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其中的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更是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1912年，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覆灭，中华民国正式成立。紧随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民主和科学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渐渐开化。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女性文学作家及作品。她们以其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及审美倾向而独树一帜，令当时的男性作家耳目一新。尤其是她们将自身大胆的人生情爱追求和不懈探索精神，渗透融合于文学作品之中，达到了更鲜活更新奇的效果，成为当时文学中的一股强劲的新鲜血液。其中的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更是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吕碧城生于1883年，父亲吕凤岐是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协修、山西学政等，家有藏书三万
吕碧城
卷。12岁那年，父亲去世，因吕家无男子，族人便以其无后继承财产为名，霸占吕家财产，与吕碧城9岁时便议定婚约的汪氏，见吕家变故，也连忙退婚。
1904年，吕碧城结识了天津《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并以绝妙文采，得到英敛之的赏识，成为该报第一位女编辑。从此，吕碧城声誉鹊起，一发不可收。此后，她兴办女学、提倡女权、出国游学，后因不屑袁世凯称帝，毅然辞去了大总统秘书的职位。
动荡的时代，新旧擅递，社会剧烈的变革，个人不同寻常的境遇，使碧城的词别开生面，多姿多彩，倍受世人瞩目。吕碧城是那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新女性，也是近代杰出的女词人，她的诗词创作，有着极高的天赋和才华，作为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录六十六位名家词作四百九十八首，吕碧城五首殿后，有“一代词媛”之称。文学家潘伯鹰形容她的词“足与易安俯仰千秋，相视而笑”近人钱仲联先生作《南社吟坛点将录》将吕碧城目为“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认为“(碧城)近代女词人第一，不徒皖中之秀。”
吕碧城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吕凤岐曾做过山西学政，但在她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且无子嗣，其家族拒绝分配遗产，其母无奈之下只能带着吕家四姐妹投奔在塘沽任盐课司大使（八品官）的舅父严凤笙。
8年后，在清末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吕碧城有意去天津“探访女学”而遭到舅父严词骂阻，并训之以女子当“恪守妇道”。愤然之下，年方二十的碧城小姐逃出家门，独闯天津。[2]
1923年，也就是吕碧城离家出走的20余年后，鲁迅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娜拉出走之后”，谈到娜拉出走之后会面临的两个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当时女性很难在经济上做到独立，“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他还告诫年轻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而当年，当离家出走时的激愤、兴奋渐渐地消退，吕碧城第一个意识到的就是这个现实问题：她两手空空，身无分文，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就在她苦想无计的时候，通过和车上乘客的谈话，她意外地结识了一位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这位好心的女人非常同情吕碧城的遭遇，不仅为她补上车票，抵达天津之后，还将暂时无处可去的吕碧城带到自己家中安顿下来。知道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吕碧城经过打听，得知方太太就住在天津《大公报》报馆中，于是提笔给她写了封长信。无巧不成书，这封信恰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一读之下，不禁对吕碧城的文采倍加称许，又兼得知吕碧城就是自己早先认识的才女吕美荪之妹，便欣然前往佛照楼探望。两人相见后，言谈甚欢，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才华胆识甚是赞赏，当即约定聘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这对吕碧城来说，是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那意味着她拥有了当时离家出走女性面临的“堕落”和“回来”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不久，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格律严谨、文采斐然的诗词作品，因其迥异于一般女性的开阔视野和胸襟，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当时名流纷纷唱和，并登门造访。
