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鲜卑拓跋政权曾先后在盛乐、平城、洛阳等地建都。孝文帝时,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在迁都问题上,孝文帝与鲜卑贵胄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孝文帝通过非常手段使迁都得以实现。但迁都后不久,北魏就开始走向衰落。孝文帝宁可众叛亲离,也要迁都。其原因只有探究孝文帝的所说所为和复杂的内心情感世界才能揭示。
关键词: 北魏 孝文帝 都城变迁 迁都
历朝历代,定都迁都,可谓国之大事,都要慎之又慎。孝文帝迁都却很草率,故迁都洛阳后,北魏很快从鼎盛走向衰落和灭亡,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孝文帝为什么要迁都,史家见仁见智,但大多都从自然环境、社会改革、人文历史、向南发展等方面加以论述,很少从孝文帝内心世界加以探究。
一、北魏前期的都城变迁
早在北魏建国前的公元258年,拓跋首领力微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举行祭天大会,此次大会确立了鲜卑拓跋氏在部落联盟中的世袭大酋长位置,盛乐自然也就成鲜卑拓跋政权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即位后的第二年,“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漯源川,连日不决”,[1]什翼犍母后王氏知道后,表示反对,故定都一事未能实现,仍以盛乐为中心。
拓跋��复代国后,以盛乐为都。登国二年(公元387年),拓跋势力进入平城一带,以平城为南都。皇始元年(公元396年)九月进兵中原,大败后燕后,拓跋��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20千米处),“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m城,将有定都之意”,[2]但因种种原因未实现。在拓跋��返代后,为了便于对新占领的山东地区的统治,在今大同地区一方面进行封建化改革,一方面大力建造当时的平城,将都城从盛乐迁至平城。因此前平城早已是南都,又拓跋��从中山返回后并未回盛乐,一直活动于平城地区,此次迁都,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非常自然,没有因迁都而引起朝野非议和动乱。
明元帝拓跋嗣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平城一带发生霜旱。太史令王亮等劝明元帝迁都邺城。博士祭酒崔浩与特进周澹反对迁都,对明元帝说:“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性见之,望�m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3]崔浩是太武帝统一北方的第一谋臣。就北魏来说,以平城为都,“威制诸夏”,的确是长久之策。所以明元帝非常赞称崔浩、周澹所言,否定了迁都提议。我认为,崔浩、周澹之言是非常正确的,是治国安邦之长策。明元帝从善如流,真乃一代明君也。
二、孝文帝迁都是通过非常手段实现的
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决定将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孝文帝的此次迁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此次迁都是事前有阻力,事后遭反对,可以说是众叛亲离,使国家元气大伤。
(一)秘密策划迁都。孝文帝迁都前期的谋划与选址等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关于都城的选定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当时选择的地方有两个,即邺城与洛阳,两地各具优势。孝文帝以“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4]为由,选择了洛阳。而这一切是孝文帝跟身边的几个汉儒士谋划的,孝文帝在迁都后对这几个人都因赞助迁都有功而加官进爵。在孝文帝借南伐之名谋南迁出发前,鲜卑统治集团的元老贵胄中除任城王澄外其他人均不知道孝文帝此行是要迁都。
(二)借占卜谋迁都。迁都是国之大事,历朝迁都,都是慎之又慎,除逃亡政府外还要经过一定程序,占卜就是其中必要步骤,在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回平城时,太尉拓跋丕就质问孝文帝,迁都这么大的事你占卜否?孝文帝无语应答。事实上,迁都前孝文帝也曾试图通过以南伐的名义占卜来定迁都。但所占不是迁都之卦象,孝文帝想借题发挥引到迁都议题上,但却未能成功。我们通过《魏书》卷19中《任城王传》记载中可窥知当时情况。孝文帝令太常卿王谌占卜,易筮为《革卦》,孝文帝便借题发挥说:“此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但马上就遭到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的反驳:革者,更也。是应天顺人,革君臣之命,汤武得之为吉。陛下已有天下多年。按卦征,只能说伐叛,不能说革命。所以,此卦不是全吉。孝文帝遭到反驳,厉声质问:“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拓跋澄说:“陛下龙兴既久,岂可方同虎变!”孝文帝勃然大怒,对拓跋澄说:“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众也!”拓跋澄毫不让步:“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参顾问,敢尽愚衷。”孝文帝气得长久无话可说,只好罢议回宫。就事论事,孝文帝所说是强词夺理,汉化程度很高的孝文帝不可能不理解卦意,但他为了想实现通过占卜来达到迁都的意图,只好无理狡辩。但大臣一点都不给他这个皇上留面子的情况却使孝文帝非常难堪。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在冯太后去逝后,当时的孝文帝虽然执政,但其权威性面临极大的挑战。也可能有人会说,这是鲜卑少数民族的遗风。其实不然,此种情况就是在北魏刚建国之初也不曾有过,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就曾因大臣对他稍有不尊重的行为而,更何况北魏建国至此已近百年之久,汉化程度已到相当程度,上下尊卑、君臣之礼是国之基本纲常。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孝文帝才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处境而执意迁都。
(三)以南伐逼迁都。太和十七年(公元439年)八月,孝文帝以南伐名义,亲率百万步骑大军抵达洛阳,时恰逢阴雨连绵。孝文帝深知众臣不想继续南行,于是“戎服执鞭,御马而出”,[5]命大军南进。群臣纷纷叩首马前,请停南伐。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兼左仆射、任城王拓跋澄,汉人李冲等殷勤泣谏。孝文帝乘机提出,不南伐也行,那就迁都洛阳。现在就决定,同意迁都的站到左边,不同意迁都的站到右边,“欲迁者左,不欲者右”[6]。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第一个站到了右边,表示反对迁都。在冯太后听政时因过被削爵免职的前南安王桢看到机会来了就带头站到了左边,“后高祖南伐,桢从至洛阳,及议迁都,首从大计,高祖甚悦”。[7]拓跋桢这次带头有功,稍后孝文帝复封其为南安王。拓跋桢以后在平城发生动乱时事先知道消息而不向孝文帝报告,事后孝文帝知道后对已故的拓跋桢的尸体进行了报复,从这里可以看出,桢并不是真正赞成迁都,而是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投机钻营的行为。在孝文帝的威逼下,那些虽不愿意迁都,但更不愿意南伐的大臣相继站到了左边。“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8]一个令孝文帝非常荆手的难题,通过非常手段得以解决,孝文帝的迁都意愿得以实现。
正式确定迁都后,当时洛阳是一片废墟,孝文帝命李冲等营建洛阳。李冲建议孝文帝先回平城,待洛阳建成后再迁都,孝文帝因害怕平城保守势力对自己不利,不回平城,要到邺城办公,而指派任城王拓跋澄先回平城,利用拓跋澄的威望去做说服工作。在拓跋澄到平城后,“众闻迁诏,莫不�@骇”。[9]在拓跋澄的反复劝说下,这些留在平城的群臣无可奈何,当时只好勉强同意迁都。孝文帝闻后高兴地说:“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10]太和十八年二月,孝文帝正式发布迁都令。
三、个人因素是孝文帝迁都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