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总第77期)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FUZHOUUNIVERSITY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
No.1 2007SerialNo.77
马克思新闻出版自由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余章宝,杨晓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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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2.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继承了近代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和黑格尔理性主义。他珍惜个人的自由,认为新闻
出版自由是所有自由的前提。马克思的新闻出版自由思想至今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新闻出版自由是建构公共理性的重要途径;是报刊人民性的体现;是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
关键词:马克思;新闻出版自由;公共理性;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07)01-0032-05
马克思在投身于《莱茵报》工作期间,怀着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当时德国的封建专制主义,针对时弊撰写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成就,莫过于他在争取和捍卫新闻出版自由实践过程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阐述,至今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新闻出版自由思想的来源马克思的新闻出版自由思想同他的其他学说一样,也是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结晶,近代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是其重要的理论来源。自由主义代表洛克运用自然状态、自然权利和自然法话语体系建构其政治学理论。在他看来,自然状态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在自
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拥有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等自然权利,并且人们普遍遵循自然法。他说,在 自然状态中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循的自然法对它起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
[1](P6)
缺少法律和按照法律的公正裁判者,以及缺少权力来保证正确的判决得以执行。人们为了克服上述缺陷和不便,更好地实现这些基本自由和权利,于是人们共同结缔契约形成政府,自愿把个人的部分自然权利赋予国家。国家是社会委托机构,因此政府的职责就是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和自由。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大力宣扬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促使了人们思想上的觉醒。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主张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人们可以通过代议机关表达他们的舆论,并且这种言论自由的权利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卢梭认为,国家主权与法律是由人民共同体的意见构成的,政府是人民契约的产物,因此政府必须尊重和保护社会舆论的意志才能持续地获得维持其合理性的存在。这些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高举 天赋人权 的旗帜,否定限
制人们思想自由的专制主义权威,他们关于自由、民主的理念给马克思诸多启发,成为他后来论证出版自由的理论依据。
。自然状态存在缺陷和不便,这主要
收稿日期:2006-11-04
作者简介:余章宝(1967- ),男,安徽芜湖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杨晓惠(1982- ),女,福建漳州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2004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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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年马克思影响最深刻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黑格尔以极度抽象的方式分析现实,他关注社会问题,但又把社会问题的解决诉诸唯心主义的思辨。他把历史理解为世界精神的历史,认为历史的本质上就是一部人类不断实现自由的历史, 世界历史无非是 自由 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
[2](P19)
新的限制。这一新法令实施以后,一些传播进步言论的刊物相继被政府查封,言论出版自由受到了严重破坏。因此,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日益高涨。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对
德国危害新闻出版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并因此阐发了他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认识。
二、马克思新闻出版自由思想主要内容《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还是站在黑格尔理性主义立场,把理性理解为世界本质。他诉诸理性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民主主义思想作论证。他以《莱茵报》为阵地直接投身于报刊工作。在此期间马克思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这些文章不仅直接关注当时德国的现实,关注处于弱势群体的普通民众生活,而且针对新闻出版自由这一问题在学理上给予充分地论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出版自由是建构公共理性的重要途径。马克思站在启蒙运动以及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基础上,诸诉理性来说明一切事物。他认为事物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合乎理性,理性是世界的本质。一个好的现代国家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合理性的社会存在。正因为本身理性的,因此公民所以服从国家,实际上就是公民服从自己本身的理性,也就是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也是就世界理性,而这种世界理性是通过人民精神表现出来。人民精神就是在人民的舆论之中。因此,只有通过新闻出版自由才能上升的到普遍性,从而集中人民理性,从而上升到国家和法之中,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真正地反映理性,才具有合理性。可是,书报检查制度要求 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
[3](P6)
对于人类来说,人类的尊严在
