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台湾高等教育学会、东莞台商子弟学校、东莞台商育苗教育基金会共同创办的海峡两岸高等教育论坛，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品牌，推动了粤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粤台双方都希望深化交流与合作。国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提出，“放宽与境外机构合作办学权限，鼓励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形式的智力引进和人才培养合作，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所以，第六届海峡两岸高等教育论坛把“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与两岸高校合作办学模式探索”作为主题。由广州中山大学承办的第六届论坛于2011年5月23日在该校举行。参加论坛的代表共130多人，提交论文58篇。与会代表围绕“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与两岸高校合作办学模式探索”这一主题展开交流，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充满信心，并提出了建设性的合作构想。论坛收获丰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两岸专家阐述了合作发展的深远意义 两岸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血脉相同，由于特殊原因，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特性，这自然会激发双方之间交流与合作的愿望。在高等教育领域同样如此。两岸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办学模式虽有不同，但各有优势，互补性强。在大陆，高等教育发展迅猛，模式多样，而且学子走出去的愿望强烈；在台湾，高等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资源丰富，国际化程度高，产学合作经验多样。而且，两岸经过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的交流与合作，为第二个10年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魏中林在开幕式致辞中就两岸合作做了简要回顾。他说，2006年4月，在首届两岸经贸论坛上宣布的促进两岸交流的15项政策措施中，大陆宣布，教育部决定正式认可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核准的台湾高等学校学历，现已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关于台湾学生在大陆求学的政策体系。2007年4月，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发出共同建议，全面开展两岸各级各类教育的交流；推动双方在办学、科研等方面的合作，丰富交流合作的形式与内容；加强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加强两岸学生交流，大陆方面欢迎台湾大专院校来大陆招生，并为此提供便利。这两次论坛提出的重大政策，在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台湾宣布承认大陆41所大学的学历。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政策逐步宽松。 魏中林提出，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之间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两岸高等教育发展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广东而言，高等教育处在大众化的中期阶段，2010年毛入学率为28%；而台湾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两岸之间的高等教育发展各有特点，各有优势，互补性强。2009年，我到台湾参加了第五届论坛，对台湾高等学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台湾在人才培养模式、产学合作、国际化等许多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深化粤台教育交流与合作。大家提交的这批论文有许多很好的想法和建议，我们一定认真研究。推进教育现代化，是广东省教育发展的总目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提出，广东省要建设成为我国南方重要的职业技术教育基地。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广东要打造我国南方教育高地。其中的跨境合作，是广东省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打造南方教育高地的重要特征。我们希望，两岸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方面密切沟通合作，创造更多更好的合作模式，共同促进两岸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升两岸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 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认为，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交流，对于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具有其他形式难以替代的作用。台湾中兴大学校长萧介夫认为，两岸学术文化及师生的交流将是中华文化长存、延续的唯一选择。学生的交换，能够培养青年人的世界眼光和广阔胸襟，能够促成他们日后成为两岸文化与学术发展的媒介及尖兵。 实际上，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广州大学易佐永做了回顾。他认为，我们的教育政策开始转向合作空间的拓展。201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已将两岸高等教育发展相关的议题纳入其中。例如，《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加强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扩展交流内容，创新合作模式，促进教育事业共同发展。”2010年在广州举行的“第六届经贸文化论坛”提到未来两岸在新能源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其中在第13项的共识中明确提出“支持制定扩大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的政策，继续加强两岸高等学校相互招生的联系与协调机制，建立两岸学历学位证件查验及作业平台”。