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行间的姜太公

　　姜太公，即吕尚，被很多人尊奉为兵家始祖，其实，吕尚同时是一位行间高手。他所实施的间谍战对灭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说吕尚非常长寿，但生卒年都已不详。他原姓姜，名望，又名子牙。吕尚的祖籍历来说法不一，一说他为东海上人，一说其先祖起源于宝鸡一带，是姜姓血统的一个氏族，后来才居住在吕地（今河南南阳西），故此改姓吕。 　　关于“吕尚”这名字的得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这样的：由于他在周初任太师之职，被习惯尊称为“师尚父”，所以就此被习惯称为吕尚。因为他同时又是齐国的始封君，故而又有“姜太公”、“太公望”等多种称谓。吕尚具有丰富的政治才能，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堪称我国古典军事理论的启蒙者，并在军事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吕尚军事才能出色，“多兵谋与奇计”，故此，“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谋略）皆宗太公为本”。（《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对于后世著名的军事家，如管仲、孙武、吴起等，莫不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或许也正是这个缘故，甚至历代都有不少军事著作托名于他，其中最著名的应该算是战国末期的《六韬》。 　　受到重用 　　按照古史记载，吕尚应该是个长寿翁。因为他受到姬昌的重用已经是晚年的事情了，而他在辅助周文王姬昌之后又先后辅助过周武王姬发和周成王姬诵，不仅享有高寿，同时也堪称西周政坛的常青树，为西周王朝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做出了杰出贡献。 　　吕尚很可能是贵族后裔，自小接受过比较严格和比较正规的教育，但在这之后并没有受到重用。在仕周之前，他的政治地位非常低下，身份非常卑微，一直胸怀丘壑却不能施展抱负。传说吕尚也曾经投靠过商，但在见过纣王的种种无道行径之后，只能一声叹息，遂游历天下。在长期游历的过程中，吕尚进一步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和掌故，故此，他虽不能甘心满腹经纶终无所用，却又能平心静气地过着一种等待的日子。 　　吕尚的大半生似乎一直就是在等待中度过。他执著地等待着贤明之主，却在不知不觉中等来了满头的白发。贤能若此，却被闲置若此，一般人多会因此而沦落，留着清醒和不泯雄心的，也大多只剩有郁郁寡欢。但吕尚的理想和抱负，才华和智慧，尤其是救济社会的热心肠，直到苍苍老时却依然如故――这大概才是他最终赢得机会，并能被姬昌委以重任的关键原因吧。 　　姬昌起用吕尚，吕尚投靠姬昌的过程，历史上说法不一。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见诸《史记》，即后来广为流传的关于一根钓钩的故事。根据太史公司马迁的描述，这件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姬昌礼贤下士的做法大概得到了时人称颂，所以最终传到了吕尚的耳中。吕尚听说姬昌是个重视知识和人才的贤能，故而带着钓杆赶到渭水之滨。这是渭水河滨一处水草丰茂之地。吕尚貌似神闲气定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河面上水波不兴，吕尚的内心却是激流奔涌。听说他时常会来这里打猎一些野味呢，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来？吕尚这样想着，便感觉到他手里这根鱼杆的分量了。这时候，有个闲人过来问，老人家，你钓鱼咋这个钓法啊，你这鱼钩直直的，根本钓不到鱼啊。吕尚听了之后，只微微一笑，随即置之不理。这样子不知道过了多久，姬昌总算带着一班随从出现了。看到吕尚，姬昌心生惊讶：好一个气宇非凡的老者啊！他随即恭恭敬敬地迎上前来给吕尚请安作揖。吕尚顿时明白，部族之中关于姬昌贤能通达的传言果不为虚，于是就和姬昌答话。交谈之中，吕尚更加感受到了姬昌的贤达和英明，便把胸中丘壑和盘托出。姬昌立即拜吕尚为师，统帅三军。 　　初施情报战 　　吕尚辅助姬昌，很得经国要领。周本偏处西隅，是个弹丸小国，但由于他们君臣协力，治术得当，不久便开始逐渐走向强盛。吕尚一生政治经历，可简单概括为四个阶段：遇到姬昌之前的失意阶段；姬昌（文王）时为灭商作准备的阶段；姬发（武王）时的辅助及灭商的阶段；为维系西周统治服务的阶段。这四个阶段中，尤以第三个阶段，即辅助姬发灭商的阶段，倾注了其杰出的军事智慧和才能。他杰出的情报思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这期间，他还有一次冒险行间的经历，为姬发的伐商灭纣做好了充分的情报保障。 　　姬昌得到吕尚，立即与其商讨国事。吕尚告诉姬昌，如果想谋得“大治”，必须要先把无道的殷商王朝政权推翻。而灭商大计，最要紧的不外乎四条：其一，发展壮大自己；其二，迷惑纣王，不能给他察觉出姬周的真正意图；其三，对殷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的全面深入掌握；其四，寻机策反商纣的羽翼，使纣王陷于孤立。 　　