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什么？
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
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2012年5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按照中方的说法，它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按照美方的说法，它是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的打破，是以“新答案”解决“老问题”。
内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
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谈谈你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
一、 超越传统大国关系模式与冷战思维
中国是刚刚成长起来的新兴大国，是后起大国、后发大国，或称“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是拥有巨大战略资源和全球影响力的老牌大国，是既成大国、守成大国，或称“霸权主义大国”。中美两国努力探索并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无疑有助于双方建立更多、更有效的对话机制和交流平台，从而在各领域、各层次不断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有助于增进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理解与沟通，加强双方在应对共同威胁与挑战、处理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
二、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与时代潮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上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中美两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特殊性，双方在长期共处、广泛合作的同时，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层出不穷的矛盾、分歧与冲突，中美两国关系性质如何、走向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牵动着人类共同的命运和前途。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期望和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因此，中美努力探讨一种新型的、文明的、理性的、建设性的大国和谐相处之道，不仅是两国发展的共同需要，也是时代进步的召唤与责任。
三、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需要建立更具包容性、覆盖面更广的新型大国关系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与国际政治生态的深刻演变，亚非拉地区的新兴大国迅速成长，除中国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印度、南非、巴西等国。作为原苏联国际政治遗产的主要继承国，俄罗斯综合国力恢复不断加快，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持续回升。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之一，俄罗斯更多地被归为新兴大国，但其也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既有新兴大国的某些特点，也具有传统大国、守成大国的某些属性，在独联体、欧洲以
及亚太事务中的影响力不可低估。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同是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应对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同时，新兴大国各自也面临许多问题，因而需要建设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国家关系，以便妥善处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同时应对新兴大国之间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上的各种分歧与争端，调整和理顺与本国密切相关的各种利益关系。 四、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具有积极意义
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有关大国关系的理论框架中，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影响较大，甚至占主导地位。该理论强调以“国家实力”论英雄，以“大国兴衰”论成败，认为崛起国必然通过战争等非和平手段挑战既存霸权国，而霸权国也必定以暴制暴，反制挑战，从而使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陷入所谓“大国政治悲剧”。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建立在政治敌对、经济剥夺、社会交恶、文化殖民基础上的旧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有悖于时代潮流，注定没有前途。试图用旧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和规则处理当今国家间关系与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大国关系和大国间问题，无疑是“秋行夏令”、“缘木求鱼”，不仅越来越行不通，而且会贻害全球，贻害后人。
2. 当代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危害：
根源：恐怖主义作为人类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并非近现代才出现，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荆轲刺秦王以及古罗马
