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实事求是》 2010年第5期
中国古代诚信官德的养成
彭安玉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刊部 江苏南京210004)
摘 要:诚信官德是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这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土壤的国度培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诚信官德,必须立足国情,大力弘扬中华文明重视诚信官德养成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诚信官德建设才能深深扎根于本国文化土壤,也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关键词:中国古代 诚信 官德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641(2010)05-00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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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惠”为行仁之德,以“主忠信”为交友之道。简言之,诚与信既是官德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其它官德赖以存在的基石。不诚不信,巧言令色,虚
一、假奸诈,是很难与公正、为民、廉洁等联系到一起的。
在中国传统官德中,诚信一直为人们所格外看对此,古人有相当深刻的见解。重。孔子在论及从政道德时,非常强调为官诚信。1.诚信是君子修身从政的最佳途径。《礼记・大《论语・为政》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因学》云“: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极为重要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的特点之一,而行政权力的主体是专制国家大大小致知在格物。”《大学》所说“格物”,即接触伦常之事;小的各级官吏。官吏是社会舞台上的“主角”,官德“致知”即是认识和掌握处理伦常关系的道德规则;是社会的主体道德,官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正心是说摒弃情感活动,诚意要求慎独而不自欺。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在《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
官德,一般是指从政者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品质。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中,修身是中心一环,格物致这其中又包括“君德”和“臣德”两个主要部分。君德知、正心诚意是说修身的内容,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王者之德,为君之道;臣德含事君之德与役民之是说修身的目的,故《大学》说
“: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德。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政治和道德是融为一体的,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显然《大学》,把封建士人的修表现出明显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特征。人身和从政结合在一起。修身的重要,是因为它是明们往往把德治、官德看作是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根本。《尚书》提出“:德惟治,否德乱。”《论语・为政》也强那么如何“修身”呢?《臣轨・诚信》明确指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汉代“君子修身,莫善于诚信。”《臣轨》是武则天为文武百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再三说“:以德官编写的一部官德戒规。在该书序中,武则天强调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挥言行,熔范身心,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曾明确指事上之楷模,作臣下之绳准”。武则天指出“:凡人之出“: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而道德情,莫不爱于诚信。”又说“:夫诚信者,君子所以事君
随着时代的变迁,诚信日益成为约束社会、经济规范运行,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和地位的重要因素,而官吏的诚信品德则尤为全社会所关注。如何在中国这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土壤的国度培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诚信官德?立足国情,大力弘扬中华文明重视诚信官德养成的优良传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文化土壤,。
对国家政治的作用要靠为政者去实践。因此,官德的确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官德的内涵十分丰富,诸如为民、公正、、廉洁等等,而这一切,以培养官德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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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者怀之”
[2]为教,以“入则孝,出则[3],泛爱众”为训导弟子之方,以“恭、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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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怀下人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人与期焉,此以诚实为本者也。故诚实者,天地之所守而君子之所贵也。”
孔子明确提出了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恭、宽、信、敏、惠。对人恭谨就不会蒙受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拥护,交往诚信就会为人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役使民众。这五项标准都是君子修身养德的追求境界,而诚信尤为重要,诚如清顺治帝在《资政要览・昭信》中所云“:天非信不生,地非信不成,人非信不立。”
2.诚信是立国安邦之本。《论语・颜渊》记载了子贡与孔子的一段精彩对话。在对话中,孔子将诚信上升到立国之本的高度:“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看来,粮食充足,武备修整,百姓信任政府,是治理好国家的三个要素,而这三要素中,百姓的信任最重要,因为一旦失去百姓信任,国家即难以维持了。
《吕氏春秋・贵信》的重要性“:人主必信,,亲?……己府矣……。……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
