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庆丰
天津社会科学 2014年01期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颠倒”问题是辩证法发展史上的一个“路标”。这个问题不仅是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理论传承关系的核心节点，更是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特殊理论本性的关键所在。但是，我们往往将这一理论疑难简约化：把“颠倒”问题素朴地理解为马克思将黑格尔“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亦即将辩证法从唯心主义移植到唯物主义的地基上去。但是，事情本身远非如此简单。阿尔都塞指出：“所谓‘对黑格尔的颠倒’在概念上是含糊不清的。我觉得，这个说法严格地讲对费尔巴哈完全适合，因为他的确重新使‘思辨哲学用脚站地’。但是，这种说法不适用于马克思，至少不适用于已脱离了‘人本学’阶段的马克思。”①因此，作为颠倒概念的“‘倒过来’一词只有象征的意义，甚至只是一种比喻，而不能最后解答问题”②。辩证法的颠倒问题绝对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中重大的理论疑难之一，而澄清这一疑难是我们推进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前提条件。
如何理解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颠倒”概念，不仅关涉到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甚至决定了对整个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在此，我们借鉴海德格尔关于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来类比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以期达到对“颠倒之谜”的本质性理解。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一文中指出：“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③从海德格尔的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最基本的判定：第一，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第二，尼采和马克思都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众所周知，黑格尔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全部哲学的发展，可以说其哲学体现了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完成。据此，在颠倒传统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尼采哲学和马克思哲学具有同质性，这就为我们用尼采颠倒柏拉图主义来类比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根基；另外，海德格尔两卷本的《尼采》详细地分析了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这也为我们的类比提供了事实的可能性。
在《尼采》一书中，海德格尔对“颠倒”问题的追问可谓一语中的。“据尼采本人的证词，他的哲学乃是一种颠倒过来的柏拉图主义。我们要问：在何种意义上，为柏拉图主义所特有的美与真理的关系通过这种颠倒而变成了一种不同的关系？”④我们之所以认为海德格尔的追问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是因为他意识到通过“颠倒”使事情本身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变成了一种不同的、别的关系。“颠倒”不是简单地翻转，而是意味着本质性的改变。简单地颠倒过来，并不能使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然而，流俗的理解却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简单颠倒。如果将一个事物或问题颠倒过来，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那么实现哲学革命的就不是马克思，而是费尔巴哈。因为，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把哲学拉回到唯物主义的地基之上了。阿尔都塞明确地指出：“至于对黑格尔的‘颠倒’，这个著名的词正好反映了费尔巴哈的企图。费尔巴哈正是作为黑格尔的晚辈，才采用了这个词，并把它推广了开来。值得指出的是，正当费尔巴哈自称他已经把黑格尔哲学‘颠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恰恰指责他依旧是黑格尔哲学的俘虏。马克思还指责费尔巴哈接受了黑格尔的问题的前提，指责费尔巴哈作出的答复虽然不同于黑格尔，但回答的问题却与黑格尔相同。”⑤当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依旧是黑格尔哲学的俘虏的时候，就已经证明简单的翻转并不能产生哲学革命。
海德格尔详尽地分析了这种简单的、素朴的颠倒。他说：“倘若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可以等同于那样一种做法，一种仿佛仅仅把柏拉图的一些句子颠三倒四折腾一番的做法，那么，上面这个问题就可以轻轻松松地通过一种简单的换算来解答了。”⑥很显然，海德格尔坚决反对这种对“颠倒”的肤浅的理解。实际上，一开始尼采也没有特别自觉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海德格尔指出：“尼采本人也经常颠三倒四地表达事实，不仅是为了以一种粗犷的方式来说明他的意思，而且也是因为他自己就常常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尽管他所寻求的其实是某种不同的东西。”⑦颠倒绝非一种简单的换算。此时的尼采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也没有认真地去思考颠倒柏拉图主义之后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只是到晚期，在他的思想工作中止前不久，尼采才完全清楚地认识到，他在这种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中被推向了何方。随着尼采越来越理解了这种倒转的必然性，亦即把它理解为克服虚无主义的任务所要求的，他也就越来清楚地认识到了上面这一点”⑧。
根据海德格尔的提示，尼采的“颠倒”关涉的是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所以我们在思考颠倒问题的时候，必须从对颠倒的对象——“柏拉图主义”入手。“因此，在说明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时，我们必须以柏拉图主义的结构形态为出发点。在柏拉图看来，超感性领域就是真实世界。它作为赋予尺度的东西是高高在上的。而感性领域作为虚假的世界位居低层。高层的东西是首先惟一地赋予尺度的东西，因而是值得追求的东西。在颠倒之后，感性领域即虚假世界就位居高层，而超感性领域即真实世界则位居低层。这在形式上是容易推算出来的”⑨。我们知道柏拉图把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理念世界作为超感性领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现象世界作为感性领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虚假的世界。理念界位居高层规定并主宰着现象界。如果要对柏拉图的观念进行颠倒的话，最直接的思考就是“让感性领域即虚假世界位居高层，而超感性领域即真实世界则位居低层”。但是，问题在于，理念界和现象界的简单翻转就能克服柏拉图主义吗？颠倒就意味着这种简单的翻转吗？