的凯撒大帝的遇刺都是非常典型的恐怖事件，它们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恐怖主义”一词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保卫新生政权，执政的雅各宾派决定用红色恐怖主义对付反革命分子。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对一切阴谋分子采取恐怖行动”。因此，它常常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恐怖主义随之产生，它要么是广泛的革命战争的伴生物，要么是以内部对抗的形式出现”。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卡尔? 海因茨在《刺杀》一书中总结到：对民众起义来说，统治当局太强大、太残忍了，不会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必须接受刺杀作为历史进步的主要工具，这也是“为实现历史目的而需要的不可避免的工具。”这一工具很明显可以看到恐怖活动的踪迹。有时“恐怖主义”也可以看做是革命者虚弱的表现。革命者在没有群众运动支持的情况下，企图用孤立的暴力行为来实现巨大的变革。恐怖主义事件经常在群众运动失败后革命者想实现变革时产生。如意大利的红色旅便是群众运动失败后的产物。另外，在上世纪50年代，拉美有些国家内部的革命派就公开主张以此为武器“呼吁使用革命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手段推翻殖民主义势力在第三世界的统治”。
民族主义，那些抵御和反抗外来统治和压迫, 争取民族独立已成为产生恐怖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根源。特别是在二十世纪，许多民族主义分子通过恐怖主义的形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自治，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如1954年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而二战后，特别是二十世纪晚期，发生了一系列少数民族试图与主体民族分离的行动，如英国的“北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当然，在民族主义中我们也不应落下那些宣扬种族至上，崇尚法西斯，暴力的极端残忍的种族“恐怖主义”，如德国境内如今尚存的“光头党”及美国的“3K 党”。总体说来，由民族主义引发的恐怖主义繁多而复杂，据统计, 目前世界恐怖主义组织中有三分之一是这种类型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也是国内外矛盾激化的产物。随着南北关系恶化，发展中国家贫穷状态的加剧和全球化的日趋发展，弱势国家和民族不但在经济和技术上无法与发达国家和大国分庭抗礼，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日益被边缘化；在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层面上，部分人享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便利，而同时相当多
的人却愈益缺乏改善自身状况的手段。社会制度的缺憾，不公平现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失业，疾病，饥荒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了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和背景。此时的恐怖主义便成为了弱者反抗强者的手段。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反对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成为了他们的动机。当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全世界人民在齐声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也指出了这次恐怖主义袭击的实质根源, 冷战后，世界格局体现为美国的一极独霸，美国依靠强权，不顾及他国安危与尊严，坚决采取干预他国政策，在全球撒开信息大网干涉中东事务，支持以色列，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使得美国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众矢之的。
宗教因素和文明冲突也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在当今的很多恐怖主义组织中，宗教性已成为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极端狂热的宗教信徒成为一次次恐怖事件的主角。有人认为“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最为普遍与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类型。西方国家有些学者曾提出过“文明冲突论”的问题，他们倾向于将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反西方的恐怖主义, 因此也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根源。 总之，恐怖主义的根源多种多样并已成为了各种势力都可以利用的工具。
根据恐怖主义行为主体的划分，可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府恐怖活动，另一类是非政府恐怖活动。一国政府用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属于政府恐怖主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利比亚、伊朗等国就常常受到这样的指责。非政府行为的恐怖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一个大类，其表现形式较为复杂
*恐怖主义是时代的一股逆流，已具全球性。它不择手段，惨无人道，伤害无辜，破坏社会稳定，闹得世界不安宁。恐怖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派生出来的，包括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以及一些原教旨主义的驱动，某种条件下还是对霸权主义的报复行动。当前恐怖主义日益网络化、国际化甚至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自应付，任何一项孤立的反恐行为都难以收到实效。国际社会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有效地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
