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萧红是个写不尽的题材，人们喜读也爱读。兹邀请黑龙江两位萧红研究家，特为奉献此文。文章以前所未见的珍贵史料，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萧红
1932年年初，二十一岁的萧红被困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北十二道街东兴顺旅馆内；因长期拖欠旅馆的食宿费而无力偿还，险被旅馆老板卖入娼门。无奈之下，萧红给《国际时报》写信求救。时为该报副刊编辑的裴馨园，为人正直，极富同情心。他不但发动文化界朋友为萧红募捐，还亲自带领萧军等人前去看望萧红，给了萧红许多安慰。之后萧军又多次去看望过萧红，从此萧红与萧军更加熟识。到了当年8月，哈尔滨遭受特大洪灾，于绝望之中，萧红逃出东兴顺旅馆，在难民群里，遇到前来寻找她的萧军。而后二人几经颠沛流离，感情进一步升温，他们同居了。他们婚后生活仍然很困难。1934年，他们共同出版了二人合作的小说散文集《跋涉》一书，他们的名气更有所提升。与此同时，爱国人士冯咏秋、黄田，在哈尔滨道里区水道街自家成立了“牵牛房”文艺沙龙社，中共地下党人以及左翼文化人士，如罗峰、金剑啸、舒群、白朗等人，都常到这里集会。金剑啸并已将这里开辟成了中共北满省委的一个地下联络站。萧军带领萧红参加了这里的集会，从而认识了各位。接着中共又成立了秘密的“星星”剧团，萧军、萧红也参加了，一起排练了一些进步剧目。他们不断集会，引起了日伪特务的注意，很快剧团里的几个年轻人遭到逮捕。
后来，萧红、萧军一起逃到青岛。到了青岛以后，他们的创作颇有激情，两个人都写出不少的作品。当时在《青岛晨报》里任编辑的梅林，见他俩的创作势头很好，就提议他们去找鲁迅先生给介绍出版作品，那样会发展得更快些。梅林的这一提议，无比关键。
萧红、萧军听后都在想，如能与鲁迅先生联系上，得到鲁迅先生的帮助，那真是巴不得的好事。他俩接着连想都没细想，仅凭一时冲动，就按照梅林提供的地点，以萧军的口气给鲁迅先生写去一信，寄往上海内山书店。
在等待鲁迅先生回信的日子里，萧红、萧军的心情是煎熬的。但大约在10月十几日，他们意外地收到鲁迅先生的回信，上边写着：
萧军先生给我的信是收到的，徐玉诺的名字我很熟，但好像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是做诗的，我不留心诗，所以未必会见过面。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知道去哪里了？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
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挂号，以免遗失。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颓唐了，因那是我碰了很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上
十月九夜
鲁迅这位旷世大文豪，不仅向萧红、萧军指出写文章与做人的标准，还表示愿意帮助他俩走进诡秘莫测的上海文坛。鲁迅先生为什么特别关爱“二萧”，并为他们正式踏入文坛铺设了一条快捷的通道？这是一个谜，也许是命运决定的，也许就是缘分。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先生对这二位文学青年的呵护，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尽管鲁迅是中国文坛泰斗，很多人都用恭维的语气与他说话，但萧红是个例外。萧红性格直爽，快人快语，在与鲁迅通信不久，她就对鲁迅发出了“抗议书”，不许鲁迅在信里称呼她为女士。这种近乎孩子撒娇般的抗议，改变了两人之间拘谨的关系。鲁迅在回信里也开起了玩笑：“悄（当时萧红的笔名叫悄吟）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吧。”能够结识鲁迅对萧红来说，是她一生中的幸事。有人把鲁迅比作她的父亲，萧红则称鲁迅是她的祖父，因为在她心里，只有祖父才会真正那样爱护她。由此可见二人情谊之深厚。
