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为政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一生从事文献整理、著述立说和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孔子又不是一个把自己关在书屋里的人，他非常关心时政，曾试图通过从政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后来因仕途不顺，才转向教育实践。但这些并未使他远离政治，孔子在充分借鉴西周初期“明德慎罚”思想的基础上，主张以德治国。用道德手段来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对后世封建统治阶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把实行德治放到了治国的核心地位，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种思想在当时虽未被认同，但却为西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提供了一条治国良策。
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的。春秋后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各诸侯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为争夺权力，各诸侯国内经常发生流血政变，子弑父、臣弑君如同儿戏；一些诸侯王上台为了满足自己荒淫腐朽的生活，变本加厉地剥削百姓，结果搞得民怨沸腾。为了维护自己的残暴统治，许多诸侯国的国君更是依靠暴力手段“折民惟刑”，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孔子从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策略。
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是对西周初年“明德慎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所说的德治，大体上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要求统治者推行德政，宽惠使民，轻徭薄赋。在孔子的著述和言论中，我们多处见到其要求统治阶级“使民以时”、“敛从其薄”、对民众必须“宽”“惠”等词语。孔子认为，实行宽惠政策的最大好处就是“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其二，强调对民众的教化，反对统治者“不教而杀”。孔子认为道德教化的力量大于刑杀，在《论语· 为政》篇中，孔子提倡“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把“不教而杀谓 之虐”（《论语·尧曰》）。其三，提倡宽猛相济，以刑辅德。
孔子重教化、轻刑罚，但并不否认刑罚的作用，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讲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对于君子和小人必须用德和刑两种不同的手段进行统治。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郑国子产死后，“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符之泽。”大叔兴兵讨伐“萑符之盗”，尽杀之。孔子听后，连加称赞：“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子的这种
宽猛相济的思想被后世儒学家总结为“德主刑辅”的思想。
孔子并未把自己“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停留在理论上，他还从实践的角度积极地摸索实现德治的途径。首先，孔子站在“仁者爱人”的高度，提出要想实现德治，先要“为政得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其政息”，政事的兴废与最高统治者是否贤明息息相关。孔子提倡“举贤才”（《礼记·子路》），主张贤人治国。孔子尤其看重统治者的表率作用，他多次重申“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其次，孔子在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的同时，并未忽视对广大庶民百姓的道德教育。他希望通过学习和教育，使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孝悌、忠信、恭敬、智勇，成为真正的君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孔子想通过学习教育来提高全社会民众道德素质，进而实现国家的大治，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