长期以来，恐怖主义以其血腥的暴力活动为显著标志，在世界许多地区制造混乱，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9·11”事件更是使这种活动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以空前的破坏力、冲击力和影响力，给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带来深刻的变化；它也迫使世界各国再度聚焦恐怖主义，重新评估恐怖主义危害，并把反恐纳入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虽然恐怖主义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恐怖主义威胁并没有在国际反恐斗争的严厉打击下日趋减小。仍不断发生的一系列恶性恐怖事件显示，恐怖主义威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一些地区还不断恶化。由此可见，反恐斗争仍是一项十分复杂、长期、艰巨的任务。
危害：虽然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只是极少的一小撮，但由于恐怖活动所具有的特性，使它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
于普通的刑事暴力犯罪，并影响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
（一）恐怖主义危害不因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员减少而缩小。恐怖主义既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也不同于常规战争，它是一种“以小搏大”的极端不对称的暴力活动。这种“不对称”之所以极端，是因为它并不是军事作战中的不对称，而是恐怖组织有预谋地针对毫无防范能力的平民进行袭击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还体现在政府难以给予“受害群体”全面保护而防范这种袭击，也就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像保护要人一样地保护起来，不可能把所有民用建筑、设施都像保护使领馆、军事基地、政府办公驻地一样地安装各种防恐设备。由此可见，恐怖组织、恐怖分子与各国军队相比是“弱者”，但与它们袭击对象相比则是“强者”。
虽然说恐怖组织不断遭到重创，许多恐怖分子不断落网，但残余的恐怖分子“以小搏大”的危害并没有减少。这种“以小搏大”，可以通过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或交通工具里放置炸弹、大规模劫持人质、使用汽车炸弹、用导弹袭击民用航空器等方式实现。在这些恐怖活动中，几个恐怖分子、几个炸弹、几枚导弹同它们所造成的伤害与影响可以说难以成比例。因此，我们评估恐怖主义的危害，不能仅仅因其人员的减少而放松警惕。
（二）恐怖主义危害仍在不断扩大。常规恐怖活动已经显示了它的杀伤性与破坏力，每年死于恐怖活动的人数有增无减。与此同时，人们更加关注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出现的可能。恐怖主义无视人类的任何道德规范，不受任何国际法约束，因此，它追求最具轰动、最具血腥、最具影响的各种恐怖活动方式，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直是其寻求使用的手段之一。1995年造成1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使人们更加警觉使用化学武器的恐怖主义；越来越多的放射性材料的走私活动，也使人们对包括“脏弹”在内的核恐怖主义的恐惧与日俱增；而在美国蔓延的炭疽恐慌更使人们忧虑生物恐怖主义的来临。随着国际社会的日益开放，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恐怖分子得到制造包括核、生、化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和制造材料的途径与方式也越来越多，亟需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与警惕。
“9·11”事件中，载满乘客和油料的大型客机撞向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恐怖举措表明，恐怖分子在使用常规武器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新的更具危害的恐怖活动方式。一些恐怖组织逐渐超越传统，尝试高科技带来的恐怖效应。它们在异地建立支持性网站，从事各种培训、宣传等活动；利用现代两用技术如全球定位系统、移动电话、寻呼机等进一步加强其恐怖活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非暴力恐怖主义的危害越来越大，信息恐怖主义就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当人们在享受现代化传播技术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当人们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网络时，恐怖主义也把邪恶的目光瞄准这一领域。他们不仅利用互联网结成跨地区、跨国界的大型组织，利用网络的便利条件获取和发送各种信息、交流经验，利用网络从事各种犯罪活动；同时，他们也把这种支撑现代化社会的系统作为攻击目标：瘫痪网络、干扰攻击通信卫星等。此外，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也处在恐怖活动的威胁之下。
（三）恐怖主义危害还在于它造成大范围的心理恐慌，影响经济发展。恐怖主义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以滥杀无辜来追求更大规模的血腥效果；二是力图制造更大范围的恐慌效应。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与物质财产损失只是恐怖主义危害的一个方面，它的危害还表现在对人们心理的冲击。虽然恐怖活动最直接的受害者只局限于案件现场，但人们由此所产生的心理恐慌则远远超过这个范围。因心理恐慌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全方位的：一是对政权的稳定有所影响，有时甚至造成政府的更迭；二是造成社会一定程度的动荡不安，人人自危；三是妨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秩序，一遇到事件便与恐怖活动相联系，造成交通中断、工作停止等状态。
