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希腊为了应付财政上的左支右绌，通过了一项议案，让数千名公务员丢了工作，还停发了另外
2.5万名公务员的薪水，规定他们在主动辞职或该措施中止之前都拿不到自己的工资。受到波及的公务员包括教师、市政警察和学校警卫。按照议案提出的时间表，总共将有1.5万名公务员在2014年年底前被辞退。
希腊两大工会为此联合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罢工，其中一个是专门代表公务员的Adedy工会。据外媒报道，这场罢工导致包括税务办公室在内的多个政府机构关门，大量公共交通工具在当天停驶停航，声势相当浩大，但他们并未成功阻止法案通过。
但对希腊来说，这两件事在这两年都算不上新鲜。2010年，希腊政府就曾大幅调低公务员的薪资和待遇，还冻结了他们的退休金。2012年，希腊降了5000名公务员的薪水，排成长龙的人群举着横幅在议会大楼等公共机构门前抗议，其中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和消防员。
不过，对于这个连续几年失业率超过20%、亟需同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国家来说，公务员与其他劳动者一样，无法在国家灾祸面前抽身保平安。
离开希腊，来到美国。2013年12月，汽车之城底特律进入正式的破产程序，当地一名法官宣布了一项意味深长的法庭裁定：公务员的退休金不受联邦破产法第九章保护。换句话说，在某些情况下，当地公务员有可能拿不到全额退休金。
这动摇了人们认为法律保障养老金不受侵犯的普遍信念，不少当地市政员工向媒体表示，自己“备受打击”。有鉴于地方判例在美国法律中的特殊地位，一位底特律政府部门发言人通过媒体直言不讳地说，这个裁定对全国各地受保护的养老金福利将是“一个危险的预兆”。
不过同样的，美国公务员也不是头一次遇到这类职业风险。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宣布冻结约3000名政府公务员的开支，节约出400万美元来，以“更负责任地支配税收收入”。受影响的主要是白宫和其他联邦机构的高级官员。
虽然这结论算不得严密，但日子越过越不容易，似乎成了欧洲公务员近年来共享的某种趋势。例如同样遭遇欧元债务危机的西班牙，这两年也将数千公务员赶入了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邻国葡萄牙紧随其后。身在欧元区外、日子一向过得比较富足的英国公务员，因为政府宣布延长公务员退休年龄、提高养老金缴纳额度，在2011年发起了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罢工行动。
当然，将眼光放到世界范围来看，公务员遇到的也不全是坏消息。日本规模最大的公务员退休基金之一——PAL基金，去年开始将目光转向新兴市场股票，计划利用更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提高其收益;美国政府则发现，经济的不景气提高了公务员职位在人才市场上的吸引力，过去几年投简历的人才水准多数都超出了岗位对他们的要求。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并不总是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和总是持续加重的公共财政负担之间，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过去为公务员确立的稳定待遇——固定退休年龄、固定工资、较小的失业可能性和标准的养老金——都开始变得不那么稳定了。尽管期间伴随动荡、大量抗议和偶尔的暴力事件，历史的车轮仍然滚滚向前。
这种制度灵活性并非一时兴起，信手拈来。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研究员胡仙芝指出，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公务员工资调整机制，其基础目标是体现市场工资基本水平。因此，日本、新加坡等国都确定了以民间薪资标准(即社会平均工资水平)，通过定时的民间薪资标准统计调查制度，确保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基本持平。
因为这种机制本身既允许涨工资，也允许降工资，因此经济向好之时虽然可以一路笙歌，类似希腊、西班牙一般危机当头之时，也能同甘共苦。毋庸置疑，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专家们认为，国外还有一个大的区别，就是一种将公务员视为普通劳动者的认知和心态，它允许政府在制度调节时享有较大的灵活度。北师大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说，公务员队伍的定位至关重要。“在美国，为何一流人才不当公务员而去华尔街或大学?因为公务员的这个职业不要求创新性，他是整个国家机器中的一个维护员、技术人员，就是依法办事，上传下达。”李实说，“公务员一天到晚有自己的独立性的话，国家就乱掉了。这支队伍本身在社会人才里应该是属于中等水平，给他们配套的薪酬，也一定是相应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