的王粲，在陈寿《三国志》中还立有传记，足见其文学成就，更见识到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
“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