于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源于人类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他说: 禽兽没有思想,只有人类才有思想,所以只有人类 而且就因为它是一个思想的动物 才有 自由 。
[2](P73)
黑格尔所说的自由,
并不是以主观意志和任意放纵为原则,而是以普遍意志的承认为原则; 只有理性的意志才是那个普遍的原则,能够独立地决定它自己,舒展它自己,并且发展它的相续的各因素为有机的分子。
[2](P50-51)
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参加青年黑格尔
派的活动,思想上也逐渐转向黑格尔哲学。他接受黑格尔的自由观和理性观念,强调自由是人固有的本质, 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 ,自由 是全部精神的类的本质
[3](P63)
。 出版物是个
人表现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法。它不知道尊重个别人,它只知道尊重理性。 青年黑格尔派宣扬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为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而斗争。他们把自我意识看作世界发展的决定力量,强调哲学在改造现实世界中的作用。投身青年黑格尔运动的马克思,很快成为反封建、反宗教、争取民主自由的先锋。
早期的马克思新闻思想,也是时代的产物,是在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德国正处于各种社会矛盾激烈冲突的时期,封建王公贵族同新兴资产阶级及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自从18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开始在欧洲范围内的迅速发展。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德国,也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缓慢地发展着资本主义,封建的农业经济在这种新兴生产方式的冲击下日益解体。封建阶级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尤其是思想上的束缚。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于1819年颁布书报检查令,以此来监控出版物。1841年底,威廉四世又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是 为了立即取消出版物所受到的违背陛下意志的、不适当的限制
[3](P3)
[3](P90)
,扼杀了人们表达意见的自由,造成一
种风格、一种倾向的存在,这与精神丰富多彩的本质是相悖的。把 倾向 作为判断的主要标准,也就是以统治阶级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出版物,实际
上是把自由赋予政府机关和书报检查官,这种以个别人的思想方式作为标准来取舍全社会的思想方式,违背了国家和法的本性,是非理性的。
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新闻出版自由,才能充分反映民众的不同利益的思想。因为这种反映民众不同利益的多元思想就是一种精神要素,而理性精神就是来自民众中的多元思想构成的。他论证道: 在人民报刊自由发展的情况下,总合起来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表现出
,实际上是在旧检查令的基础上又加了
自己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裂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例如,一家报纸如果主要关心政治学,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政治实践,一家如果主要关心新思想,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新事实。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各成一行的条件下,真正 好的 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完全会体现出真正的伦理精神,就像每一片蔷薇花瓣都表现了蔷薇的物质并散出蔷薇的芬芳一样。
[3](P189-190)
映大多数民众的普遍利益出发。报刊应该是体现人民理性。马克思在1842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第一次提出 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 。他在《 莱比锡总汇报 的查封》中还直接运用了
[3](P189)
人民报刊 这一概念。这一概念表明,报刊应是人民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 它生活在人民当下,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
[3](P187)
报刊应当报道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社会
事务,多反映人民群众的疾苦,多表达一些他们的意愿。受政府支持的官方报纸往往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把报刊当作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制造种种假象赞扬当权者的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对于政府的腐败行为,则极力掩饰以平息众怒。真正的报
[3](P191)
刊应该 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 ,通过报道事实来启发和教育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揭示社会问题和人民真实的诉求。书报检查令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报刊完全沦落在政府的意志之下运行,报刊成为少数权贵的工具。报刊实际上是上流特权阶层的出版物,从而完丧失报刊其人民性,它们所报道的内容仅仅是官方所要求或所关心的,与广大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精神相去甚远。
马克思还从报刊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来论证人民对报刊的制约作用。 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3](P234)
反之,没有出版自由,也就扼杀理
性本身。只有从自由之中才能产生理性,因为 人
类精神应当根据它固有的规律自由地发展,应当有权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告诉别人,否则,清新的河流也会变成一潭恶臭的死水。
[3](P94)
马克思理性主义的立场把能不能真的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看成是关系到国家理性能否实现。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的结果就是只有一种官方色彩,从而也就堵塞了公共理性的来源,从而使国家丧失了理性,从而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总之,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人类的精神特权,只有自由的出版物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精神。
第二,新闻出版自由是报刊人民性的体现。 博士论文 时期,马克思是一个标准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他满怀着对理性的信念和信心。当他从事《莱茵报》工作,由书斋直接介入现实的实践过程中,他发现了利益的作用。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由于利益的差异决定了人们对法的不同态度,这种不同利益表现为一种利益集团,即等级。不同的等级由于利益不同,表现为不同的等级精神。贵族反对新闻出版自由是想维护自己特殊等级的利益和私人特权,城市等级要求新闻出版自由理解为行业自由,而贫苦贫民要求出版自由是为了社会了解他人的贫困,从而消除他们的贫困。可见,由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 在关于出版的辩论中,特殊等级精神表现得无比明确而完备。出版自由反对派更是如此。通常,一般自由的反对派的情况也是这样,某个集团的精神、一定等级的个体利益、先天的片面性都表现得极其强烈、凶狠、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
