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芳(音) 是中国教育奇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既没有出生在有钱人家庭，也不具备超众的智力，但得益于多年的艰苦努力和家人的牺牲，她不但获得了信息工程学学士学位，几个月后还将在加拿大拿到硕士学位。她说：“我想看看世界，提高自己，在外国积累一些工作经验，然后回国，把这一切
付诸实践并挣钱。”
西班牙《国家报》1月19日报道指出，在中国，数以千计的人都在重复她的故事。目前，中国有40万学生在国外留学，是全世界最多的。许多人就读于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中国教育体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基于三大支柱：严厉的纪律、对老师尊敬以及中国(中国教育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和家庭对教育的巨大投入。
报道称，只需要与曹的母亲吴伟文(音) 聊上一小会儿，你就会惊讶于这个国家的巨大进步。她回忆说：“我与成千上万人一样，没有机会上学。13岁那年，全家不得不离开南京，到安徽农村劳动。三年前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许多学校关闭。有些大学1970年再
次开学，但只要员或有关系的人。而我们什么都不是。”
报道指出，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有570万年轻人报名，只有
4.8%被录取。如今，中国的高考虽是世界上最恐怖的选拔考试之一，有多达912万人报名，但有60%的人可以上大学。她说：“当时的羡慕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知道将来这些人会成为重要人物。于是我发誓要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吴伟文履行了承诺。虽然6年前离婚在经济上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她在曹的教育方面从不吝惜。她坦言，1981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帮了她的忙。她说：“与许多父母一样，我可以把资源集中到女儿身上。我会继续这么做，直到她找到工作。”
报道指出，无法回避的是，她女儿之所以能够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曹明芳出生在上海，拥有上海户口。这使她可以在中国的“经济首都”上学。与其他地方不同，上海市84%的中学生可以上大学。这里的教育水平也得到了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报告的印证。评估
结果显示，上海学生的成绩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曹明芳说：“与拿农村户口的人相比，我们的确有一定优势，但这里的竞争非常激烈，你必须每一步都要胜出。”确实如此。中国现在有2.5亿学生，其中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承受着来自长辈的巨大压力。对于父母来说，分数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三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87%的家长最看重分数以及孩子是“两道杠”还是“三道杠”。此外，他们还关心孩子是否能上重点学校。重点学校往往可以获得的大部分资源，而且只针对最好的学生。因此，竞争甚至在高考前就已展开，学生们还要经历决定他们能上哪种高中的中考。
朱雨菲(音) 就处于这一阶段。几个月后，她就将参加中考。父母要求她上上海市虹口区最好的高中。朱雨菲说：“中国学生的生活很残酷：我们早上六点起床，到学校后要作早操，然后七点半上课。”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放学。
规定下午四点半放学，但许多成绩不好的学生要补课到晚上八点或九点。从周一到周六。其他学生也不会浪费时间：课外班的内容包括语言(尤其是英语) 、音乐、体育等。朱雨菲想成为时装设计师，但父母决定让她学会计。她抱怨道：“我没有任何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复旦大学社会学专家徐安琪(音) 指出，中国1986年通过义务教育法，实行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没有人怀疑这一措施取得了成功。统计数字摆在那里。中国是最快普及免费初级教育的发展中国家。中国15岁以下人口入学率达到惊人的99.8%，辍学率也远低于其他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
报道称，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18至22岁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已从1990年的4%上升到目前的24%。徐表示，但中国的教育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对于分数和头衔的渴望正在制造机器人，而不是人。过度竞争导致了令人担忧的道德缺失，年轻人很难交朋友，变得过于自我。人们过度看重学术成绩，忽视人文成就，传统价值正在丧
失。
报道认为，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实际，孩子们往往承受着无法忍受的压力，甚至从小就要面临优胜劣汰。北京的什刹海体校是中国最好的运动员“工厂”之一。这里没有带黑板的教室，只有运动垫和乒乓球桌。一切都是为了取得金牌。幸福感是次要的。
10岁的王耀磊(音) 先是低声说：“我没有时间跟朋友玩。”然后，相信只有受苦才能成功的他坚决地说：“一开始父母逼着我来，现在我明白这是为我好。”在一旁观看他在吊环上每一个动作的母亲承认，对儿子寄予了厚望。她以略显奇怪的夸耀口吻说：“只要他努力，我们就能变成有钱人。”
报道指出，这种压力造成了巨大的情感代价：中国每年25万自杀者中大多数未满30岁。200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南方城市佛山有17%的中学生有过自杀的想法。虽然这一话题仍是禁忌，但没有人能够回避高考后自杀事件激增的事实。高考在中国不只是一项考试，
这项选拔考试可能会成为进入精英阶层或沦为社会底层的分水岭。
孟子舟(音) 将在六个月后面对这一决定性时刻。但与大城市许多青少年一样，17岁的她选择了叛逆之路，而且没有被发现。虽然父母坚决禁止她谈恋爱，担心她“在如此重要的时刻分心”，但她每周与男友见面三次。除了幽会，她还发现了其他放松方式。每周二和周四，她并没有像答应父母的那样去上托福考试补习班，而是决定去学钢管舞。她笑着说：“我妈妈看到我穿成这样肯定会突发脑溢血。但巨大的代沟使她看不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
在1300公里外的陕西省一座小山村，完全看不出孟所说的变化。这里既没有霓虹灯，也没有摩天大楼。实际上，这里缺电，150名村民仍然生活在窑洞里，大部分人靠种地勉强度日。因此多数年轻人都已离开，只剩下老人和孩子。
但孩子们每天都会一个不落地到村里的学校上课。在这里学习的还有附近更小村子的孩子，他们每天来回要步行几个小时。那些住得
更远的孩子只好住在教室旁边的宿舍里。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学校每周一早上七点都会举行升旗仪式。
校长李振华(音) 说：“所有孩子都按照法律规定入学。但教育水平有很大差别。这里大多数教师来自农村，只有中学学历。由于没有年轻教师，学校的连续性正面临危险。”的确如此，这里很少每天上课超过4个小时，而且没有任何计算机课程——学校唯一的计算机染上了病毒，没有人知道怎么修。
报道称，这既反映了中国教育体制的另一面，又反映了这个国家存在的巨大差异。这所学校的204名学生中，12岁的冯向明(音) 是中国6100万留守儿童中的一员。这些青少年的入学率与他们在上海的小伙伴一样，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国际学生评估计划报告，很可能一辈子也进不了大学。
报道指出，农村户口阻止了冯向明的迁徙，也加大了他接受更好教育的难度。但这并没有使他失去梦想。目前，他最大的愿望是与在
山西临汾开小食品店的父母团聚。他说：“我很想他们，长大了我不想放羊和种地。”
在2000公里外的云南省西双版纳一座村庄，天气不像北方那么寒冷，但早上有些凉。10岁的贺越(音) 跟其他同学一样，喜欢穿一件外套。他们不穿校服，因为没有人买得起。免除了学费，但每名学生还要支付饭费等费用。此外，学校里大部分学生都有兄弟姐妹，因为他们是傣族——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非汉族学生上大学也有一些优惠政策。
贺越长大后或许可以享受这些优惠政策，但他的姐姐贺星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父母是农民，年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水平，不得不在几年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两个孩子只能有一个上学。与中国许多地方一样，偏爱男孩的想法占了上风。结果越越每天可以上学，星星只能一边上学、一边干农活，15岁以后就不再去学校了。父亲说：“贺星是个好姑娘，我们希望她能嫁到一个好人家。”对于她来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二十世纪非常相似。(编译/徐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