对此，海德格尔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如果我们仅仅以这种方式来看颠倒，那就可以说，高层和低层的空位还是保留着的，仅仅做了不同的分配而已。而只要这种高层与低层决定了柏拉图主义的结构形态，则柏拉图主义在其本质上就依然持存着。这种颠倒并没有完成它作为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必须完成的东西，亦即一种对柏拉图主义的彻底克服”⑩。可见，颠倒作为一种简单的翻转并不能真正地克服柏拉图主义。在此基础上，反观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如果仅仅是一种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翻转，也依旧无法彻底克服黑格尔主义。所以，马克思才会认为，费尔巴哈依旧是黑格尔哲学的俘虏。阿尔都塞指出：“说到底，如果问题的确仅仅是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过来，那么事物的颠倒显然并不会因简单的位置移动而改变本质和内容！用头着地的人，转过来用脚走路，总是同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颠倒无非是位置的颠倒，是一种理论比喻：事实上，哲学的结构、问题，问题的意义，始终由同一个总问题贯穿着。”(11)阿尔都塞的说法不仅形象，而且一针见血。“用头着地的人，转过来用脚走路，总是同一个人！”这就意味着把辩证法从唯心主义移植到唯物主义的地基上，辩证法本身不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那么，怎样的颠倒才能使事情本身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呢？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关注海德格尔关于尼采如何真正地颠倒柏拉图主义，如何真正地克服柏拉图主义的论述。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当高层本身根本上被清除掉，先前对一个真实的和值得追求的东西的设定已经终止，理想意义上的真实世界已经被取消掉，这时候，对柏拉图主义的彻底克服才能获得成功。”(12)克服柏拉图主义不是要对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进行简单的倒转，而是要彻底地消解理想意义上的真实世界——理念世界。然而，“对以往最高价值的批判并非简单地就是一种对它们的驳斥，把它们宣布为不真实的，而是要揭示出它们的起源，即它们如何起源于某些设定，后者恰恰必须肯定那个为被设定的价值所否定的东西。所以，真正说来，对以往最高价值的批判就意味着：揭示那些附属的价值设定的可疑来源，从而指明这些价值本身的可疑性”(13)。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是西方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历史性运动的一个基本方式。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中被设定为决定性的现实和法则的东西，失去了它们的约束力量，新的价值设定必然就是一种对一切价值的重估。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后来，尼采指出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只不过是实在性蒸发出来的最后一缕烟雾。至此，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才彻底完成。这对我们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颠倒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以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为参照系，那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根本不是将辩证法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颠倒，而是彻底地消解掉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本性，消解黑格尔对“绝对精神”的价值设定。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马克思关于“颠倒”问题的经典表述：“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14)。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把“颠倒”理解为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似乎应该舍弃思辨哲学的神秘外壳，以保留辩证法的宝贵内核。换句话说，剥去外壳和把辩证法颠倒过来在马克思那里应该是同一个意思。那么，我们如何在颠倒的意义上去理解剥去外壳呢？或者说，在剥去外壳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东西被颠倒过来了呢？
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表述不免让人心生疑虑。难道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就像人们剥干果一样，把外壳剥掉，留下里边的果仁那样简单吗？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黑格尔哲学那里，神秘形式和合理内核并不是被摆放在一起的泾渭分明的两个东西。“说辩证法能够像外壳包裹着的内核一样在黑格尔体系中存身，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不能想象黑格尔的意识形态在黑格尔自己身上竟没有传染给辩证法的本质，同样也不能想象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被‘剥去了外壳’就可以奇迹般地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变成马克思的辩证法”(15)。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关于“颠倒”的经典论述，绝不能使马克思的“剥离”庸俗化和简单化。显然，“剥离”也应该在海德格尔所说的清除或消解掉高层的超感性世界本身的意义上去理解。在黑格尔那里，神秘外壳和合理内核是交织在一起的。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体系和方法之间存在着矛盾，其实就黑格尔哲学自身而言是不存在的。恩格斯只不过是想为辩证法开辟出一条新路来，才如是阐释的。阿尔都塞认为：“神秘外壳根本不是思辨哲学、‘世界观’，或‘体系’，不是一种可被认为同方法相脱离的成分，而是本身就属于辩证法。”(16)可见，“神秘性”不仅是作为外壳的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本性，也是其作为内核的辩证法的本性。所以马克思才会说，“辩证法在黑格尔的手中神秘化了”。马克思正是用他自己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去反对和破除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神秘形式。“神秘外壳无非是辩证法本身的神秘形式而已，换句话说，它不是辩证法的一种相对外在的成分(例如‘体系’)，而是与黑格尔辩证法同质的一种内在成分”(17)。神秘外壳与合理内核是相互渗透在一起的，神秘性既是外壳的本性也是内核的本性。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就是要破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而这是通过简单的翻转或者简单的对外壳的剥离所无法做到的。