[3](P42)
报刊如果缺少自由,受到官方书报检
查令的钳制,只能是政府的传声筒,必然脱离了人
民的现实生活情况,不能反映民意,那么,报刊自身存在和发展便容易陷入绝境。而人民报刊必须是对事件的真实报道,正确地、客观地反映社会问题,并且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马克思把报刊看作人民精神的表现者,就是反对那种把出版物当作长官意志的玩物的官僚作风。 要求各民族的出版物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出版物,成为上流社会的出版物,还要求它们围绕
[3](P49)
个别人物旋转 ,也就是抹煞了社会历史发展自身的规律,企图以个别人物的意志来代替国家理性。因此报刊要体现人类的精神,首先必须是独立和自主的, 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
[3](P190)
马克思认为对报刊的合理性的态度不应该从代表少数特权等级的私人利益出发,而是要从反34第三,新闻出版自由是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
自由报刊不仅体现了公共理性,而且这种公共理性直接可以推动对社会的改造。在马克思看来,报刊不应该成为少数私人利益服务工具,而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和国家理性的源泉。只有新闻出版自由,让政府倾听到人民的呼声,了解贫困人民的真实的生活状况,政府才有可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实际上,马克思正是把摩塞尔河沿岸的贫困地区归于官僚主义的无理性造成的。如果能实行新闻出版自由,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贫困。他强调, 自由报刊由于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性质特殊而在这里成为必要,既然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实际的需要,因而在这里特别迫切。 也就是说,只有新闻出版自由才能做到国家不是从少数官僚特殊利益看问题,而是从理性的观点看问题,从而为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提供理性的解决办法。
作为改造社会有力工具的报刊最重要体现在舆论监督和社会批评的功能。马克思指出: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书报检查令实际上就是剥夺了报刊监督与批评的权利。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规定所造成的后果: 报刊被剥夺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而且被剥夺了对作为许多个别人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各种制度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
[3](P21)
性。 因此,只有新闻出版自由才能使报刊勇于揭露一切腐败现象,监督政府官员的行为,通过社会批评来制止种种丑恶行为的发生,从而保证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关于报刊的社会使命,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 第三个因素 的概念。他说: 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都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应该是政治的因素,而不是官方的因素,它不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种因素应是市民的因素,但是同时它不直接和私人利益以及有关私人利益的需求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报刊上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同样可能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并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而是作为公民 已经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理智的力量,作为合理的观点的体现者。
[3](P210-213)
[4](P275)[3](P231)
种独立的中介力量,即 第三个因素 的存在。这种 第三个因素 是作为一种独立的 理智的力量 ,超越 官僚的前提 和 私人利益 ,从而成为一种联结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纽带,起到上情
下达或下情上达的作用,使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平等地批评对方,从而达到社会协调的目的。
马克思之所以如此重视出版自由,是因为他把出版自由看成是争取改造社会,争取其他一切自由的前提。只有出版自由了,人民才能实现其他的自由。 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3](P49)
在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关系上,马
克思把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看成是政治自由的条件和守护神。在缺少新闻出版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自由。他强调, 一切生物只有在空气流通的优良环境下才能繁茂,同样,真正的政治议会也只有在社会精神的最高保护下才能昌盛。
[3](P58)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书报检查制度的具体条款的批判上,而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整个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 书报检查制度本质上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概念之上的。 它不是要保障国家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而是维护反动势力的利益, 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 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3](P17)
[3](P29)
。马
克思的结论是 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
[3](P31)
三、马克思新闻自由思想的现实意义
《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重要开端,他在这段时期的报刊实践,使他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开始孕育新的世界观。他在这一时期还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思路,把理性理解为世界本质,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理性观来论证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尽管他不久后就开始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但是他的新闻出版自由的诉求本身并没有改变和放弃,而是在更高的层面进行了扬弃和超越,并在唯物史观这一新的历史观哲学基础上得到论证和阐述。由于当时马克思所面对的德国现实状况,正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间。因此,今天我们重温和重新发掘马克思此时民主主义新闻出版自由思想,对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特别是政治文明的建设者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首先,关于报刊的公共理性问题,对于我们传