2011年，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又深入了一步。台湾高等学校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市）招收自费生。为了保证大陆学生赴台就读工作稳妥、有序进行，大陆方面专门成立“海峡两岸招生服务中心”，与台湾负责招收大陆学生的“大学校院招收大陆地区学生联合委员会”（简称陆生联招会）对口沟通协调招生相关事宜。2011年4月24日是北京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同时也是台湾清华大学建校55周年的重要日子，两岸清华决定合办百年校庆的活动。两岸高等教育合作迈向深层次的阶段。与此同时，基于各种论坛、研讨会的交流活动在地区之间、高等学校之间日趋频繁，仅广东省就有“海峡两岸高等教育论坛”、“穗台校长论坛”等，密切了两岸的教育往来与友好关系。 二、共同探讨了合作发展的领域和途径 未来十年，广东要建立我国南方职业技术教育基地、我国南方教育高地。教育合作，将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这一目标的重要特征。因此，发展粤台教育合作，应该从长计议，做好规划。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都必须放眼未来，需要每一所学校做好规划、确立项目、成立机构、筹集经费。代表们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一）交流与合作的目标和原则 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根本原则和目标应当是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基础上实现繁荣与进步。易佐永从广州大学交换教授的实践中提出与台湾高校合作的具体目标与原则：第一，以提升两岸高等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第二，以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为手段；第三，在促进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以形成高等教育区域化竞争力为特色。在此目标、手段与特色的前提下，应坚持三项原则：第一，平等原则，这是任何交流与合作得以开展和持续的保障；第二，互惠原则，这是两岸高等教育合作的基本动力；第三，互补原则，这是取长补短的合作策略。 （二）学术研究合作 陈春生提出，加强大学人文学科的对话和合作机制：第一，建立联合的人文学科学术研究机构。在两岸关系中，各有自己独特而敏感的问题和思路，但大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先行先试。第二，合作编写历史、文学、语言、宗教等领域的教科书。两岸共同编写《中华大辞典》的工作已经付诸实施，共同编写教科书更有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三，合作组织两岸有关民间文化和地域历史传统的大规模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例如研究两岸客家人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型文化遗产、地方文献与民间文书的保护和利用，探讨两岸客家人共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新途径。第四，以适当方式鼓励两岸人文学者发展合作研究。第五，建立民间性质的“两岸人文学科发展基金”。可以向各大学校友和社会热心人士募捐，推动两岸大学人文对话与人文交流各项合作事宜的发展。
在学术合作方面，一些学校已经进行了探索。如广州大学2008年与台湾淡江大学签约成立了“工程结构灾害与控制联合研究中心”，该中心成为两岸第一个高校科研合作机构；2010年与台湾屏东教育大学签署合作建设“教育政策研究中心”意向书，它也是两岸第一个高校教育政策研究机构。 （三）办学合作 暨南大学胡军提出：第一，应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按照《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精神开展合作办学。第二，建立合作办学机制，以两岸学位互认推动双联学位等方面的合作。第三，抓好合作办学的基础性工作，做好教学工作的对接，包括专业建设和学分互认、课程构建和衔接。 东莞理工学院邹小平、陈想平认为，两岸经济合作成就斐然，但高等教育之间至今还处在交流阶段，合作也是初步的，而产业界对高等教育更紧密合作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他们提出：第一，合作组建以通识教育为主的小型文理学院。文理学院以中华文化的精华为根基，以兼容并蓄世界各民族优秀文明成果的通识教育为主要内容。这种大学，可为两岸的大学追赶世界一流大学开辟一条优质生源的渠道，为中华民族振兴准备一批文化积淀更深厚的社会精英。第二，合作建立统一的工程职业资格认证标准。未来两岸合作产业的从业人员将需要更高层次的职业技能，本专科毕业生逐步成为主流。第三，双方合作建立以台商在粤企业为桥梁的“校－企－校”三方合作办学模式，建立分学段的本科和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 台湾环球科技大学许淑敏认为，两岸高等职业教育的合作应建立在两岸经济发展双赢的基础上。台湾职业教育有明显的优势和资源，开放大陆学生来台湾应以职业教育先行，特别是要吸引大陆的专科毕业生来台湾衔接本科教育。专业的选择可以考虑大陆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可以选择农业和餐旅及休闲专业。 在培养学生方面，许多代表提出，要扩大学生交换规模，建立联合招生机制；合作开展大学生学科和技能知识竞赛及交流论坛。 （四）合作培训师资 在教师培训方面，扩大教师交流，增加培训项目，通过课程开发实现教师互聘。在大陆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提高教育质量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师资水平不高，因此，提高高等职业院校的师资水平是当务之急。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认为，广东现代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责任自然落在教师身上。广东应借用台湾职业教育的资源，与台湾的有关科技大学合作举办师资培训班，可采用“2+2”模式，即前两周在广州进行理论培训，后两周在台湾进行实操培训。 （五）合作发展的政策建议 历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共同建议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两岸高等学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还需要配套政策加以引导和提供保证。第一，希望台湾扩大对大陆高校学历的承认范围。第二，建立专业认证、课程衔接、质量认定、学分互认标准，共同开发教学资源，共建科研平台。第三，扩大双方招生范围，建立双联学制，健全双方单独招生政策。第四，为在广东高校毕业的台湾学生制定在粤就业创业优惠政策，这可以实现台湾学生来粤就读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制定两岸企业捐赠教育文化项目免税政策；建立两岸教育发展基金，引导企业支持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第六，在政府层面建立高等职业教育交流中心。 