而且，恐怖主义的危害还在于恐怖活动的放射性作用，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表现一，通过各种类型的恐怖活动，增加社会安全成本。为防范恐怖袭击，各国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各种安保措施。这不仅使得人们工作生活的各种快捷途径大打折扣，而且这种安全成本也使其他经济活动的效益有所下降；表现二，直接对经济构成冲击。1997年埃及旅游胜地卢克索发生屠杀外国游客的恐怖事件后，世界各国纷纷取消原定去埃及的旅游计划，使埃及当年的旅游收入下降了30%；2001年印尼巴厘岛爆炸事件后，不仅已在该岛的游客匆匆离去，而且去该岛的人数也急剧下降。事发第二天，印尼股市开盘，综合指数下降了10%。“9·11”事件中，美国纽约在其地标性建筑物——100
多层400多米高的世贸双子塔被两架被劫民航客机撞击后轰然倒塌的同时，既造成了2800多人的死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使美国笼罩在恐怖阴影之下，一时间草木皆兵。此次事件除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外，间接影响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四）恐怖主义危害日益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稳步发展。在此状态下，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性更是不断加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各国的脆弱性增加了。这种脆弱性的实质，是指威胁国家安全的跨国因素增多，而恐怖主义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因素之一。我们看到，尽管恐怖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热点，但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其危害的全球化现象尽显。“9·11”事件虽只是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但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据联合国估计，此次事件将使世界经济发展放慢1个百分点，损失高达3000多亿美元。在2800多死亡人员中，涉及的国家多达几十个。换言之，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人民都要承担恐怖风险与反恐成本。
评估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不应只着眼于恐怖事件的发生，而应看到它的全部。恐怖主义既有极端理论作宣传，也有一定组织机构进行策划；既有募集资金网络，也有走私武器军火渠道；恐怖事件只是恐怖主义的一种最终表现形式。由此可见，虽然恐怖攻击主要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但其他恐怖主义活动则有可能在世界各地进行。由于以往忽视这一点，使恐怖主义问题造成了许多国家之间的摩擦。这种摩擦不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就是发达国家之间也有，而且这种摩擦现在仍然存在。
为什么说“伊斯兰国”的崛起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
一、“伊斯兰国”已构成国际恐暴势力主干
自2014年6月以来，极端恐暴组织“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 或ISIS ，以下简称“伊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迅速扩张，既直接危及伊拉克政府的生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叙利亚战乱的性质，并产生域外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斗争目标不断升级
“伊黎”前身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 ），成立于2004年初，只招募逊尼派极端分子，异教徒皈依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教义后也可加入，[1] 首任领导人是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斗争目标是将美军赶出伊拉克。2006年6月，扎卡维遭美军空袭身亡后，“基地”伊拉克分支选举阿布·阿卜杜拉·拉希德·巴格达迪（Abu Abdullah al-Rashid al-Baghdadi ）为埃米尔，拥戴阿布·阿尤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 ）为首席伊斯兰法学家, 并将“基地”伊拉克分支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I)，斗争目标扩展为在赶走美军的前提下，推翻亲美“傀儡政权”，将伊拉克变成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 [2] 2010年4月18日，巴格达迪和马斯里二人遭美军和伊政府军突袭，同时阵亡。“伊拉克伊斯兰国”于5月16日再次选举，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以绝对优势胜出，成为埃米尔并兼任首席伊斯兰法学家，大权独揽。[3] 巴格达迪自诩“先知穆罕默德后裔”，在“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内树立了绝对权威。在他的指挥下，该组织同时袭击美军、伊政府军和什叶派“迈赫迪军”，并策划和实施了对逊尼派清真寺的汽车炸弹攻击，随后“留下物证”嫁祸于什叶派，借此为教派冲突火上浇油。2011年底，美国从伊拉克撤出作战部队后，“伊拉克伊斯兰国”所面临的军事压力
