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的领导核心及其主要活动

　　摘要：1848至1920年，美国爆发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女权运动。此次女权运动能得以顺利开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群才能出众、思想开放的女权主义领导者。正是他们积极调整运动的斗争策略以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时抓住各种有利条件，才使得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能够不断向前发展。 　　关键词：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 女权主义者 女性地位 活动 　　在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中，女性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展现出非凡的能力。"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之所以能在1848年发起，很大程度上讲得益于一群才能出众思想开放……的女中豪杰"。[1]从最早在公众面前宣传男女平等思想的萨拉・格里姆克，到运动进入有组织阶段时的早期领导人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等，再到新一代女权主义运动的核心领袖卡丽・查普曼・凯特与爱丽丝・保罗等，她们以其卓越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为争取妇女权益洒下了辛勤的汗水。 　　一、早期代表──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19世纪，作为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阶段，出现了诸如格里姆克姐妹、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苏珊・B・安东尼等杰出的女权主义者。随着塞尼卡福尔斯会议的成功召开，女权主义运动开始朝着有组织、有目标的方向发展，推动着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以及由两者合并而成的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等妇女组织先后创建。作为这段时期大部分妇女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毫无争议地成为此次运动早期领导团体中的核心人物。 　　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是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1815年生于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她认为"妇女应该和男人享有一样的权力"。[2]1833年，毕业于特洛伊女子学院。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使她对平等思想的理解更趋成熟。1840年，她与废奴运动者亨利・斯坦顿结婚，思想深受其丈夫影响，也逐渐成为一位积极的废奴主义者。 　　不久，夫妻二人赴英参加世界反对奴隶制大会，但大会拒绝所有女性代表进入会场的做法使斯坦顿深受打击。然而，她在此时结识了人生中重要的革命导师──柳克丽霞・莫特。莫特作为第一个女性废奴社团的创建者，她的声明早已远播。此时，同样优秀的两位女性，结成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并共同约定，回国后便发动女权运动。 　　莫特来在滑铁卢镇会见斯坦顿，莫特夫人描述到"其情之强，其愤之列，令我怦然，令众哗然，为改现状，义无反顾"。[3]两人此次见面达成召开一次妇女会议的共识。之后在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公告，向当地民众倡议召开一次以妇女权益为主旨的大会。几天后，在两人的主持下，标志着美国女权运动正式诞生的塞尼卡福尔斯会议在纽约举行。会上，斯坦顿夫人提出了为妇女争取包括选举权在内的12项权利的响亮口号。至此，斯坦顿已经踏上了为女性争取权利的奋斗之路。 　　随后的日子里，斯坦顿遇到了生命中的知己──苏珊・安东尼。苏珊・安东尼。安东尼作为19世纪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她为争取妇女选举权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在女权运动爆发后，安东尼始终支持斯坦顿。她敏锐地意识到妇女代表在纽约州的请愿活动若想获得成功，就必须"要达到在州立法机关前的听证水平，就必须收集到上千张签名，因此，除了要取得城市群众的支持外，还应该争取到乡镇群众的支持"。[4]为此，她积极筹划、组织，最终在短时间内搜集到近万分的签名，使得部分妇女权利在州立法上通过。在安东尼与斯坦顿等女权主义者的积极组织与宣传下，女权运动的消息得以传遍全国各个角落。 　　美国当时的社会观念和法律严重地体现出一种"父权思想"，标志男女地位的天枰始终偏向男子。作为女权运动的早期领导人，斯坦顿极有主张，擅长于演讲和报纸文章的写作，是个非常优秀的理论家。她对一切有关女性的事情都感兴趣，她和安东尼一起关注诸如离婚和宗教等问题，她们的观点时常令人震惊。当时的婚姻法，无论是联邦法律还是各州法律，只有出具通奸、丈夫抛弃家庭或妻子受到极度残酷虐待的证据，婚姻才能被终止。然而，斯坦顿却对这样的法律规定不以为然，她认为："'婚姻是一种链条'，妇女不应该自觉地束缚在婚姻里，她应该拥有与男人一样的离婚权利。