颠倒不是简单的翻转和剥离，而是对超感性世界神话的消解。这种意义上的颠倒究竟该如何进行？海德格尔一语道出了“颠倒”的真义。他说：“当尼采认识到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就是一个从柏拉图主义中转向出来的过程时，他已经精神错乱了。迄今为止，人们既没有认识到这种颠倒乃是尼采的最后步骤，也没有看到尼采只是在其创作生涯的最后一年里(1888年)才清晰地完成了这种颠倒。”(18)颠倒实际上是“转向”。尼采只是到了学术生涯的最后一年才完成了这种颠倒，可见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艰难性。就此意义而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并不是将其倒立过来，而是从黑格尔的哲学城堡中撤离出来，当然这一撤离也并非简单地将黑格尔哲学弃之如敝屣。阿尔都塞指出：“必须从‘改弦易辙’这一认识出发，我们才能研究关于马克思向黑格尔借鉴和继承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19)作为“转向”的颠倒意味着对“翻转”的否定，意味着不再拘泥于颠倒问题的表面含义。针对将颠倒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胡克不无嘲讽地说道：“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对其批评者来说还仍然是一个神秘的话，其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其解答。他们过分拘泥于他的关于把黑格尔的方法头脚倒置的隐喻。”(20)
在转向的意义上去理解颠倒和剥离，最重要的是要清晰地认识到从什么样的哲学形态中转向出来。马克思剥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就是批判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黑格尔哲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21)。整个德国思想界都笼罩在黑格尔哲学的阴影之下，因为，黑格尔的哲学确实是18世纪的百科全书，是已经获得的全部知识的总结，也是历史的总结。对马克思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他当时生活的意识形态世界，也是他开始思想时所面临的意识形态世界。
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洞穿当时德国的意识形态幻象。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有可能把握住人类社会的真正现实。“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无可比拟地是最受意识形态压迫的世界，也就是离历史实际最远的世界，是欧洲各意识形态世界中受神秘主义和异化影响最深的世界。马克思就在这一世界中诞生，并开始思想。马克思的开端的偶然性在于，他诞生时被包裹在一块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而他成功地从这块沉重的襁褓中解脱了出来”(22)。当时支配着18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世界的正是德国的唯心主义，具体而言就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体现在这一解脱、突破和转向之中。马克思辩证法的颠倒问题亦应该在这一哲学革命的思想背景下获得理解。“1840年德国青年知识分子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思想，同它们的外表相反，包含着一部分含蓄的、被掩盖的、经过伪装的和改变了方向的真理，而马克思在经过多年的理论努力后，终于用批判的威力把这一真理挖掘了出来，使它重见了天日和得到了公认。所谓把黑格尔的哲学(或辩证法)‘颠倒过来’、使之‘重新用脚立地’这个著名论题实际上就贯穿着这种逻辑”(23)。阿尔都塞的这一论断向我们表明，颠倒问题所贯穿的逻辑就是真理方向的改变，一种转向的逻辑，从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形式中转向出来。
马克思在致狄慈根的信中谈到：“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当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去除这种形式。”(24)毫无疑问，马克思所谓的辩证法的神秘形式指的就是黑格尔哲学的“思辨”。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明确地表达了关于“思辨”的含义。在论及逻辑学概念的进一步规定和部门划分时，黑格尔指出：“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25)这三个方面并不构成逻辑学的三部分，而是每一逻辑真实体的各环节，亦即每一概念或每一真理的各环节。辩证法和思辨并不能等同，而是概念或真理的两个环节。哲学把怀疑主义作为一个环节包括在它自身内，这就是哲学的辩证阶段。黑格尔之所以把辩证法与怀疑主义联系起来，是因为辩证法是以否定为其结果。但哲学不能像怀疑主义那样，仅仅停留在辩证法的否定结果方面。所以，哲学必须从否定的辩证阶段上升到肯定的思辨的阶段。“思辨的阶段或肯定理性的阶段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26)。辩证法与思辨的区别就在于它们分别标志着否定和肯定的环节。流俗理解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把辩证法和思辨混同起来，从而也就无法澄清辩证法的颠倒问题。黑格尔指出：“思辨的东西，在于这里所了解的辩证的东西，因而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方面，但对于尚未经训练的、不自由的思维能力说来，也是最困难的方面。”(27)而辩证法则是“抽象—否定”的方面，这是必须要超越的环节。
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反对思辨的肯定，主张辩证法的否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28)。其实马克思的这一说法也并非和黑格尔完全对立。黑格尔也认为：“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29)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重视是不一样的，黑格尔是把辩证法当作逻辑学的一个环节：在辩证的阶段，这些有限的规定扬弃它们自身，并且过渡到反面。黑格尔强调的是整体中这一环节的重要性。而马克思则把辩证法当作了整体本身。所以马克思必须反对逻辑学的“思辨”环节。“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惟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惟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30)。马克思要从黑格尔辩证法中彻底“转向”出来，就必须彰显辩证法的“批判性”，进而消解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剥离辩证法的神秘形式，消解掉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结构呢？这是因为作为肯定环节的思辨最终会导致一种“意识形态”。“所有这些武断的推论并非神奇般地局限于黑格尔的‘世界观’和‘体系’，它们实际上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构造和结构中，特别在黑格尔的矛盾中也得到反映，而这个矛盾的任务就是魔术般地推动历史世界的具体内容去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31)。马克思必须突破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所形成的沉重的意识形态襁褓，重新发现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对象，这是马克思实现人类解放所需要的根本条件。