骤减。2013年初，巴格达迪决定抽调部分主力挺进叙利亚，将叙战乱演化为“伊斯兰圣战”，政治目标是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叙建立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统治。同年4月8日，巴格达迪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展为“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阿拉伯语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4] 该组织扩名标志“伊斯兰圣战”变为升级版，既要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也要在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灭亡背后有美国鼎力支持的以色列。巴格达迪称，不能因为美国是以色列的后盾，伊斯兰圣战者就不去灭亡以色列，“伊拉克伊斯兰国”已经在两河流域同美军较量过了，美军拿伊斯兰圣战者毫无办法，否则他们就不会从伊拉克“滚蛋”。[5] “伊黎”宣布成立后，重创叙政府军和“叙利亚自由军”（世俗主义反政府武装），控制了叙北部和东北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巴格达迪野心膨胀，要求在叙作战的“支持阵线”（al-Nusra Front）归顺“伊黎”。“支持阵线”头目贾拉尼请求“基地”总部掌门人扎瓦赫里进行仲裁。扎瓦赫里裁定，“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名违背伊斯兰法，试图吞并“支持阵线”更不会得到真主同意，责令巴格达迪将本组织活动范围严格限定在伊拉克境内。巴格达迪拒绝接受扎瓦赫里的裁定，命令所属各部解除“支持阵线”武装。2014年1月，“伊黎”发起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造成“支持阵线”被逐出拉卡省，80%的武装人员投降。为此，扎瓦赫里宣布“基地”总部断绝与巴格达迪的一切关系。
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确立了“伊黎”在叙利亚的根据地。鉴于这种形势，巴格达迪决定打通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大战场的联系。从2014年6月开始，“伊黎”抽调半数主力，东进伊拉克，攻克摩苏尔、提克里特、费卢杰等重镇，控制尼尼微、萨拉赫丁等省的大部地区，逼近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并控制伊叙、伊约边界的全部过境点。6月29日，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宣布，“伊黎”更名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简称“伊斯兰国”），疆域不仅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OIC ）所有成员国，还包括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和中国新疆。巴格达迪自封为“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服从他的统治。巴格达迪号召追随者“征服罗马和西班牙”，[6] “把真主的旗帜插上白宫”，“几年内占领新疆”，进而“获得全世界”。 [7] （二）极端和凶残程度超过其他恐怖组织
自2004年成立至2014年8月底，伊拉克境内发生的绝大多数针对平民的恐暴活动，都是刚改名的“伊斯兰国”所为。从2013年初至2014年8月底，叙利亚境内半数以上针对百姓的恐暴袭击，也是“伊斯兰国”所为。为了打造和传播“伊斯兰圣战”的威慑力，该组织重视以血淋淋的行动来扩展影响，旨在从精神上摧毁对手和民众的意志，尽快成为“易卜拉欣哈里发”（Caliph Ibrahim，即巴格达迪）的顺民。例如，2014年6月15日，“伊黎”攻克尼尼微省塔勒阿法尔市，将被俘的1700名伊军官兵“以残忍方式”集体处死，并将视频传播到网络上；[8] 7月17日，“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霍姆斯省沙尔天然气田，将270名叙军官兵集体处死，尽管一些官兵求饶，但未能唤起刽子手的恻隐之心；[9] 7月28日，斋月结束之际，“伊斯兰国”在网络上播出长达半小时的录像，内容是摧毁摩苏尔和巴格达郊外什叶派清真寺，以及大量处死什叶派百姓的血腥镜头；从8月5日开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辛贾尔地区对亚兹迪人展开种族清洗，对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的男子一律斩尽，女子则一律变为性奴，“分配”给恐暴分子，约5万亚兹迪人被迫逃往山区；8月19日和9月2日，“伊斯兰国”在网络上公布美国记者弗利和斯蒂芬被斩首的视频，要挟美国停止空袭，否则“还将处死美国人”。
（三）跃升为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
从2014年6月开始，“伊斯兰国”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其武装人员由1万余人扩编到9万多人（叙境内5万多人，伊境内3万多人），[10] 控制区域达26万平方公里，暂时“定都”叙利亚的拉卡。
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构成看，骨干来自原“基地”伊拉克分支和车臣伊斯兰武装，后来吸纳了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圣战者”，这部分人的数目大约3000人，包括具有欧美公民身份的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几十名欧美“纯种白人”，还包括几十名“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 ）恐怖分子。自2013年7月以来，“伊斯兰国”劫持了多座监狱，除了能够从伊斯兰法角度提供“特殊理由”者，所有囚犯都被要求成为“圣战者”，否则格杀勿论。[11] 另外，“伊斯兰国”接收了数千名原萨达姆时期的军政人员和哗变的叙军官兵。 从财力看，沙特、卡塔尔等国的一些伊斯兰基金会为“伊斯兰国”提供长期资助，为此时任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公开指责沙、卡等国，而沙、卡王室不承认“有官方资助”。[12] 实际上，来自沙、卡等国的资助已无法满足“伊斯兰国”扩张的需要，该组织主要运行资金来自“战场创收”，包括每攻占一座城镇，都要将银行和珠宝店洗劫一空，同时倒卖文物；在所控区域征税，拒绝交税者将被处死；设关卡向过往车辆收“买路钱”；占领叙伊油气田和电站后，转而向土耳其、黎巴嫩、约旦等国出售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而获利。伊拉克情报机构估计，“伊斯兰国”目前资产约20亿美元，包括抢劫摩苏尔银行所获得的4.3亿美元现钞和大量金条。
从装备水平看，“伊斯兰国”在伊叙夺取了十余座政府军武器库，获得大量军事装备。就其拥有的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防空武器等的数量和打击力而言，已经超过“基地”总部、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车臣伊斯兰武装等其他激进武装。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国”占据了叙利亚塔布卡空军基地和伊拉克摩苏尔机场，获得了十余架“黑鹰”直升机和几十架米格—23战机。巴格达迪称，受 “9·11” 事件启发，“伊斯兰国”将让这些飞机“派上用场”。[13] （四）引来全球恐暴势力效仿