当妇女对婚姻不满意时，有权利向议会提出终止婚姻的请求"。[5]这在把婚姻当做是一种神圣、纯洁的时代，这种观念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它出现后立即引起激烈的社会争论。 　　在为妇女争取各项平等权力的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宗教组织一直强烈反对改变社会或政治关系中的性别结构。她认为，绝大多数的神职人员都认为妇女从事这种男性工作，将会对他们的权威以及通过他们传达的神意产生破坏性影响，并声明："妇女对根据腐败的风俗和经过曲解的《圣经》给她们所划定的限制不能再甘心忍受了"。[6]于是，她打算从宗教领域对女人是为取悦男人而被创造的说法进行彻底批判，便与安东尼在一些妇女的帮助下出版《妇女的圣经》，它从女性的角度对原版《圣经》进行了彻底批判，其中，将上帝创造夏娃的故事批判为一个小小的内科手术，并认为女性的压制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中有关毒蛇引诱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 　　在她的一生中，曾发表过三次重要声明，其中完美地体现了她女权思想的一次是1892年名为"自我孤独"的演讲。通过这次演讲，她向全美妇女呼吁，美国自由应该而且必须完全彻底把妇女包括进去。她说，"（女人）是人：是土生土长的、生来自由的公民；是财产的拥有者和纳税人。然而我们被禁止行使我们的权利参与选举……除了不是男性外，我们具有宪法要求的一切资格，也是具有法定选举人所必须的条件"。[7]同时，她描绘了一个拥有自主权的个体组成的景象，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如同居住在孤岛上的鲁滨逊，而"母亲、妻子、女儿"等角色只不过是生活中存在的偶然关系"。[8]她坚持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她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内在资源来实现自我和自身的全面发展。而她此时的这一要求则是20世纪在美国兴起的强调自我实现和发挥的女权思想出现的预兆。 　　二、新一代领导者：卡丽・查普曼・凯特与爱丽丝・保罗 　　经过早期领导人的不懈努力，到了20世纪，美国的妇女地位有所提高，尤其是1890年，各行其是的两大妇女组织合并成为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后，极大地扩大了女权主义运动阵营力量，使妇女选举权运动得到更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此时，为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 　　卡丽・查普曼・凯特将实现妇女选举权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来对待，在婚前便与未婚夫签订了一份法律协议，规定卡丽每年春天和秋天各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用于参加妇女投票权的工作。“凯特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一名妇女参政的积极主张者，并在20多年间一直在全国的运动中很著名”。[9]1900--1904年，凯特当选为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主席，成为女权主义运动在新世纪的新一代领导者。她当选后，立即着手改革。 　　1904年，正当她的改革初见成效时，由于与协会其他领导人政见不和，不能连任主席之位。1904--1915年，安娜・肖作为协会主席，一直掌握着协会大权，虽然她在任期内，对女权主义事业尽心尽力，但她依然不能称之为一位合格的领导人。正是在此时，女权主义运动陷入了停滞期。对于女权运动而言，此时急需一位综合领导能力强且能够运筹帷幄的领导人，而凯特在这一关键时刻回到美国。 　　1915年，凯特通过组织西部几个州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以及纽约州的公民复决运动，不仅使她非凡的组织能力得到表现，而且还使她成为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的新任主席。在她的带领下，"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逐渐成为一个纪律严明、分工明确的组织，协会采取各种做法为妇女争取妇女选举权，如筹集资金、举行会议、游行示威等，努力争取早日通过"妇女选举权联邦宪法修正案"。 　　以卡丽・查普曼・卡特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的斗争策略较之前一代领导人的斗争策略更加深得人心。在过去的斗争中，早期女权主义者认为国家应该赋予女性选举权主要是因为行使选举权是女性天生的权利，只有妇女获得选举权，才能表明美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而新一代的领导人则更多地强调授予女性选举权的社会效应，即认为妇女获得选举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维护家庭和改造社会。因为"妇女通过对公民权概念的亲身体验，提高教育孩子的能力，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母亲；妇女获得与丈夫平等的地位，打破夫妻之间一方卑躬屈膝，另一方残暴专横的不公正关系，从而更有利于妇女成为一个好妻子"。[10] 　　当运动普遍陷入低潮时，为了早日实现女性获得选举权的目标，在卡丽・查普曼・卡特的领导下，放弃了国会批准宪法修正案的希望，转而争取修订各州法律。