1934年10月，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舒群被捕出狱后，再次逃离了青岛。萧红、萧军也受到牵连，实在没办法，他们只好前去上海，找鲁迅先生了。到上海之后，又通过几次信，萧红的率真，让鲁迅感到很开心，他对萧红他们的处境十分关心，写信忠告他们，上海的政治环境险恶，各种派别势力明争暗斗，小心上当受骗，被坏人利用。萧军代表二人给鲁迅先生写信，诉说他们的苦闷，说他俩是东北人，到上海如同到了“异国”，一切都很生疏，又无亲无朋，仿佛行走在茫茫人海中的漂泊者。鲁迅先生回信，耐心地劝慰他们。萧红和萧军每当接到先生的一封复信，都会高兴一阵子。没事时，他们一个悄声读着先生的来信，另一个人则静静听着，感到莫大的享受。
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鲁迅先生对二萧更有所了解了，便决定接见他俩。那是1934年11月30日下午2点。二萧心情十分紧张，又格外兴奋，他们按时到达内山书店。鲁迅先生早已到了，坐在柜台里面的一间屋子里，跟内山先生闲谈。见萧红、萧军进书店，鲁迅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走出来问：“您是刘先生？”萧军原名刘鸿霖。萧军面对鲁迅先生的问话，点点头答道：“是。”鲁迅把桌上的书与信件，包进一块日式包袱里，走在前边，二萧尾随其后。先生没戴帽子，也没围围巾，只穿一件黑色短长袍，藏青色西服裤子，窄裤管；一双黑色网球鞋，走起路来十分利落。过了一条马路，来到一家咖啡馆门前，鲁迅带着二萧，推门进来，拣了靠门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
萧红内心别提多么高兴，她和萧军坐在先生的对面。鲁迅表情冷峻，睿智的眼神中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让萧红和萧军产生了抑制不住的兴奋。萧红想了想，问：“许先生不来吗？”鲁迅先生说：“他们早就来了。”先生的话音刚落，许广平带着儿子周海婴进了门。他们没有过多寒暄，便开始了谈话。二萧向鲁迅介绍了他们从东北到上海的经历，以及东北沦陷后的政治、社会和人民抗日反满斗争的情况。鲁迅先生一边吸着烟，一边认真地听他们讲述。鲁迅先生瘦矮的个头，森森直立的浓发，两条平直浓黑的宽眉，眼睑有些浮肿，但眼神明亮；他没有刮胡须，脸色显得苍青灰暗，分明憔悴。鲁迅也向二萧简单介绍了国民党当局对左翼作家的迫害，还有上海文艺界的矛盾斗争。萧红一面听着，眼里闪烁出欢愉的光泽，天真与单纯写在她的脸上。 鲁迅对两位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表现出的关爱，是出于他对东北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关注，也是他对志同道合者的一种疼爱。这次会面，彼此进一步加深了友谊与了解，奠定萧红及萧军和鲁迅先生之间的师生情谊，为他们日后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并成为名噪一时的作家打下基础。
鲁迅为推荐他俩的作品颇费心思，而萧红的直爽，更让先生在与“敌人”论战的疲惫之际，感受到浓浓的暖意。萧红、萧军给鲁迅先生的信，大多以萧军个人名义写去的，先生的回信也只写“刘先生”，信尾附上一句“吟女士均不另”，或“令夫人均此致候”。当他们通到第四封信时，萧红又提出了她的看法，她说称她为“夫人”“女士”均不妥。萧军也认为鲁迅先生年长，自己又太年轻，似乎不该称自己作“先生”。鲁迅在回信中解释说，首先是称呼问题，中国许多话，要推敲起来，不能用的多得很，不过因为用滥了，也就这么敷衍过去。不错，“先生”二字，照字面讲，是生在较先的人，但如这么认真，则即使同年的人，叫起来也得先问生日，非常不便了。现在有不用称呼的，因为这是无政府主义式的，所以我不用……
鲁迅先生的幽默，让二萧感到很轻松；鲁迅还不断鼓励二萧认识上海，熟悉情况，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为此，萧红特别感动。为了让他俩能在上海生活下去，认识更多左翼作家朋友，给他们发表作品创造一定的方便，当年12月19日，鲁迅先生拿钱为胡风的儿子做满月。酒宴上他把萧红、萧军介绍给了茅盾、叶紫、聂绀弩等人，遗憾的是，大概是胡风没接到鲁迅的信，所以，萧红没有得见胡风。这次宴会改成的聚会，扩大了萧红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当天萧红穿了件红色旗袍，十分引人注目。鲁迅以后就常称她为“红姑娘”了，这源起，就在于萧红喜欢穿红色衣服。
二萧有了鲁迅的指引，又接连发表了一篇篇文学作品。萧红的短篇小说《小六》《三个无聊人》，分别在《文学》《太白》杂志上刊出后，引起文学界的注意。萧红自费出版《生死场》后，鲁迅对二萧的了解更深了，他与二萧的情感也日益加深。鲁迅不仅在1935年11月6日邀请他们第一次来家做客，而且以后，他们就像早与鲁迅是老朋友一样，可以随便到先生家里去交谈，赶上饭时，就一块儿吃，他们还一起去看电影、散步、聊天等。