“伊斯兰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崛起和壮大，令世界各地恐暴组织刮目相看，一些组织已表示服从，另一些组织表示“愿借鉴成功经验”。例如，车臣伊斯兰武装主力之一“迁徙者支持军”（JMA ）头目阿布·奥马尔·希沙尼（Abu Omar al-Shishani）于2013年11月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在“伊黎”扩名为“伊斯兰国”后，希沙尼又宣布车臣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2014年7月，尼日利亚“博科圣地”（Boko Haram ）头目阿布巴卡尔·舍考（Abubakar Shekau）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尼日利亚、喀麦隆、尼日尔、乍得等国将并入“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疆域。2014年7月8日，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哈里发运动”（Tehrik-e-Khilafat ）宣布效忠巴格达迪，并宣称南亚次大陆和呼罗珊地区将成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14]
与此同时，“基地”各分支及伊斯兰世界另外一些恐暴组织，如印尼“伊斯兰团”、菲律宾阿布萨亚夫武装、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虽未表示效忠巴格达迪，但都承认“伊斯兰国”的斗争经验值得借鉴。另外，“伊斯兰国”与“基地”总部、巴格达迪与扎瓦赫里之间的反目，造成“基地”系统的分裂。“基地”阿拉伯半岛、马格里布、西奈、索马里等分支都拒绝宣布与“伊斯兰国”为敌，说明“基地”总部和扎瓦赫里对各分支严重失控。
二、“伊斯兰国”崛起产生“溢出效应”
“伊斯兰国”在叙伊两国崛起，打破了西亚北非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强拧地区形势偏离原有走向，并对域外产生“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 （一）同时损害各攸关方的利益
“伊斯兰国”树敌很多，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包括异教徒、无神论者及其政权，美欧俄等属于异教徒范畴，中国属于无神论政权。根据这一划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和国家都属于“伊斯兰的敌人”。当然，对敌人并不是要杀绝，只要皈依伊斯兰教，就可以变成“自己人”。第二类主要指伊斯兰教的“叛徒”，包括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由于“伊斯兰国”是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潮与运动，笃信“圣战萨拉菲”教义，因此什叶派教理教法被视为异端邪说，什叶派必须皈依逊尼派，否则就将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叛徒个体”。什叶派掌权的国家是“违背伊斯兰法的”，属于“叛徒政权”，必须予以推翻。根据这一划分，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的国家政权均必须推翻。按照马斯里和巴格达迪的宗教解释，不但什叶派个体和政权是“伊斯兰的敌人”，且逊尼派中也存在大量“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除了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埃及和东南亚的“伊斯兰团”（Jemaah Islamiah）、“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菲律宾“班萨摩洛伊斯兰解放斗士”（BIFF ）、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 ）等思潮、运动和组织外，余者均为“离经叛道政权”，是伊斯兰圣战的对象，因此伊斯兰世界亟待拯救和改造。
“伊斯兰国”以伊叙两国为依托扩展疆域，首先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为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将使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地缘政治和“民主改造”成果化为乌有。该组织决意灭亡以色列，也是美国所不能允许的。“伊斯兰国”开展的伊斯兰圣战，直接挤压“什叶派新月地带”，挑战了伊朗的地缘战略利益。“伊斯兰国”致力于推翻巴沙尔政权，挑战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伊斯兰国”发誓占领新疆，对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构成潜在威胁。
（二）打乱美国中东战略部署
其一，迫使美国推迟更迭巴沙尔政权的时间表。2013年9月以来，美国利用俄罗斯“化武换和平”倡议，迫使叙交出化武并参加了涉及“政治过渡”的日内瓦会议。美国的算盘是，一旦叙同意排斥巴沙尔的“政治过渡”安排，则低成本“政权更迭”就实现了。如叙拒绝，则以2013年“8·21化武事件”等为由，推动海牙国际法院向巴沙尔发出含有相关指控的逮捕令，限期答复，逾期便实施外部武力干预，支持“叙利亚自由军”等推翻巴沙尔。目前，由于叙军与“伊斯兰国”正在较量，美国希望“借刀杀人”，因此“政权更迭”事宜推迟。2014年6月巴沙尔启动大选并“蝉联总统”，挑战了日内瓦“政治过渡”进程。
其二，废除伊朗“核武功”一事推迟，代之以与伊朗寻求妥协和利益交换。2013年11月24日，伊核问题六方与伊朗达成第一阶段措施协议，伊朗承诺停止5%浓度以上的铀加工，不再增加离心机。作为交换，美欧承诺部分解除对伊制裁。六方与伊朗同意从2014年1月24日起落实协议，并同意为达成最终协议展开谈判。截止7月24日，六方与伊朗遵守了承诺。2014年5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同意采取5项措施，以增加核计划的“透明度”。2014年9月1日，伊朗外长扎里夫与欧盟外交代表阿什顿会晤。扎里夫称，他对在2014年11月24日前与