在争取各州支持中，最困难的就是南达科他州，"它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城镇偏远，人口稀少，而且政治联盟不可靠"。[3]女权主义者们在那里共发动了五次全面斗争，意欲改变南达科他州的法律，为分散的女性居民赢得投票权。女权主义者在凯特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迎难而上，继续为女性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与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逐州争取选举权的做法不同，由爱丽丝・保罗领导的全国妇女党的做法则更为激进，她们打算走联邦路线来促成选举权的通过。作为此次女权运动的最后一位领袖，爱丽丝・保罗是一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她曾经在英国深造，目睹英国女权主义者为争取女性平等权利所做的种种努力。回国后，她接受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的邀请，加入协会，但在随后的斗争策略中，她逐渐与协会发生分歧，并成立了半独立于协会的国会联盟。随着分歧日益增大，在保罗的带领下，国会联盟脱离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后又与妇女党合并为全国妇女党，保罗任主席。 　　新成立的全国妇女党，完全遵循英国女权运动的激进做法，不仅坚持走联邦路线，而且还通过示威游行等激烈手段打击不支持妇女选举权事业的执政党，尤其是继续保持反对民主党的立场。保罗说："哪个组织胆敢反对妇女在全国获得选举权，它就会在十二个拥有近一百万张选票的州内失去妇女的支持"。[11]面对全国妇女党的咄咄相逼，同时也为了能够在竞选中能连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尔逊选择了支持态度相对温和的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并一改当初反对给予妇女参政权的做法，转而支持妇女参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其他运动领导人要求她放弃抗议的劝告，她则带领参加封锁的队友质问这些劝说者："当国内的妇女不能享有民主的时候，这样的国家怎能在国外为民主而战"。[3]即使在随后的逮捕中，也没能使保罗妥协，她反而还在狱中发起绝食斗争。查尔斯・比尔德在给卡丽・查普曼・凯特的一封信中评论到："如果不是全国妇女党冒着危险利用她们的投票权反对民主党，就不会解放所有的女性，选举权就不能得到全国政党的承认"。[7]可见，保罗及其领导的全国妇女党极大地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虽然一次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不是由某个领袖人物来决定，但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次历史活动的顺利开展，均离不开核心领导人的组织和领导。作为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的精神领袖，与普通女性相比，他们有着较好的出身、受过较高的教育，且不平等意识更强烈。在国内、国际的时代大背景下，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大众宣传自己的平等理念，逐渐使越来越多、深感自身受到压迫的女性团结在他们周围，共同为争取自身平等权利而奋斗。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到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终于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女性争取权利运动的潮流。 　　参考文献： 　　[1]王恩铭.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Lucile.Davis，Elizabeth Cady Stanton，Capstone Press，1998. 　　[3]盖尔・柯林斯.暴永宁等译.美国女人：玩偶、苦力、内助、英雄[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4]E.Flexner&E.Fitzpatrick，Century of Struggle：The Woman's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5]E.C.Stanton（ed.），History of woman suffrag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5. 　　[6]赵晓兰.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特征[J].历史教学问题，1995（6）. 　　[7]徐红.全美妇女选举协会的历史考察[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8]埃里克・方纳.王希译.美国自由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萨拉・M・埃文斯.杨俊峰译.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10]黄虚峰.再探二十世纪初美国女权运动迅猛发展的原因[J].历史教学问题，2001（2）. 　　[11]张华.论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