诚信事关立国之本亦可从军事上加以证明。军事是政治的集中表现,是特殊的政治,军事上的胜败当然关系到国之安危。而欲在军事上确保克敌制胜,必须恪守诚信道德。《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曾以传神之笔记载了孙武诛杀阖闾宠姬以立军信的故事,结果孙武领兵治军,令行禁止,所向披靡。三国时期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亦是为了严格信守军法。孙武、诸葛亮杀人之举,本质上是为了树立必要的信誉,以防军纪涣散,有令不行。由此可见,诚信于治军进而于治国安邦确很重要。
3.诚信是有效行政之关键。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况从国家强弱的角度,突出了诚信原则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他说:“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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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家在推行政令中的诚信度如何,与国家兴衰强弱息息相关。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必然导致政令推行梗阻重重。58
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也高度重视行政诚信。《论语・子路》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统治者重视礼节,则百姓不敢怠慢;为政者做事以义,则百姓不敢不从;做官的人讲求信誉,则百姓不敢说假话、做假事。如此,则四方百姓背着孩子来归附。的确,中国古代官僚居于社会控制主体地位,其一言一行,足以影响全社会,即所谓“吏者,民之表也”。统治者带头讲诚信,一层带一层,层层作表率,则诚信之风必弥漫社会;反之,则奸诈虚伪之风必大行其道。子夏也认为“: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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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汉代思想家荀悦提出,诚信是致治之本。《申鉴・政体》“:致治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他所提的“四患”是伪、私、放、奢。伪,即不诚信、作假、欺诈,会伤风败俗,扭曲人性;、谋取不义之财,,,即放纵,会使礼仪,会使人欲泛滥。“五政”“、彰化”“、秉威”“、统法”五项“: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治,垂拱揖逊,而海内平矣,是谓为政之方也。”在这一“为政之方”中“,行之以诚,守之以固”,堪称典范。
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认为,诚信为从政者必备素质,只有做到诚信,政治机制的运行才能稳定而高效。作为统治者,诚信品德至关重要,即所谓“政莫大于信”。君主与各级行政官员的声誉“,在于所信”,若“所信不信”,那就“终身不信矣”。因此,对于“所信”,不可不慎。若自己不守诚信,就休想他人讲诚信。因为“率之以信,然后士民信也”,在上者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必失信于天下,进而危及政令畅通。
普通百姓不讲诚信,所影响者不过一家一人,而天下大小百官不诚不信,所危及者乃国家社稷。所以,诚信不仅仅是为官者个人品德修养的小事,而且是事关治国安邦、修齐治平、行政施令的大事。正因为如此,孔子才教学生以“文、行、忠、信”;武则天撰
《臣轨》才专辟“诚信”一章;唐人吴兢编《贞观政要》才有“诚信篇”;清顺治帝撰《资政要览》,亦不忘设“昭信”篇。由此可见,古人对诚信于政治、诚信于官德已经有相当清醒的认识。 二、诚信官德的外化
作为官德的基石,诚信体现在从政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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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方面。
1.取信于民。为官诚信,首先要做到取信于民,这是政治运行的基础。因为民众如果不相信国家的政治,那么,国家颁布的政令就难以迅速贯彻执行。为了在民众中建立起必要的信用,历史上不少政治家常常有惊人之举。如商鞅立木为信,为变法树威立信即是典型例证。
徙木赏金是商鞅在公布变法令前夕的精心设计,其意义在于使人们相信:不管对新法是否理解、相信与拥护,新法的推行是坚定不移的。诚如《商君书・慎法》所云“:故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为诈。夫以法相治,以数相举者,不得相益……故臣曰:法任而国治矣。”所以,统治者必须带头维护法令的权威,要像《韩非子・定法》所说“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或者要像《商君书・君臣》所说“: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一切以法为准,按法办事,使法令深入人心,人人知道法令必行,在历史上,商鞅变法“,秦人大治”,以至“言商君之法”,果。
2.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中国古代用人的原则之一。这是因为国之兴盛与否,政局稳定与否,无不与统治集团内部是否诚信有关。中国传统社会重君臣之间的信和忠,上级对下级要信任,下级对上级要忠诚,如此才能确保政治良性运行。如唐太宗李世民纳谏,就是建立在与魏征相互信任的关系上的。唐太宗不仅对魏征信任有加,而且对所用大臣也十分信任《贞观政要・,诚信》记载的一件事很说明问题。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
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
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使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唐贞观年间,以李世民为核心的最高决策层,人才济济,各得所用,房谋杜断,魏征进谏,齐心协力“,大信行于天下”,终致“贞观之治”。
3.信守诺言。在对外关系中,恪守诺言,是官德的重要体现。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与鲁庄公在夹谷会盟,被迫许诺返还鲁国400里地盘,齐桓公后来如约割还。齐虽然失去了一块土地,却在天下诸侯中展示了讲信义的品格,赢得了政治声望,终而成就了霸业。晋文公出兵讨伐原邑时,下令带三天的口粮,攻不下原邑就罢兵。晋军围攻了三天,仍未攻克,晋文公下令解围而去。潜入城中的探马阻止说:原邑已经支持不住了,快要投降了,再坚持一下吧!晋文公说:,再改就没有信用了30里,。这件事表明,晋文公。晋军虽,但晋文公却在民众中建立起“言必行,行必果”的信用。至于晋文公信守承诺,在晋楚城濮之战中“退避三舍”,更是千古诚信美谈。《荀子・王霸》认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能称雄一时,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讲求信用。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以诚信安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则是以诚信处理民族关系的典型事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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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哈丽云/曹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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