而且，吕碧城的文章还为她引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朋友。
1904年6月10日，借住在英敛之家中的吕碧城正在看书，门房举着一张名片进来禀报说：“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儿。”吕碧城接过名片一看，上书“秋闺瑾”三字。等到门房将此人引进来之后，吕碧城但见来客身着长袍马褂，一副男人的装扮，头上却梳着女人的发髻，长身玉立，目光炯炯，英气勃发，气度非凡，一看就不是寻常之辈。此人就是后来号“鉴湖女侠”的秋瑾，当时正准备留学日本。秋瑾亦曾以“碧城”为号，因此许多人经常将吕碧城的诗词误为秋瑾之作，而秋瑾读吕碧城的作品，亦尝有引为同调之感，所以此次留日之前，特来登门拜访。
吕碧城和秋瑾交谈之下，不禁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晚，吕碧城即将秋瑾留宿在自己的住所内，彻夜长谈，同榻而眠。对于国家的积弱凋敝、政府的腐败无能、民族的危机忧患，两人在观点上可谓一拍即合，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各有选择。秋瑾试图劝说吕碧城跟她一起东渡扶桑，筹划革命。可是吕碧城自称是个世界主义者，虽然同情革命派，但并没有政治上的企图，相反，她更愿意从教育入手，启迪民智，转移社会风气，以为将来济世救民作准备。
吕碧城和秋瑾的此番相会不足四天，却一见如故。二人约定，秋瑾去日本从事革命事业，吕碧城则在国内倡导舆论，遥相呼应。秋瑾还慨然取消其“碧城”之号，让与吕碧城专用，成就了两位卓异女性间的一段因缘佳话。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难。吕碧城用英文写就《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一度也使自己陷于险境。
吕碧城不但才华出众，特立独行，便是在穿衣打扮上，亦是敢于领时代之先，处处风标高致。她喜穿洋装，而且最爱绣有大幅孔雀的衣衫。女作家苏雪林在《女词人吕碧城与我》一文中记述说，虽然因缘交错，使得自己和吕碧城从未谋面，但一直对其心怀仰慕，曾“从某杂志剪下她一幅玉照，着黑色薄纱的舞衫，胸前及腰以下绣孔雀翎，头上插翠羽数支，美艳有如仙子”。
英敛之与吕碧城相识后，因为欣赏其才华胆识，一度生出倾慕之心。英敛之的妻子淑仲以女性的直觉感到丈夫的热心有些过了头，暗自伤心悲痛，几欲离家避走。最后，英敛之“发乎情，止乎礼”，以君子之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在事业上给予吕碧城以指引支持，不但对她力加拔擢，还将她引荐给当时的众多社会名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敛之和吕碧城之间的关系却慢慢地出现了不和谐的音调。
在个人层面上，吕碧城个性很强，遇事极有主见，随着交往日多，在各种事情上，难免与英敛之言语失和，甚至发生矛盾争执。由于英敛之对吕碧城恩情太深，所以这时吕碧城即使没有忘恩之心，在别人看来，也难免有负义之嫌。英敛之对她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欣赏渐渐地变为不耐和反感，在日记中甚至斥之为“不通”、“虚骄刻薄，态极可鄙”。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终于将两人本已不睦的关系推向了破裂。
吕碧城性喜奢华，打扮新潮，这些都为英敛之所不喜，并曾因此批评过她，吕碧城对此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1908年，《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师表有亏》的短文，批评几位教习打扮妖艳，不东不西，不中不外，招摇过市，有损于师德。当时的女教习并不多，打扮妖艳者更屈指可数，又兼英敛之之前曾经对自己的装扮有过微词，吕碧城读后觉得这是在刻意讥刺自己，于是在《津报》上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英敛之在日记中记道：“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永不来馆。”
在上海，吕碧城投身商界，从事外贸生意，凭借自身独特的女性魅力、过人的才干胆识，再加上在政坛和上流社会所累积的丰富人脉，迅速在号称“冒险家乐园”的十里洋场崭露头角，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的财富。
驰骋于商场、旋转于舞场的同时，吕碧城也继续着自己诗词唱和的生涯。1914年，她在上海加入由柳亚子等人创办的著名诗歌社团——南社。当时，吕碧城与南社同仁，如汪精卫、张默君、铁禅、余十眉等，都有往来。柳亚子称其为“南社女诗人中的佼佼者”，林庚白赞其曰：“碧城故士绅阶级中闺秀也，惊才绝艳，工诗词，擅书翰……读之使人回肠荡气，有不能自已者。”这一时期，吕碧城还自学了法、德等语言。
对于婚姻，吕碧城因“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焉”。母亲病逝后，吕碧城了无牵挂，又兼经济上已经具有足够的能力，1920年，一直向往西方的她以上海《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只身赴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旁听，主攻美术，兼学历史和文学，同时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
旅居西方的她，长年住在当地的豪华宾馆里，因为其气质高贵、出手豪绰，许多西方人甚至以为她是东方的公主。到处是缤纷的色彩，悠扬的音乐，然而身处锦绣丛中、繁华世界，她的心中却有不为人知的落寞，自觉如一粟漂于沧海，感慨不知生存的目的何在。
1943年1月4日，吕碧城梦中得一诗，抄寄友人：“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这也是她人生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