鲁迅先生头一次邀请萧红和萧军来家做客，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俩在先生家吃了晚饭，然后就在客厅里与鲁迅和许广平喝茶闲聊，一直谈到晚间11点。鲁迅先生一直谛听着萧红讲述东北发生的各种大事情，忽而皱起眉头，忽而沉思，显然是在对被日军控制下的东北人民的命运担忧。萧红看出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又听许广平说，先生患伤风有一个月了，刚有点儿好转。于是，她就打算告辞。但她和萧军还是被鲁迅先生给留住了。萧红劝鲁迅先生在藤椅上休息一会儿，鲁迅先生挥挥手说，不要紧的！
过了11点，外面雨淅淅沥沥地下起来，敲打在玻璃窗上。萧红起身告辞。她穿上雨衣，推开门，鲁迅先生执意要送他们走出大门。萧红说，外边下雨，先生小心受凉。鲁迅先生说，没关系的。送萧红他们到门口，先生又指着隔壁那家挂有“茶”字的招牌说，下次来，记住那个茶字，就找到我家了。接着先生再指着铁门旁“九号”的“九”字说，下次来一定要记住这个“九”字噢。萧红和萧军走出弄堂，又回过身子往院子里看了看，两个人心里都暖乎乎的，一种未曾有过的感动，让他俩说不出话来。
从此，萧红、萧军一旦写作上出现疑惑，便去找鲁迅先生请教。特别是后来他俩搬到北四川路，每天晚上必到大陆新村来拜会鲁迅先生，风雨无阻。鲁迅先生的家里，自从这两个年轻人的常来常往，也跟着增加了欢快的气氛。萧红的坦率，让鲁迅先生领会到东北人开朗的一面，先生十分喜欢萧红的性格。萧红也把鲁迅当成自己的老师和长辈，原先她那对人世充满怀疑的眼睛，也一下子明亮许多，在她的眼前呈现出一条充满希望的大道。
萧红进入这位文豪的生活圈子，她的直率与天真，无疑给鲁迅那一颗幽闭的心，打开一扇窗子，让他灵感顿生，心情愉悦。萧红年轻单纯，又已婚，鲁迅与其交往没有负担，也不用担心别人说闲话。萧红仰慕鲁迅，对鲁迅的感情，远远大于鲁迅对她的感情。萧红此后是鲁迅家的常客，她能深夜12点还在鲁迅家里聊天；能在鲁迅家与许广平一起包饺子烙面；她对鲁迅的私人生活极为熟悉。她依仗自己比鲁迅年纪小，在他面前，常会流露出小女人的娇纵。每次鲁迅见到萧红，都十分高兴，有时他会把她送到大门外。鲁迅对萧红感情深厚，这是纵容孩子般的感情，不掺杂任何私欲，是一种保持一定距离，心灵又相互默契的父女般的关系。
鲁迅疼爱萧红，但在她的衣着打扮上，他又绝不允许她过于张扬。一次，鲁迅要带萧红去参加一场友人的集会，临行前，许广平特意为萧红找出一件粉上衣，又为萧红梳了头，还给萧红找出一条粉丝带，扎在头上。许广平自以为得意，萧红也跟着嬉笑着。许广平问鲁迅：“你看漂亮吗？”鲁迅抬头看了一眼，撂下脸说：“这样不妥，还是素雅一些为好。”许广平赶紧为萧红改换了装束，并取下头上的粉丝带。萧红想到，先生期望她成为真正的女作家，并非一个花瓶式的女人。
萧红依然常上鲁迅家中去。不吸烟的萧红，最怕鲁迅先生吸烟，有时鲁迅先生吸烟，呛得她直咳嗽，她便说：“先生少抽点烟不好吗？你的肺本来就不太好。”鲁迅先生只有把烟掐灭了。许广平笑道：“除了红姑娘，谁也说不动他。”鲁迅先生说：“吸烟是不良习惯，可吸烟提神，帮助思考，利乎弊乎？暂且不去想它了。红姑娘此言甚是，少吸点儿烟也是为了肺健康嘛！”有了萧红，鲁迅先生家里始终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萧红自然亦为之欣喜。
在鲁迅的扶持下，萧红和萧军更加努力地投身创作之中，他俩又相继写出一些好作品。但这里需要说一句，萧军在处理个人情感问题上，当时是值得考量的。早在哈尔滨时，他就认识了一位陈女士，很年轻，他背着萧红，多次与陈女士接触。萧红知道后，曾与萧军吵闹过，但萧军依然没有收敛，这伤害了他们二人间的感情。事情及至他们转到青岛、上海后，萧军与陈女士仍旧藕断丝连。萧红自然还要与萧军吵架，那期间，舒群夫妇和鲁迅许广平夫妇都曾劝解过二人，但均未奏效。 鲁迅知道了他们的事情后，心里也一直为他们担忧着。尤其有一次，萧红与萧军又吵了嘴之后，她就一个人来到鲁迅家里，脸上的气色不好看。鲁迅问她怎么了，她竟背过脸去落泪了。鲁迅心里很清楚，盯着她面颊上的泪痕，劝慰她说，泪乃是相思相怨之物，吟太太挂在腮边，一准有闹意气的事情发生。夫妻共同生活，难免有吵嘴生气的事情发生，吟太太况且又喜欢耍小脾气，大可不必如此。萧红无奈地笑了说，先生善于说教，只怕死人也能说动了心！末了，她才重又抱起海婴坐下来，探讨起写作上的事情。
事后，鲁迅也曾言辞简约地劝导过萧军。
鲁迅为他们的事情，心里一直纠结着。