吕尚早年曾有过在殷商求职的经历。这使得他对商纣的军政概况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但他认为仅仅有这些了解还远远不够用。一次战略决战的成功实施，每一个细小环节都不容忽视。如果想实现覆灭商纣的目的，必须对对手的动态、兵力部署及战略意图等进行紧密跟踪。于是，在吕尚的巧妙部署下，姬周的特工不断地悄悄潜入殷商。通过这些特工及时有效的侦察活动，吕尚得知商纣“欲杀文王而灭周”（《吕氏春秋・行论》）的情报。这可说是一件令吕尚和姬周上下都立即寝食难安的麻烦事。吕尚苦思对策，认为姬周眼下最好的办法便是，制造大量的假象麻痹纣王，使之立即调整战略矛头，不与姬周为敌。 　　吕尚劝讽文王的主意，后人曾有托附：“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这段话的实质，是主张韬光养晦，麻痹对方。吕尚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不能及时打消商纣对姬周的征伐念头，以当时双方实力对比，很可能招致姬周的灭顶之灾。如果能很好地隐藏自己的实力和战略意图，使商纣放弃对姬周的武力征伐，便可以最终实现“苟能因之，必能去之”（《六韬・武韬・文伐》），再进一步将殷商一举击溃的战略目的。 　　在吕尚的劝导下，文王立即在周原建立商的宗庙，大事祭祀商的先祖，以表示对殷商的顺从。姬周还答应商王到周的辖区进行狩猎活动，满足他的口舌之欲。除此之外，吕尚还在国都“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资治通鉴外纪》卷二），竭力给纣王造成周文王耽于女色和沉湎享乐、不思进取的假象。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姬周联合起所有反对殷商的诸多小国，即“帅殷之叛国以事纣” （《左传・襄公四年》），表面上臣服于纣王，内地里却一直发展壮大自身实力，扩大反殷反纣的同盟。 　　经过种种努力，纣王终被吕尚一系列的假象所迷惑。纣王认为姬昌并无与商争夺天下的实力与志向，大体属无能无用之人。纣王并且对姬昌的忠心表示欣赏，说：“西伯改过易行，吾无忧也。”（《淮南子・道应训》）他并委以姬昌军事实权，“赐命西伯得专征伐” （《竹书纪年》）。纣王从此把战略矛头瞄准东方国家，而在西部防线上仅布置少量兵力。这样，商不仅在与东方之敌的交战中不断地消耗实力，同时也在最重要的战略后方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亲为间谍 　　殷商的所谓东方之敌主要是指东夷。吕尚经过细致分析之后认为，曾是殷商属国的东夷，其实可以引以为西周之援，而发展为殷商之敌。故此，吕尚在仕周之后，又去殷商再作了一次间谍活动：策反东夷叛商。 　　古史专家王玉哲说：“周人大概为了牵制纣王在西方的兵力，派遣打入商内部的间谍吕尚，入东夷为之鼓动叛商。”（《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84页）吕尚行间的主要目的就是策反东部诸侯，让他们不再与商纣为伍，而是自此成为周王的盟友，一起加入周王伐商的队伍中来。即便不能达成这个战略目的，也一定要争取让这些东方小国制造一些事端，从而牵扯商纣更多的注意力，打乱其兵力配置和战略部署，好为下一步的周王的征伐战争做好准备。 　　按照王玉哲的说法，所谓东夷主要是指徐淮夷一带。这些东方诸侯方国既是商的重要属国，同时也是商最为重要的战略后方。故此，吕尚选择这里作为行间对象，在战略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人说，所谓东夷，即指东海，也就是吕尚早年居住过的地方。既是早年的居住地，吕尚对此地风土人情等等应当不陌生，这应当便于其开展间谍工作。可见，吕尚选择东夷作为行间对象，还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吕尚选择了适当时机，成功越过商的边境，打入商的后方，从事策反东夷的工作。他来回穿梭于东夷各个方国之间，向东夷国王数落商纣的暴虐，并且详细介绍了姬周的贤明政治和逐步发展壮大以及受到越来越多拥护的基本情况。吕尚需要告诉他们的是，民心向背已经使得商纣王朝崩溃在即，姬周取代它是早晚之事。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东夷仍然继续拥戴这个堕落的王室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和前途。可能东夷王起初也有一些犹豫不决，毕竟他们事商已经多年，一直屈服于纣王的淫威。吕尚则继续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终于说服了他们。东夷王决定举倾国之力，协助姬周，通过共同努力，使得商纣首尾不能相救，以尽早地摧毁和瓦解这个残暴的王朝。 　　由于历史久远，吕尚行间的具体情况，古籍中鲜有记载，故此其中的详细经过尚待继续考证。总之，吕尚一定是在东夷进行了一系列艰苦运作和一番煞费苦心的经营，才能成功地使得东夷背叛商纣，自此站在周的一边，成为周灭商的同盟军。东夷叛商之后，立刻一变而成为商纣的心腹大患。商纣得知这个消息，震怒之余，也不得不立即调整战略部署，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付东方之国，并从此陷入了一段耗时长久的消耗战争。 　　商纣倾全国之兵力和物力，在经过多年的征讨之后，终于使东夷再次臣服，但与此同时自己也元气大伤。