“为了从这一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不可避免地要认识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分发达实际上同时也是德国历史不发达的表现，因而必须从意识形态的大踏步倒退中重新退回到起点，以便接触事物本身和真实历史，并正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浓雾中若隐若现的那些存在。没有这一重新退回，马克思思想解放的历史就不能被理解；没有这一重新退回，马克思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特别同黑格尔的关系，就不能被理解；没有向真实历史的这一退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倒退)，青年马克思同工人运动的关系依然是个谜”(32)。在这里，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或者说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理解为“退回”。从彼岸世界退回到此岸世界，退回到对象的实际。“退回”相对于“超越”这一概念更具有优越性。因为，我们必须抛弃“超越”(扬弃)这个概念所包含的黑格尔的逻辑精神，否则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又容易陷入黑格尔哲学的螺旋运动中去。因为“超越”一词可能意味着克服错误而走向真理，但马克思的颠倒则是克服幻觉而走向现实，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消除幻觉并从被消除的幻觉退回到现实。
马克思能够穿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幻象而退回到现实绝非偶然。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曾将马克思的批判称之为“移动式批判”，正是在这种不断地移动中马克思才退回到了对象的实际。柄谷行人强调：“当我们考察马克思的时候，也应当注意到他的不断移动及其在思想上的绝对重要性。”(33)没有这种思想的移动，没有这种不断地流亡，没有这种德国之外的视角，马克思无法看清德国的意识形态幻象。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马克思作出了一项根本的发现，他发现法国和英国并不符合它们的神话，他发现了法国的现实和英国的现实，发现了纯政治的谎言、阶级斗争、有血有肉的资本主义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偶然的巧合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分工，前者发现了法国的现实，后者发现了英国的现实。这里的问题也还是后退，而不是超过，也就是从神话退回到现实。这场真实的经历揭开了幻觉的面纱，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他们自身的开端，当时就生活在这种幻觉之中”(34)。
因此，强调马克思的移动式批判，并非是要强调马克思是一个流亡者。马克思确实曾流亡过英国，后来被允许回国，事实上，1850年他也确实曾一度回到德国。但他留在英国，其主要原因是为了研究资本主义。这样一来，我们便无法称他为单纯的政治流亡者，而毋宁说那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场所。因为当时的英国把现代世界的事实摆在了马克思的面前。“于是，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马克思终于发现了使他陷于迷茫之中的意识形态浓雾的现实。他不得不放弃用德国的神话去解释外国的现实，承认这些神话不但对外国毫无意义，而且对德国自己也是如此，这些神话只是使德国对自身的奴隶地位抱有幻想。马克思看到，必须相反用外国取得的经验去观察德国，以便对德国有清楚的认识”(35)。
从意识形态向现实的这一退回，恰巧是与一种崭新现实的发现同时发生的。关于这一新的现实，马克思在“德国的哲学”著作中找不到任何反映。就这样，马克思在法国发现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发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以及不需要哲学和哲学家的干预而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的阶级斗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明了这一退回的原因，“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英国是发生这种变革(这种变革越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越是强有力)的典型地方，因此，英国也是这种变革最主要的结果即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只有在英国，才能把无产阶级放在它的一切关系中并从各个方面来加以研究”(3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谈到工作日、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时选择的都是英国的发展事实，因为当时英国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如最近20年这样有利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积累。在这个时期，真好像是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被发现了。不过，在所有国家中，英格兰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首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37)
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进行了详尽而又细致的分析。马克思所退回到的这个出发点不仅和青年黑格尔派不同，也与黑格尔哲学不同。如果不认真看待这个出发点的差异，如果看不到马克思的后退并不是退到黑格尔原来的出发点，就不可能解决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问题。青年黑格尔派的出发点就是黑格尔的哲学。虽然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经超越了黑格尔哲学，但他们与黑格尔哲学之间都存在着一种“依赖关系”，因此没有一个人对黑格尔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批判。马克思则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意识形态本性。黑格尔通过辩证法的逻辑进程，最终达到了绝对精神，而普鲁士国家就是这种完美理念的体现，这使得黑格尔哲学成为普鲁士国家的官方哲学。
在《资本论》第一版跋中，紧随那段“辩证法是倒立着的”论述之后更为重要的表述是：“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8)。在这里，相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提出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观念。马克思辩证法之所以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是由于其辩证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性，就其实质而言，这种批判的辩证法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并非仅仅是对黑格尔做了唯物论的颠倒，而是意味着从黑格尔式的问题构成本身走出来，实现了非连续性的变化”(39)。