萧红决定暂时去日本。萧红想去日本，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处于病中的鲁迅先生。患有二十余年肺病的鲁迅先生，又得了肋膜炎，身体愈加衰弱，咳嗽，气喘吁吁，脸色也不好。萧红极力劝说鲁迅先生和许广平，一块儿到日本去治疗和休养，那样她可以帮助许广平照顾鲁迅先生，也便于摆脱外界对鲁迅先生的干扰。对萧红去日本，鲁迅先生还是支持的，觉得对她休养很有利，但鲁迅先生从诸多方面考虑，自己还是决定留在上海。
鲁迅先生主持家宴为萧红饯行。鲁迅先生在待客规矩上破了例。他从不单独请某人小酌，尤其萧红还是个女性。只有三个人的晚宴上，鲁迅先生吃得很少，他用锐利的目光望着萧红，嘱咐她去日本应该注意的事项。许广平为萧红夹菜，并乐观地说，等她从日本回来，先生的病也就好了，他们一块儿再去绍兴走一走，看看先生的“鲁家镇”。萧红见鲁迅沉默不语，知道他身体很不适，勉强支撑着陪客，便劝他早点休息。鲁迅先生咳着说：“红姑娘如今去日本，真的不知道何日再见，真是天涯海角，难得见君面啊！”萧红故作轻松地说：“先生，我要天天为您祷告，企望先生早日恢复健康。”鲁迅先生淡淡笑道：“祷告无济于事，我还是靠医学吧。”
萧红一个人去了日本。
还是早在出版萧红的《生死场》时，出版遇到了难处。本来由于鲁迅的推荐，生活书店出于对鲁迅的尊重，已经答应出版此书。假如《生死场》出版了，萧红既可以得到版税，又可以扩大影响。但书稿送到国民党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审批后，被扣压半年之久，后以“不宜出版”为由退回来了，这对萧红打击很大。鲁迅先生觉得“斗争的文学”必须面向群众，唤醒大家的爱国意识，便决定自费“非法”印刷出版。那一次叶紫的短篇集《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都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刊印出来了，上边还都有鲁迅先生的序。出版前，萧红给鲁迅先生写信，不仅让先生给作序，而且还要有他的亲笔签名才好。先生一一照办，满足了她的愿望。鲁迅在附信中写道：“我不大稀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生死场》刊印出来后，对萧红的鼓励很大，她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她又写出许多作品。
萧红在日本时，不幸的消息传来，鲁迅先生病逝了。鲁迅在病危弥留之际，已经神情恍惚，竟对前来探视他的茅盾说，红姑娘已然返沪，怎么还不来见我？其实他这只是迷离之言，是他的一种想象而已，当时萧红并未返回上海。
鲁迅的逝世，对于萧红来说，如同天塌一样，直哭得她天昏地暗，山川变色。沉重的悲痛很难摆脱，她只有通过给萧军写信，来表达她的思念之情。她在东京期间，一共给萧军写了三十余封信，每封信都带着她对导师的无尽思念，诉说着别离的苦闷。她给萧军写去的第一封信上说：“关于周先生的死，21日的日本人的报上，我就渺茫知道一点了，我很希望我是看错了的，虽然也流着眼泪。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张中国报纸，清楚地登着他的照片。是那么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的哭声混在一道。现在他已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可怕的是许女士的悲痛，想个法子，好好安慰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静下来，多多和她聊天，过了最难以忍受的时期，以后总会比开头容易平静下来。还有那孩子，我真不能够想象了，我想一步踏回去，这想象的时间，在一个完全孤独了的人，是多么可怕！告诉许女士，看在孩子的面上，要节哀，不要太伤心了。最后，你替我去送一个花圈或是什么。”
萧红匆匆回到上海以后，忙得如陀螺。她去鲁迅先生的墓前扫墓，自然又是哭了一场；接着她就参加编辑鲁迅先生文集的工作，还写出大量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其中她写道：“和珍宝一样结成的友情，一旦失掉了，那刺痛就更甚于失掉了珍宝。”这短短的二十余字，真切地道尽她痛失导师的哀思。
萧红这次返回上海之后，与萧军间的情感问题，仍未得到修复。随后，她参加了一段对鲁迅遗作的整理出版活动。1937年9月，上海即将被日军攻陷，萧红、萧军和上海文化界的同人，不得不怀着沉重的心情，搭乘火车撤离上海，去大后方武汉。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