三、教育质量问题 本次论坛在探讨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非常关注质量问题。这是历届论坛都涉及到的热点，说明两岸专家学者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台湾高等教育学会陈伯璋认为，在质量方面，出现了量化指标的模糊与迷失，两岸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不约而同地都以发达国家的标准作为参照，同时又受到不同组织排名的影响。他在分析台湾高等学校追随西方学术潮流现象的基础上提出的“全球化学术资本主义”概念及其现实影响，值得我们思考。他认为，这是市场价值的优先性导致的，在政府的商业化政策引导下，高等学校形成市场竞争力，教授们乐于积极回应产业界需求，接受从市场获得的巨大利益。而此种学术研究趋利倾向则使高等学校由原本多属基础性或因好奇驱使所产生的自主性研究，转向为致力于特定目的、商业性或策略性的应用性研究。大学的“追求真理”已转为“追求基金”。他认为，西方文化霸权主导的学术生产样式正在影响台湾的高等教育发展，包括各方面学术领域均以追随西方学术潮流为主，从而形成台湾学术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化现象。严格说来，这并非是“国际分工”的产物，而是在西方/美国文化霸权笼罩之下，我们自行援引美国标准作为互相评鉴的准则而附庸其潮流的结果，这会导致本土学术的空洞化与学术自由的沦丧。他认为，台湾1999年提出的高等教育卓越计划中的“卓越”概念模糊、令人迷思。根据Barnett的看法，“卓越”属于一种排他性用词（an exclusive term），其所连结的不只是“精英主义”，更隐含着阶级（hierarchical）体系的概念。这一计划直接明确界定了“卓越”的内涵。若从卓越计划审查的理念来看，“取得领先、领导、主导的地位”即为卓越的重要标准。这是针对五年五百亿新台币的“迈向顶尖大学计划”而言的，“进入世界百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是重要的卓越指标。然而量化指标背后，最受质疑的是不同国际媒体所建构的大学评比指标的差异，因而排名并不稳定。例如，2009年台湾大学在英国《泰晤士报》全球排第94名，但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排行榜上却排第150名。他进一步分析，在“绩效”的表面，充分展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然而数字永远只能是数字，若以追求表面上的数字作为卓越计划背后真正的主要精神，那么这将会形成何种大学文化？何种研究生态？从而导致失去多少传统大学的核心价值？这都是值得近一步深思的地方。 大学生学习状态，是以学生为主体评价学生学习的一种方式，亦是评价大学教学质量的一项内容。广州中山大学屈琼斐提出，西方国家大学开展的学生“学习成果”、“学习经历”等涉及到大学产出的概念应该引起我们关注。她引述美国国家学生投入调查系统（NSSE）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评价一所高校质量的高低不仅看其硬件、投入、师资力量、学术影响或就业率，还要看其所提供的资源、出台的政策、创造的学术环境是否有助于吸引学生更好地参与到学校的各项活动之中。她强调，大学评价要涉及学生素质，必须评价学生的能力、行为与表现，也就是要评价学校的施教效果。她认为，我们既要关注教育终端性结果，也要关注教育过程性监控评估，这是二者并重的质量观。在质量保障的理念中，对终端性结果进行评估，关注的是结果，即学校硬件的投入和产出的成果，是一种绩效考查的方法。过程性监控评估，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习过程，目的是针对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因素进行调查、分析，甚至对相同类型的学校进行比较分析，提出改进的建议。强调过程性的人才培养质量观认为，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成就大小不取决于学校对建筑、设施、实验室等硬件的投入，也不取决于教师的水平和授课的精彩与否，而是取决于学生自身是否积极地参与和投入到学习的过程中，有效地利用学校的师资条件和各种资源。这种注重以学生为主体的人才培养质量观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就是说，我们的质量标准，应包括学生学习状态的评价。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之后，高等职业教育要加快推进国际化，这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张连绪、闫利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工业界跨国合作与交流越来越频繁，技术和生产标准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从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来看，在满足国际和国内市场需求方面，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国际化具有某种一致性。因此，我国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应同时加快国际化进程。通过对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学习与了解，制定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在国际化过程中进行本土化实践，产生中国高职院校特色文化，并以此为基础提高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吸引国际资源、人才进入我们的高职院校。他们认为，国际化意味着有较高程度的自主权和首创精神。在高等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越是本土化、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内容，就越是具有国际吸引力。他们提出，为迎接国际化挑战，应制定全面质量管理战略，以院校组织文化变革为动力和起点，在国际化进程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高职院校的全面质量管理也是一种组织文化更新战略，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学校领导、全体教职员工更新教育理念，加强学习，深化改革，进而达到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成才的目的。以全面质量管理理念改造学校的文化，树立新的师生关系和同事关系。把与学生的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关系来处理，关注学生的精神需求、学业需求和生活需求。他们提出，推进高职院校国际化的策略主要有：一是师资团队的国际化（培训与引进结合）；二是专业与课程国际化（通过合作办学的形式来实现）；三是学生的国际化，这里不仅是指学生来源的国际化和外派留学生，主要是指学生应有海外学习经历、参与国际性事务经历和掌握多种外语的能力。 （责任编辑 于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