在派兵攻打东夷的这些年，商纣的兵力和物资储备都遭到极大的消耗，国内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民生渐渐成为大问题，国运开始日趋衰落，终于一蹶不振。这便是吕尚行间所能达到的最为理想的效果。正是乘着这个重要时机，姬昌和吕尚联合其他众多盟国共同举兵，遂能一举战胜强敌。 　　东夷叛商，《左传》中有明确记载。古史专家丁山认为，“东夷叛商与吕尚有关”。他认为，吕尚的行间是导致东夷叛商的直接原因。他进一步认为，“商纣为黎之�”与“西伯（周文王）勘黎”是同指一次战争，且是商和周在黎的一次有名的决战（《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1页）。在他看来，东夷的叛乱实与姬周的西线作战是遥相呼应的，这才使得商纣首尾不得兼顾，故而落得大败。 　　商、周在西线作战之时，东夷乘机起而叛之，则可知东夷与周的联盟行动，也可知其中必有细作来往，以作协调沟通之需。而且，东夷与姬周，位置分处东西，其间正好隔着殷商。因为必经之地就是敌人，情报传递必然遭到严密的盘查，这给他们之间的协调联络带来极大不便。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又是在东夷潜伏的吕尚所必须解决的。那么，吕尚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据说“阴符”和“阴书”这两种情报传递方式就是太公吕尚所发明，专为传递秘密情报和机密文件之用。所谓“阴符”，是用铜、木或竹板制成，以板之长短为秘密通信信号。而“阴书”则是将秘密文书一分为三，派三人分别传送，敌人如果不能将三部分内容全部截获则无法了解文书内容。正是这些有效的秘密传送，很好地保证了东西盟友之间的沟通协调和情报传递，保证了联盟战略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在《孙子・用间》中有“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一句，这至少说明吕尚行间，包括吕尚对殷商的洞悉，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周兴商亡的关键原因。此正所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 （《左传・昭公十一年》）。考察《左传》和《孙子》等著作，吕尚的行间，该同伊尹行间一样，当是先秦时期尤其是战国以后一度非常流行的观点。在《鬼谷子・忤合》中，也有“吕望三就文王，三入殷”的说法，侧面揭示了吕尚多次来往商周之间的事实。这种多次往返，除了行间之外，还能有其他的什么意图呢？ 　　《左传》所指出的商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充分说明了吕尚在东夷行间的成功。正是吕尚深入殷商属国的这段非常成功的行间经历，才使得纣王的战略部署发生重大失误，国力遭到极大损耗，故此才能成就姬周的灭商大业。在殷商行间期间，吕尚一直非常注意收集商纣的重要情报，对殷商的军情社情民情均能注意观察，这些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为他和姬昌制定灭商大计及作战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之相反的是，纣王在与姬周战略决战的前夜，败笔迭出，失误连连，如此荒唐的国君，岂有不亡之理。总体看来，纣王既不能识别姬周的情报示伪，又不能对己方的战略情报进行有效的保密，既不能及时削减姬周的实力，反倒授人以渔，可说是一直在被吕尚的行间和情报谋略牵着鼻子走。周的坐大，直至开掘殷商坟墓，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我们反观吕尚，通过在情报战线的一系列的成功运作，他既对殷商的国情军情有了充分的了解，又成功地赢得了发展实力的时间和空间，还意外地赢得了一些同盟力量，从而一举为灭商夯实了基础。吕尚的行间和战略情报运作的成功之处还在于，极大地迷惑了对手，使之错乱地调整了战略方向。而在这种调整过程中，姬周既达到了消耗对手的目的，也使之不能兼顾东西两线，直至最终留下极其虚弱的一道防线，等着自己的乘势一击。故此，《孙子・用间》曰：“周之兴也，吕牙在殷。” 　　周武王即位后，周的大政方针并无重大调整，仍是在吕尚的指导下励精图治，蓄势待发。周不停地兼并周边小国，这倒是纣王当初所赋予姬周的任务。吕尚和武王同时也密切关注着从敌国传来的情报信息。间谍先送回的情报是殷商政治上一片混乱：邪恶之人受到重用，而贤良之才却被罢黜。武王和吕尚认为，只此还不到出兵的时候，便派间谍继续侦察。不久，他们又得知商朝的老百姓都因为畏惧纣王的刑罚，不敢开口评论政事了，便信心倍增，继续大量派出侦察人员进行打探。等获悉一干得力辅佐都灰心地要离开纣王这个无道昏君时，吕尚和武王认定伐纣的日子已经不远。 　　姬周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实力上的巨大跃升，而殷商却在茫无头绪中迎来了一次最致命的内乱。由于王子比干的被杀和重臣萁子的被囚，商的统治几近分崩离析。吕尚和武王认定时机已经到来，便立即开始厉兵秣马，准备对商纣的最后一战。约在公元前1046年，即武王即位后第四年的某一天深夜，吕尚率领着姬周的兵马，顶着暴风骤雨，悄悄地向殷商进发，最终完成了灭商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