这就是说,
新闻出版事业既不能被官方摆布,同时,也不能被私人利益控制,而是作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一
媒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指导意义。公共理性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的新闻往往只重视政府理性而忽视了社会公共理性。显然,无论作为政府的理性还是作为私人的理性,都不必然地与公共理性存在天然和谐的关系。一方面,政府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差异,还需要通过一种制度性的、平等的对话渠道加以持续地、动态地协调;另一方面,公共理性的建构也需要哈贝马斯所说的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公共领域作为平台。因为公共理性本质上就是民众通过平等的对话基础上达成某种 重叠共识 。这种自由、独立的公共领域,就是近代社会形成的大众传媒,它是培育社会公共理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民主主义者的马克思当初试图通过争取德国的新闻出版自由,来捍卫人民的公共理性,其主旨就是要促使政府以公共理性为原则,推进当时还处于封建专制的德国政府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转型。尽管他这种努力最后失败了,但是他对公共理性与新闻出版自由之间共生关系的深刻揭示,对于还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不可否认,新闻舆论工作向来是我们党的思想阵地,传媒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维护党的领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是,由于片面强调报刊的党性,忽视报刊的人民性,或者用报刊的党性完全代替人民性的做法,在客观上割裂这两者的辩论统一关系。实际上,共产党与人民群体之间关系是鱼与水的关系。共产党人立党为公,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切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于人民,这本身不仅是党性的体现,并且党性的终极价值目标就是人民性,也就是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体现在我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中,以及达到这一目标所必须坚持的正确的原则,即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党性与人民性这种辩证统一的本性,在本质上要求我们在强调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的同时,不要忘记马克思所捍卫的向度:报刊 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坚持传媒的党性与人民性、党的喉舌与人民喉舌的辩证统一。作为党的喉舌,就要向人民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最终化为人民群众36的伟大的实践;作为 人民喉舌 的媒介应该要对人民负责,报道人民的真实情况,回答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表达人民的利益诉求,把人民的呼声、愿望、建议、批评传达给党和政府,从而帮助党制定
更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和路线。
其次,关于自由的报刊新闻是社会改造的有力工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从消极意义上来看,就是舆论监督和社会批评。20世纪初,美国进步运动时期,黑幕揭发运动集中和突出地体现了自由报刊在促进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美国经济发展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也染上 社会转型综合症 。这主要表现为政治生活中的腐败,特别是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的盛行,经济上不公平竞争,经济集中和垄断、制假贩假、偷税漏税、劳工权利得不到保护,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十分严重;文化上过度的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泛滥、社会道德沦丧和社会失范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可是,美国存在一个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宪政框架。正是在这种言论自由权利保障下,涌现一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和记者,这些以揭露社会丑闻为己任的 扒粪者 (Muckraker)即黑幕揭发者,如蒂芬斯、艾达 塔贝尔、戴维德 菲利普斯、雷 贝克、萨缪尔 霍布金斯 亚当斯、尤普顿 辛克莱尔等,以独立报刊和杂志为阵地,通过深入调查,运用大量的事实与证据来揭露商业黑幕、曝光政治丑闻,从而把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凸现在公众面前。这种黑幕揭发活动大大促进了美国当时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促进许多重大改革政策出台。实际上,有关政府廉洁、参议员直选、反商业贿赂和垄断、食品药物安全、劳工和童工权利法案都是当时黑幕揭发者运动的成果。正是因为媒体具有舆论监督功能,所以它被现代人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 第四权 ,并且保留在公民之中。
从积极意义来看,媒体对社会的改造作用主要是公众参与政策过程。公共政策是关于价值在社会中作权威性分配,它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要提高公共政策水平,使政策成为真正没有受损者的 帕累托改进 ,就必须让公众参与政策过程,从而提高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下转第4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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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雪梅]
(上接第36页)
对于政策议程设定来说,传媒为民众交换意见,形成公众议程提供一个公共政策辩论空间。同时,这种充分的辩论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广泛和真实的信息,从而更好地整合公众的政策偏好,防止公共政策沦为某些部门利益的价值失范状态。对于政策制定过程来说,它既可以为政府提供可供选择的政策规划;也可以让民众充分了解政策过程以及政策价值取向,从而落实公众的知情权。对
于政策执行来说,传媒可以对政策执行情况及其实施结果进行动态地监督和反馈,从而不断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正性,维护公众的福祉。实际上,媒体作为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的重要渠道,本身就是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理性的最好的学校;也只有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之上的公共政策,才能把社会转型和激烈的社会变革导向更加理性和谐的轨道中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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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