在马克思关于辩证法“颠倒”问题的经典表述之前，马克思以赞美的方式援引了一位俄国评论者对《资本论》的方法的解释。这段话可能会对我们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差异有所助益。这段话的核心观点如下：“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对各种秩序的序列，对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顺序和联系进行同样准确的研究”(40)。对这篇评论，马克思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他指出：“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41)可见，马克思高度认可俄国评论者对其辩证方法的描述。通过这一评论，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辩证法是将“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马克思辩证法则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这意味着，黑格尔是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作为其哲学解决的主要问题，思想的客观性也就成为其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但也因此其哲学不可避免地会被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被意识形态所利用。而马克思则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事实相比较对照，试图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社会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的批判的辩证法在其理论旨趣上必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批判本身宣布了革命的必然性。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必须以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所营造的意识形态幻象中挣脱出来为前提。“‘马克思的道路’之所以堪称典范，这并不由这条道路的起源和细节所决定，而是因为马克思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决心从自命为真理的神话中解放出来，因为他经历了推翻和扫除这些神话的真实历史”(42)。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辩证法穿越了意识形态的幻象，退回到实际对象本身，从而彻底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确立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注释：
①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6页。
②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76～77页。
③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0页。
④海德格尔：《尼采》上卷，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21页。译文略有改动，下文改动之处不再一一标明。
⑤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60页。
⑥海德格尔：《尼采》上卷，第221页。
⑦海德格尔：《尼采》上卷，第221页。
⑧海德格尔：《尼采》上卷，第221页。
⑨海德格尔：《尼采》上卷，第221～222页。
⑩海德格尔：《尼采》上卷，第222页。
(11)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61页。
(12)海德格尔：《尼采》上卷，第222页。
(13)海德格尔：《尼采》上卷，第2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5)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78～79页。
(16)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79～80页。
(17)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80页。
(18)海德格尔：《尼采》上卷，第222～223页。
(19)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67页。
(20)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4页。
(22)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62～63页。
(23)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6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
(25)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2页。
(26)黑格尔：《小逻辑》，第181页。
(27)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页。
(2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29)黑格尔：《小逻辑》，第177页。
(3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7页。
(31)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92页。
(32)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64～65页。
(33)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页。
(34)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69页。
(35)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7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88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46～747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39)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97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42)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73页。
作者介绍：王庆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