六方达成最终协议“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鲁哈尼呼吁“开展国际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恐怖武装。与伊朗积极态度相比，阿拉伯国家除口头谴责“伊斯兰国”暴行外，囿于内外因素制约，不愿为打击“伊斯兰国”做出实质性贡献，特别是军事贡献。在伊朗有能力和意愿打击“伊斯兰国”的情况下，与伊朗开展“有限合作”就成为奥巴马政府最终选项之一。伊朗通过支持阿巴迪组阁一事，已经向美示好，而交换条件就是彻底解除美欧制裁和对“和平利用核能”持宽容态度。从种种迹象看，美伊在打击“伊斯兰国”和核问题最终协议方面的妥协空间在增大。
其三，遏制“伊斯兰国”扩张成为地区政策优先。美国已要求阿拉伯国家表明对“伊斯兰国”的态度，堵截本国极端分子与“伊斯兰国”的联系，并向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允诺，将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这些国家阻隔“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与“伊斯兰国”的勾连，支持它们取缔本国穆兄会和其他宗教极端组织。 （三）亚非两洲出现大范围动荡
在亚非各类恐暴组织中，学习和借鉴“伊斯兰国”斗争经验成为时髦。阿富汗塔利班发动“秋季攻势”， 9月初在加兹尼等省重创政府军。巴基斯坦塔利班在开伯尔山口等险要地段伏击北约车队，屡屡得手。印尼“伊斯兰团”宣布，成立东南亚“伊斯兰国”，疆域拟从印尼扩展到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文莱。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从2014年8月中旬起，沿尼喀、尼乍边界向首都阿布贾推进，已造成65万民众流离失所。在利比亚，以米苏拉塔民兵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武装和以津坦民兵为代表的世俗主义武装，围绕机场和炼油厂的争夺战日益激烈，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也门、索马里、肯尼亚、乍得等国的安全局势也在恶化。
3. 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源：
如何切实有效的治理腐败问题：
(一) 坚持教育先行，筑牢思想防线。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首先要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筑牢思想防线。一是要加强思想教育，增强责任意识。要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政治理论、党章，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增强为民服务意识，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二是要加强法制教育，增强法治意识。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法律法规知识，做到知法守法懂法用法。三是要加强廉政教育，增强廉洁自律意识。通过讲廉政党课、学习勤廉典型、观看反腐倡廉电教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多种方式，加强廉政教育，让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廉洁从政的理念，做到踏踏实实做人、清清白白为官。
(二) 强化制度约束，规范权力运行。一是要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努力消除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制度诱因，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基层来说，要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便民服务制度、公务接待、公车管理、党务、政务、村务、财务、社会事务公开制度、岗位廉政风险防控制度、述职述廉、行风评议、农村“三资”管理等一系列工作机制，用制度管人、管钱、管事。二是要增强制度执行力。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制度，树立榜样，带动党员干部按制度办事，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纪检监察部门要定期对干部岗位廉政风险进行排查，存在廉政风险的及时谈话提醒，督促整改。要用制度规范权力运行，保障干部成长安全。
(三) 强化监督检查，严防腐败滋生。一是要加强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建设。整合监督力量，开展联合督查，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种监督部门的作用。同时，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和业务培训，提高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二是要强化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加强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惠民政策，落实、征地拆迁、民政救灾救济、涉农补贴、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建设等民生领域的监督检查，进行全方位有效监督。三是要创新监督检查的方式。采取定期巡查、明查暗访、集中检查、随机抽查、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查看、网上调查等多种方式进行监督检查，获得真实情况。四是要发展民主，增强群众的监督意识。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管理村居事务，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
(四) 做到从严执纪，加大惩处力度。一是要畅通信访渠道。公开接访部门、接访场所、接访人员、接访电话，引导群众通过正当途径信访。对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认真调查，及时处理，将处理情况反馈给信访人。二是要加大案件惩治力度。坚持有案必查，有犯必究，及时调查处理腐败行为。把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作为查办案件的重点内容，对涉及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决不姑息迁就。通过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典型案件，起到震摄和教育作用。